吕途著的《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中深度访谈的三十余位女工，从五〇后到九〇后，年龄跨度很大，从中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前的国营厂大姐、转制大潮中的下岗工人，以及刚刚踏入社会的新生代女工，各个年龄段的读者都能找到自己的同龄人，看到她们的人生。

本书的作者吕途，作为妇女问题的研究者，又是长期做新工人调查的学者，她针对女性成长、婚恋、在家庭中的角色、性问题等，做了有针对性的访谈安排，历时多年完成此书。她不但是学者，更是女工群体中同呼吸、共命运的一员，用这本书回应时代的迫切问题。

吕途通过深入访谈，记录了34位普通人的所思所想、生命故事，她们是中国女工，从五〇后到九〇后。这些故事延伸出了两个历史：一个是时代变迁的历史，一个是个人的生命历程。当代中国的巨变深刻地塑造着每一个人，而不同年龄段女工的成长经历、谋生历程，也从不为人知的角落见证了中国社会的转型。

作为女性，她们的恋爱、婚姻和生育是女工故事的重要内容，她们承受着比男性劳动者更为沉重的家庭责任和社会偏见；作为劳动者，她们生活得如何，是否能获得解放和新生，也是衡量社会变革的尺度。女工个体的生命经验固然会显得单薄甚至无助，而当每一位劳动者的经历汇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女工群体坚韧的精神面貌。

吕途著的《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是“中国新工人”三部曲的第三部。新工人的故事其实是写不完的，他们还走在各自生命的旅途上，继续创造着历史。

序 女工故事与主体之名 戴锦华

前言 用生命去见证与创造

1951年出生的三婶 朴实善良与认命

1955年出生的薛姐 国体与法治

1957年出生的三姐 当医生不再是一份事业的时候

1962年出生的苏姐 国家与个人

1968年出生的菊兰 十八年的工资单

1968年出生的阿慧 人生的一场场苦恋

1970年出生的赵姐 简单 平淡

1971年出生的阿英 一条项链一个月的工资

1971年出生的阿龙 因为我们是正确的

1972年出生的丽英 这一辈子做了这一件重要的事情

1974年出生的辉兰 被宠爱的妻子

1975年出生的正先 房子和孩子

1976年出生的老赵 二十年

 附：给孩子们的一封信 老赵

1976年出生的晨玉 自由与安全

1978年出生的如玉 生不出儿子怎么办？

1978年出生的艳霞 离婚的代价

1979年出生的阿芬 美丽的烦恼

1981年出生的阿坚 祸福相倚

1981年出生的彩云 只有傻子才能够为大家做点事

 附：周记两篇 彩云

1985年出生的段玉 共同成长

1985年出生的光霞 两个人创造一个家

1986年出生的凤霞 说不清的性与爱

1986年出生的小桃 被驯服容易不容易

1986年出生的园园 “平等”的代价

 附：小诗两首 园园

1986年出生的佳俊 向着阳光生长

1987年出生的玉雯 糊里糊涂到现在

1987年出生的晓梦 病因

 附：我眼中的世界 晓梦

1987年出生的小贝 选择一个人生活的可爱姑娘

1987年出生的晓春 最大的痛苦是自责

1988年出生的敏艳 快乐新娘

1988年出生的珠珠 奇女子在人间

 附：控制不住 珠珠

1990年出生的晓灵 反叛、依赖与追寻

1993年出生的王琪 拎着行李就出发

 附一：一个手机背后的女工故事 视频

 附二：一篇日记 记得 王琪

1994年出生的俊杰 待嫁

后记 对话的开始

附录 吕途的故事：我的四辈子

1951年出生的三婶

曾经的主人翁

这是我第一次写亲人的故事，是重要的亲人，我三婶，就是我亲三叔的妻子，她叫吕岫玉。我三叔1999年出世，那一年正好我大女儿溪溪出生，为了让三婶不要完全陷入痛失亲人的悲伤中，我请三婶来帮我照顾孩子，就这样，三婶和我一起生活了八年，陪伴了我两个女儿从出生到幼年。不过，现在讲我三婶的故事不是讲她如何照顾我的女儿们，而是关注她年轻时候当工人的经历。

我三婶是个乐天派，嘴巴不停，而且特别善于描述，经常跟我讲她当工人时候的趣事。三婶是个无比善良的人，是个说不出谎话的人，给我讲述了很多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和她的亲身感受。三婶常讲她当工人的时候大家献工献时、不计劳动报酬的情景，为什么这样的集体企业最后就办不下去了？三婶不能给我答案，问她“干了什么”她可以说很多，问她“为什么”就难为了我善良可爱、活泼乐观的婶婶。

上学的记忆

三婶有兄弟姐妹六个，大哥1949年出生；我三婶是老二，1951年出生；然后是二妹1953年出生；二弟1959年出生；小弟弟1963年出生；小妹1965年出生。三婶出生的地方也是我爷爷和我爸爸出生的地方——辽宁省岫岩县，那是个坐落在大山里面的县城。

三婶1966年上初一，念了不到两个月就“文化大革命”了。闹革命就不上学了，学校也不上课了。三婶回忆，自己当时什么也不懂，不懂什么是反动、不懂为什么批判老师，只要给个袖标戴上就高兴。学校里最先成立的学生组织叫“毛泽东主义红卫队”，大伙儿都去报名，三婶也去报名了，但是三婶刚上初一，年纪太小，没有排上号，没有拿到红袖标，她很失望。后来又有其他组织成立起来，名字三婶都记不得了，反正参加了就戴上了红袖标，三婶就觉得特别幸福，每天都戴着，回家也戴着。后来发现，参加了组织要批斗老师，还得打人，太吓人了，三婶胆小不敢打人，也不想打人，就不去参加活动了。学校不上课了，在家又没事干，三婶就去找工作帮家里挣点儿钱，记得干过剥云母片的工作。

就那样混着到了1969年复课。复课以后经常下乡劳动，挖大坑、修梯田、铲地、割麦子、割苞米都干过。学校都是军事化管理的，不称为班级，称为连队。三婶她们初三一班就称为三连一班，外出劳动就叫作拉练，动不动学校组织拉练就出发了。1970年，三婶初中毕业。初中期间真正在校学习的时间不到两年，但是也获得了正式的毕业证书。那个时候，岫岩县还没有高中。三婶初中毕业的时候赶上招工，就没有下乡。

三婶回忆，那个年代有一种“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大伙儿对念书不太重视，有工作能上班挣钱就行了。那个时候，生活条件不好，生活水平很低，百姓人家也不寻思太多的事儿，就赶紧挣钱吧。三婶兄弟姊妹六个都先后分配了工作，小弟弟是接爸爸的班，在车队开车。

三婶的妈妈不识字，是家庭妇女，她爸爸上学也不多，是车队的司机，会修车。我三叔高中毕业，成绩很好，因为赶上“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上大学，我爸爸、我二叔都在“文革”之前考上了大学，从此走出了那个山沟沟。（P11-13）

用生命去见证与创造

这是一本没有写完的书。我访谈了将近100名女工。我本来计划从100个访谈故事中选择50个故事写出来，后来选择出了40个故事，现在和读者见面的是34个故事。我一共写出了36个故事，有一个故事在给主人公反馈的时候，她删减的内容太多，我没有收录；还有一个故事，当我征求反馈意见的时候，主人公说，故事把她的人生都暴露了，不想收录。在此，由衷感谢34个故事中的主人公，跟我分享你们的人生故事，允许我用笔记录你们的生命轨迹，并且愿意和读者“见面”和“对话”。

这是一本写不完的书。我认识我写的每一位主人公，有的见面一次，有的见面多次，有的是挚友，有的是亲人。对于所有我可以保持联系的人，在故事截稿之前我都进行了回访，每个人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而此时，当某个有缘的读者读到某个故事的时候，那个主人公的人生一定又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人生，人生的不可预测和不断变化正是人生的神秘之处，也是人生的乐趣所在吧。

这是一本需要用心去读的书。我的文字并不文采飞扬，写作风格平铺直叙，故事的结构也千篇一律，从纯文学角度，估计没有可读性。这是一本用心写就的书，当我做访谈的时候，我和我的访谈对象一起走过一遍她的人生；当我写作的时候，我的身心完全投入到她的故事中，梳理主人公的生活轨迹。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是多面的，经历本身是客观的，讲述过程是主观的，我记录的是主人公想告诉我的，我写出来的是我觉得合适分享的，一字一句都尊重原始记录。

这是一本开启对话的书。我有这样一个想法，等书出版以后，希望分专题论述我对女性问题的思考，该书中的故事是开启这样一个思考和对话的基础。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一书中，每个故事后面都有分析和思考部分，目的性是比较强的。每一个生命故事都有丰富复杂的内涵，任何一种断言都是不全面、甚至不公平的，把生命故事不加分析地原貌呈现是更加尊重生命的做法，虽然这样说，但我并不否认，书写过程无论如何尊重主人公原意，作者在书写过程中必然渗透主观视角在里面。书中每篇故事的字数从4000字到1万多字不等，平均5000字左右，很多故事的访谈笔记超过5万字，从5万字到5千字的取舍和书写过程就是一个无法尊重原貌的过程。故事中融入了我的观察和对话，但是，几乎没有参杂任何分析内容，因为我不想用我不全面、不周到的论述和判断打破故事本身的复杂、纠结、无解、萌动、细微、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只有在这书和故事之外来进行讨论，我才能放开胆量、畅所欲言，觉得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这些我尊重备至的女工们身上。我反对没有判断和模棱两可，一个人应该沉着和慎言，但是不应该不去思考和判断；一个人可以判断失误和分析错误，但是不能害怕做判断。如果因为判断失误和分析错误而招来批判，那是学习的过程，每个人的生命过程都无法避免地包含诸多错误和遗憾。

为什么要写

这是我写的关于“新工人”的第三本书。并不是我要写，而是我被要求写，这个要求不是某个人或者某项任务给予我的，而是社会现实和我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要求的。

写《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时候，现实的要求是，打工群体需要对群体现状有真实的和整体的认识，否则无法思考未来。写《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的时候，现实要求是，无论当下和未来如何展开，如果一个个工人和工人整体没有主体性的思考和劳动价值观的建立，工人群体和社会都没有出路。

《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是对生命本身的体会，是对生命力的歌颂。人类历史和社会历史是漫长的，社会的变化也是一个过程，每一个人的人生在人类历史和社会历史中都非常短暂，但是这一生却是这一个人的全部。当我们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时候，大可不必为自己人生的成功失败而嗟吁；当我们审视自己这一辈子的时候，应该认认真真对待每一天，你的一言一行就是你的人生，你的一言一行也是此时社会环境的一部分。

一路走过来，回顾这三本书，我看到了自己的思路：《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预期是直面现实、认识现实、从一个个个体看到群体和社会结构的现实，这是认识和思考的基础；《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的预期是思考方向与出路、思考价值观、从一个个个体的命运和选择思考社会的命运和选择，这决定个体和社会的未来；《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的预期是焕发生命的力量，谱写个体命运和社会历史的交响曲和变奏曲。面对现实、继承历史、有了方向，个体才能发挥出生命的力量，社会才有希望。

……

访谈对象的年龄跨度达到40多岁。我主要的书写对象是改革开放以后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但是，在访谈和写作进程中，我萌生了访谈国企“老”工人的想法。我知道，通过一、两个故事不能达到有效的对比，但是，我相信每个生命故事中折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侧面一定有启发意义，甚至很大的启发意义。

在访谈的过程中，我尽量走入对方的生活和环境中，而不是把访谈对象邀请出来进行访谈。我去女工家里，她是主人，她应该更自在，也是一个我了解女工的机会。例外的情况是，我就“性行为”话题进行访谈的时候，我专门请访谈对象到我的住处，营造一种暂时脱离现场和不受打扰的对话环境，酝酿一种可以触及敏感话题的温馨轻松又私密的空间，我并没有把握我可以成功，但是从访谈效果来看，都比我预想的要好。

本书的访谈时间跨度达到6年，就是说，有的女工，我第一次访谈的时间在2010年，而最后回访的时间在2016年。集中进行访谈的时间是在2014年和2015年。本书第一稿的写作在2015年10月到2016年4月期间完成的，第二稿在2016年6月完成。

写作感受

当我告诉别人我要写几十个女工故事的时候，有人比较担心，说读了一个再读一个，会不会觉得重复和乏味，我觉得不会，但是在我没有写出来之前我没有把握，现在写出来了，需要读者的评判。

一个人的故事和另一个人的故事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受教育程度、辍学、工厂打工的经历、到了年龄结婚生育等等；但是每个人都有特性，比如，都是辍学，有人是因为自己学不进去，有人是自己想学而家里没有经济条件，有人是因为身为女孩需要打工为家人、兄长或者弟妹提供经济支持。我的感受是，每个故事都是那么的不同，我其实有很大的冲动写更多的故事，但是，我决定置笔。这种相同与不同的感受就如同对大自然的感受是一样的，每一天都是日出日落，是一样的吗？一样又不一样，有的时候朝霞映照、晴空万里，有的时候阴云密布、狂风暴雨；更大的不一样是，在这新的一天中每个人都长大了一天，或许一株小草也长出了一片嫩叶。

写作过程中，我也在斟酌故事的写作方式。写头几个故事的时候，为了不让故事显得重复和乏味，我想写得文艺一些，也许每个故事都突出某个戏剧性的情节，而不是按照事件顺序平铺直叙，有几个故事尝试这样写了，但是后面写着写着我就回到了“正常”的生命故事讲述，从出生到成长的讲述。这个时候，我就决定，就按照这样“正常”的时间顺序写吧，愿意读下去的读者自然可以体会故事之间的不同。这又让我联想到一日三餐和作息时间，我们每天都需要吃饭和睡觉，的确重复，但是却是必须的，而且健康的方式是按时吃饭、按时就寝。正常有什么不好？也许我是一个乏味的人，但是，也许我是会品味的人。

对于我来讲，研究、访谈、写作都是一个对话的过程，而对话是互动、学习和教育的过程。研究过程是我与社会的对话；访谈过程是我与访谈对象的对话、写作是我与生命的对话。这个过程的具体产出是这本书，而这本书的预期是和读者对话。一些故事中，我会留下一段我和女工的对话的原始记录。

这里要特别感谢资助方长期支持北京工友之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研究工作。“中国新工人”的系列研究都是在香港乐施会的赞助下完成的。特别想说的是，赞助方在研究思路和写作上给予了我们充分的空间。

衷心和诚挚的感谢献给接受我访谈的所有人。

向长期支持我们研究工作的所有的同事和战友献上最深情的祝福，有了你们，一切才有了方向和意义。

2016年6月6日

对话的开始

在写作过程中，我断断续续地把故事发给几个人阅读，一是为了调整写作的思路，再一个是为了获得一些继续写下去的信心。在所获得的反馈中，打击和鼓励都有。我可以坚持把这本书写完的根本动力来自于撰写每个故事的过程本身。每个打击虽然也让我情绪低沉，但好像反而激发我以更大的决心写下去；每个鼓励又给我力量和快乐，让我觉得并不孤单。

一、和故事主人公的对话

做每一个访谈的时候，我都会和访谈对象说明我是谁和我做访谈的目的。大多数女工并不觉得自己的故事有什么值得记录的，但是都愿意回答我的问题，也愿意讲述自己的故事，“倾诉”和“得到尊重”是每个人的需要。每次访谈之后，我会问访谈对象是否愿意使用本名，哪些地方是不希望我写出来的，我不希望我的写作是在利用女工对我的信任。

很多次，当我和女工聊天结束的时候，有的人会告诉我，从来没有这么详细地想过以前发生的事情；当我把故事草稿发给访谈对象做反馈和修改的时候，有女工告诉我，很多事情她自己都忘记了，读自己的故事是很好的纪念，帮助回顾自己的人生，相信会给自己提示，虽然可能还不知道具体的提示是什么。

如玉的故事是一个悲哀的故事，我和如玉是好友，每次打电话她都会落泪，我不希望“利用”她对我的信任；后来，我问她是否可以写她的故事，她说，如果写出来可以给其他女人一个提醒和借鉴也是好事。等我把故事草稿发给她修改时，她提出修改意见的时候总会问我：“这样修改会影响你写故事的效果吗？”

晓梦开始的时候并不看好我写的故事，她接受我访谈和回访完全是出于对我的支持、信任和尊重。晓梦很坚强、很好强，但是多年的坚持和挣扎并没有让她看到明确的出路，所以，她充满怀疑和踌躇。当我写完了大部分的故事以后，我把全书的初稿发给她，很快收到回复：“打开邮件，连续看了三个故事，满满的感动，想一口气把所有故事都看完，但我强迫自己停下来。第一，因为想让自己好好回味每个故事的情节；第二是为了更好、更深入地消化。我看过的书很少，你知道的，我阅读能力也不强，一本书要看很久很久，但只要是吸引我的书我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我已经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这种想一口气读完停不下来的感觉，只有多年前读《平凡的世界》的时候有过。”

路过各大城市的机场，可以看到很多书店，摆在最醒目位置而且往往充斥整整一排书架的书籍是讲商人成功学的。女工们有什么理由想象，自己的故事可能被同样对待？我不期望别的，能有晓梦这样的反馈，我的努力就是值得的。

二、和大学生的对话

我选了两篇故事发给一位在北京就读的大学生，她大学期间一直参与为工友服务的志愿工作。她给我发了反馈：“把故事写出来和不写出来的区别在哪里？这样的故事是给工友看吗？工友恐怕没啥感觉，故事比较日常化，因为工友的生活她们每天都在感受着啊。我是觉得有些缺乏理性的批判，感性太浓。和你以前书里的风格很像，在重复吧。”工友不愿意读自己的故事是一个普遍现实，我并不回避。现在正在发生改变的是，一些工友开始自己写自己的故事，写出来以后想给什么人读，最后主要读者是谁，我并不知道。我的想象是，一位1994年出生的工友也许不想读1990年代出生的工友的故事，但是会不会想读一下1980年代出生的工友的故事呢？其实，听了这位大学生的话，最引起我纠结的是，我问的其实不是工友读了会不会有感觉，因为她又不是工友，我问的是她的感觉。

……

薛毅：“《女工传记》，好！你的强项。极好！意义是：说出被当代社会和媒体遮盖的情感经验。”

吕途：“我对传记的理解是：1.历史性，每个个体都折射历史；2.情感体验，每个人都有独特性，虽然有历史的继承和积累，但是很多只能靠自己在生活体验中去成长；3.普通劳动者的生命尊严和生命之光，这是生命的本质，却被掩盖、忽视和无视。所以，通过女工故事希望容纳历史、现实和价值观等多个层面的东西！”

薛毅：“和你商量一下，并不是每个个体都能充分折射历史的，而作者要做的是如何让个体更典型，以更充分折射历史。所以需要好好思量的。”

吕途：“我肯定把握不好，所以，我要写好多个小折射。”

唯一一位读了所有故事的是青年学者李晨。她的反馈是：“您的书稿我打印出来通读了一遍。读的过程中不断被感动，感动我的就是那种生生不息的普通人的理想、追求、生命力和朴素的对善恶是非的感知、选择，虽然在不同年龄层和不同时代背景里，人的经历和遭遇都不一样，但万流归宗，女工们这些宝贵的品质，也是中国女性及中国人代代传承着的一种特别具有中国品格的东西。读完之后，我感受到一种力量和信心，不是多崇高、多理想的，而是内在于社会肌理的，尤其在时代剧烈变迁的过程中仍然没有被击溃的那个中国之为中国的内核。我觉得有了这个，我们可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大危机。

“以上是一点综合判断与感悟。但我还是得追问您对这本书的定位，包括对读者的定位。从广大工友的普遍性状态看，可能读了之后无法生成太多的想法，当然不排除有觉悟跟思考能力比较强的工友，会反应相对积极。而从学术著作的角度看，女工故事可能会被质疑理论阐释不足或思想性不充分。我想这些状况，您或者已经考虑到了。

“我阅读后感觉，您的这本书很难容纳在既有的学术/学科框架下，其中有利有弊。弊端是需要面对来自种种既定‘范式’的追问乃至否定。有利的地方是，恰好可以探索新的形式。我的理解是，书稿目前其实完成了一半，而另一半是需要靠读者的反馈来使其完整。您的工作是讲出这些故事，在书中，您没有代替受访者人给出一个什么结论，您也没有让自己站在比女工们更高的位置上去发表大段的议论。那么，有没有可能请工友或者其他相关的朋友先写出读后感悟，附在每个故事后面？这样可以延伸得更广、更深、更丰富，在形式上也很新颖。

“此外，比较重要的还有结构故事的方式，您现在是讲出故事，离讲好故事大约还有距离，虽然您不是文学专业出身，这本书也不是文学作品，但您的写作方式明显离社会学更远，离文学更近，这个方式本身就对每个故事的讲述和设计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觉得难点在这里，即掌握了一个故事的素材之后，怎么摆放它们，需要作者对文本的形式有比较强的敏感和掌控力。而故事能否讲好，关涉这本书的总体阅读和接受效果，无论对普通工友还是知识分子，这个都比较重要。这是我比较担忧的地方——不仅是写什么，还包括怎么写。不过这个担忧可能是我出于文学专业的本能，不自觉地提高了标准。回想您上一本书里的生命故事，比如浩民的、海军的，包括北京工友之家五个战友的，等等，都特别好。”

这是一部关于新工人的著作，也是一部为了新工人而写的著作。这部著作由大量的访谈和细心的分析构成，作者通过持久的、广泛的对话，将自己融入这个群体的命运之中，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心去摸索这个群体的劳作的身体及其痛苦、欢欣，记录这个群体的灵魂的轨迹。

——汪晖 清华大学教授

要创造和发展吕途所殷殷期望的健康开阔的新工人文化，既要在劳动成果的分配上，坚决狙击和缩小剥削和不公；也要在政治和文化教育的领域，持续促进民主、平等和解放意识的进步；更要在社会的深层结构方面，破除现代化的迷信，重新激活劳动的正面教育功能。我现在愈益相信，一个社会的基本劳动形态，是决定这社会有没有未来的关键之一。

——王晓明 上海大学教授

这是一册女工的故事。女工们的，也是今日世界劳动者、生产者、供养者与服务者的故事。毋需添加性别为定语，她们的故事记述并展示了今日世界多数人——在主流媒体上状若无声的多数人的生命境况；必须添加性别为定语，因为她们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者，是强韧底层中的强韧者。

——戴锦华 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