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西蒙编著的《凶年》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战争故事，也是一出引人入胜的戏剧，西蒙的笔触从巴尔的摩东部和西部的残败排屋一直延伸到了安纳波利斯的州立立法议会。西蒙颇为反讽地表现到，街道上的生存游戏和市政厅里的生存游戏其实是一块硬币的两面，数字决定着所有被卷入毒品战争的人的生存或死亡——一边的计量单位是千克、盎司、克、颗粒、利润；另一边的则是多少起案件、多少人逮捕在案、破案率多高以及预算被削减了多少。本书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处于慢速暴乱中的城市的现实政治世界，但是，通过西蒙沉稳的笔触，我们得以透过混沌的迷雾看清潜藏于其后的规律。事实上，巴尔的摩就是混沌理论的化身。

《凶年》是以巴尔的摩城为描写对象。巴尔的摩是全美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平均每三天就有两个人死于非命。这让该城警局重案组成为了政治、新闻、腐败和善恶的漩涡中心。大卫·西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被允许无限制跟踪报道巴尔的摩警局重案组的新闻记者。该书便是根据他于1988年跟踪报道写作而成，后被改编成美剧《火线》。据说奥巴马非常欣赏此剧。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尾声

后记

此生追忆

结案

第一章

1月19日，星期二

杰·朗兹曼蹲下身子，从温暖的口袋里伸出一只手，握住尸体的下巴，把他的头部翻向一侧直至伤口暴露在他的眼前。那是一个椭圆形的小洞，红色和白色的玩意儿还在往外渗出。

“你的问题在这里，”他说，“这位仁兄在慢慢漏气呢。”

“漏气？”佩勒格利尼说，他已经注意到了伤口。

“慢慢地。”

“那种你能修好的。”

“当然能修好，”朗兹曼同意道，“现在他们都有那种家用修理工具包啦……”

“就像修轮胎一样。”

“可不是吗，”朗兹曼说，“修理包里有补丁，还有其他一切你需要的东西。如果是大一点的伤口，比如说是被.38口径手枪打中的话，那你还不如换一个脑袋呢。这个伤口还可以补一下。”

朗兹曼抬起头，一副热切关注的表情挂在脸上。

老天爷，汤姆·佩勒格利尼想，没有什么能和与一个疯子一起调查凶杀案相提并论的了。凌晨一点，黑人贫民窟的中心地带，半打制服警看着他们呵出的口气在又一个死者面前凝固成白色的雾——即便是在这样的地点、这样的时间，即便轮值警督已经出现在了警灯的蓝色闪光之中，而他脸上的笑容已经僵硬不已，朗兹曼还是一如既往面无表情地开着他标志性的玩笑。当然，西区的午夜轮值警察并不是世界上最难取悦的观众；而一旦你开上第一部门或第二部门的警车，你总会被培养出一些病态的幽默感来。

“有人认识这家伙吗？”朗兹曼问道，“有谁和他说过话？”

“没有，操蛋的，”一位制服警回答道，“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十七了。”

十七。在警用无线电编码中，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休工”，现在却被单纯地用来指代死去的人命。真妙，佩勒格利尼笑了笑，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改变一个警察的态度。

“有人搜过他的口袋吗？”朗兹曼问。

“还没有。”

“操他妈的，他的口袋在哪里？”

“他的运动服都盖过了长裤。”

佩勒格利尼看着朗兹曼跨过尸体，双脚踩在尸体腰部两侧的地上，然后开始用力拉扯死者的运动裤。他笨拙地把尸体在人行道上拉动了几英尺，原先的位置只剩下一摊被拖曳得乱七八糟的血泊，还有溅了一地的脑花儿。朗兹曼把他那肉呼呼的手伸进了死者的前口袋。

“小心针眼。”一位制服警说。

“得了吧，”朗兹曼说，“你看看这帮围观的人，要是他们有人得了艾滋，你会相信只是因为被他妈的针眼儿刺了吗？”

这位警司把手从死者的右前口袋拔了出来，一美元左右的零钱散落在了人行道上。

“前面口袋没有钱包。我完事了，可以让法医把尸体抬走。你们已经叫了法医，对吗？”

“应该已经在路上了。”另一个制服警说，他一边在事故报告的第一张纸上记录着什么，一边问道，“他中了多少枪？”

朗兹曼先是指了指死者头上的枪伤，然后抬起死者肩胛骨的部位，在死者皮夹克的上背部还有一个破洞。

“头上一枪，背上一枪。”朗兹曼顿了顿，佩勒格利尼发现他又变得面无表情了。“可能有更多。”

制服警用笔记了下来。

“有一种可能性，”朗兹曼竭尽全力摆出一副专家的样子，说道，“这种可能性还不低，这看似是一个枪眼，但他其实挨了两枪。”

“不会吧。”制服警还真信以为真了。

这是一本纪实小说。警探的、被告的、受害者的、检察宫的、警察的、法医的以及所有被提及的名字都是真实的。我所描述的事件也都是真实的。

我的报道是从1988年1月开始的。当时，我以“实习警察”这一古怪的名头加入了巴尔的摩警局的凶案组。和那些经常长时间出没于同一地点的记者一样，我渐渐变成了这个小组的一员，变成了他们工作生活中一个无伤大雅的背景。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就把我当成了自己人，仿佛让一个记者望向犯罪的深渊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P1－3

濒死之前

杰米·布里斯林曾经如此评价达蒙·鲁尼恩②：“他所做的正是所有优秀记者会做的事情——四处闲逛。”大卫·西蒙用《凶年》一书记录下了巴尔的摩市警局凶案组的一年，但他所做的可不仅仅是闲逛；他在那里扎下了营。作为一位记者和编剧，西蒙相信，上帝才是最优秀的小说家。人们如果见证了上帝所炫耀的故事素材，那非但无可厚非，并且还是件值得称颂的事情，亦是为真道打了美好的一仗③。西蒙是一位优秀的故事素材收集者和事实的阐释者，但他也是一位瘾君子，而他所欲罢不能的便是做一位见证者。

我觉得我有资格这么评价他（作为同行，我对他深有了解），他所患之瘾具体来说是这样的：无论我们在街道上——和警察一起，和街角男孩①一起，和那些仅仅试图在这个布满地雷的世界中保护自己家人，并生存下去的人们一起——见证了什么，它们都只能激起我们见证更多事体的欲望。我们所追求的是一座都市的本真，在这条上下求索的无尽道路上，我们会和任何遇到的人物相处相待。我们总是在床头祈祷：上帝啊，请你再赐予我一个白日、一个夜晚，让我看见、听见那将成为关键的事体，那将统领象征整个故事的最佳细节吧。而任何堕落的赌徒都明了，这事体、这细节就好比一盘骰子赌局，你总以为下一盘就会赢。真理就在那里，它在下一条街道，下一条不经意的街头走访，下一个无线电呼叫，下一次面对面的毒品交易，下一卷展开的犯罪现场封锁胶带……它总是有待出现，而那头名为巴尔的摩、名为纽约、名为美国都市的野兽，却正像不知满足的斯芬克斯，一边言说着晦涩难懂的谜语，一边继续吞噬着一个又一个不幸的灵魂。

或许吧，我们只是无法按截止时间交稿而已……

我第一次见到西蒙是在1992年4月29日，那是罗德尼·金暴乱之夜。在此之前，我们都刚出版过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西蒙的便是现在你手头的这本书，而我的则是一本名为《黑街追捕令》（Clockers）的小说。我们是通过我们共同的编辑约翰·斯特林认识的。他把我们介绍给彼此的那一刻颇具喜剧意味：“大卫，这位是理查德；理查德，这位是大卫。你们哥俩应该成为朋友——你们的共同点着实太多了。”所以，我们相识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迅速过河直奔泽西市，那是当晚暴动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们在那里遇到了拉里·穆尔兰，他是哈德逊县凶案组的警探，也是我之前三年写作生涯里的王牌，为我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灵感。大卫的父亲在泽西市长大，穆尔兰一家和大卫一家很有可能上几代便有过交往，于是他们自然就熟了。泽西市的暴乱并没有扩大化，我们总能在街头巷尾发现暴乱的痕迹，却无法亲眼见证它，那一夜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西蒙对见证的痴迷，这让我觉得他好像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一样。  我们的再度见面是时隔多年之后的事了。在此之前，南卡罗来纳州发生了苏珊·史密斯杀婴事件①，我想以此为基础写作小说《自由之地》（freedomland），当时正在调查这起美狄亚式②的案件。我记得，巴尔的摩也发生过类似的悲剧：一位白人母亲杀死了自己的两个混血女儿，她在她们仍在深睡时点燃了自家的排屋。她声称自己的动机是为了和她的新任男友在一起，后者不喜欢她的两个孩子（在此之后，他否认了这一说法），于是，她清除了两人真爱之路上的障碍。

大卫为我打了好几通电话，把我介绍给了所有能够接受采访的主要相关人士——负责逮捕的警员，母亲的男友，三度丧失亲人的祖母，那个街角商店的阿拉伯老板，事发之后，那位母亲正是逃到了那里，貌似恐慌地拨通了911电话。（商店老板说，她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她母亲的，第二个才报了警。）从新闻报道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早巳过时了，然而，为了能让我了解到这个故事，西蒙还是切换到他的工作模式中去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必须竭尽全力才能在精神和生理双方面地跟上一位街头记者；除了成功采访了上述所有人物之外，我们还试图骗取警察的信任，让他们允许我们进入仍在看守的犯罪现场，这以失败告终了；于是，我们放弃直接进入的想法，展开迂回对策；我们绕道来到房子的后院，攀过栅栏，来到为被熏黑的排屋中；我们登上残留的楼梯，来到那个小小的卧室，那两位女孩正是在这里被烟熏窒息而死的。终于，我们来到了这里，我们感觉仿佛身处一只半透明的猛虎之内，凝望着那些所有被火焰舔舐过因而留下炭黑条痕的地方——墙壁、屋顶、地板。仿佛地狱的景象于此展露了令人惊心的一角。

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我和他初次见面的泽西市之夜吧。当晚有传言说暴乱者们在街道上拉起了钢琴弦以猎杀摩托车警，作为前摩托车警的拉里·穆尔兰就此唐突离去，留下我们独自坐在一辆没有标识的警车上（这可真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啊），我坐在驾驶座，而西蒙则坐在副驾驶座上。穆尔兰给我们的建议是：“让车动起来——如果有人胆敢上前挑衅，你们就假装恼火朝他冲过去。”我们基本就是这么做的，这让我想到了那个一直烦扰着我的问题：像我们这样痴迷于将美国都市的每一层面，并试图巨细无遗地用纪实或虚构的方式把它们记述下来的作家，像我们这样的大体依靠警察的关照才能见到我们所想见之事的作家，我们是（妈的……）警察迷吗？

直至今日，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如果我们可谓警察迷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是罪犯迷或百姓迷。然而，无论是谁允许我们跟随他的脚步体验他的世界，无论他处于法律的哪一边，我们都会不可避免地对他感同身受——其实，我们已经和他“融为一体”了。但是这倒不会像听上去那样对我们造成伤害，只要我们以以下方式运用那个“谢谢你”的咒语：作为一个记录者，我会像正处于你生命之屋中的宾客，忠实地报道我所见及所听之事。不过，至于你的命运到底如何，你到底是在自掘坟墓还是在树立丰碑，那并不关我的事，我只能对你说一句“祝你好运，谢谢你这段时间的关照”。

西蒙用他无比详尽而又清晰的笔触记录下了凶案调查员这份工作的困境。对于凶案组刑警而言，他们所要面对的不仅是那具躺在他们面前的尸体，还有他们自身肩上的重压，那是一整个官僚等级，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上司都要对他本人的上司负责——这便是官僚自我保存体制之重。虽然CSI式的法医调查技术已然大行其道，对于这些在食物链底端生存的警探来说，在有些时候，唯一可靠的“科学”只能是野心职业家的守则，它既简单又每每应验——一旦某起凶杀案被媒体曝光或触及某条政治神经，这个烂摊子只会变得越来越烂。这让这些警探中的佼佼者——那些总是一边承受着如果不是过度也可谓巨大的压力，一边把白板上的红字变为黑字①的刑警——变得厌世，也让他们具备了某种与他们名声相匹配的、高人一等的傲气。

《凶年》是一部日复一日的记事本，你既可以于此读到平凡生活中的丑陋人性，也可以于此见证令你瞠目结舌的邪恶事件；西蒙渴望并充满激情地将他所见之世界吸收、理解、见证并传达给身处这一世界之外的我们，你可以通过本书的字里行间感受到这一点。他深爱着他所见证的一切，他怀揣着一种信念，即无论他眼前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那便是一个世界的“真理”，而仅仅把它们记录下来便是美的——这是世界之本来面目及它所运转的规律，这是人们言说之物及他们行为、表达、决裂和为自己辩护的方式，而这便是他们走投无路、超越自我、竭力生存、沉沦灭亡的世界。

西蒙也展现了他在详尽记录细节方面的娴熟技巧：尸体体温犹存，而死亡并没有夺去他半闭眼睑中轻微的吃惊神态；一条漫不经心被提及的不合理推理，却又展现了妙不可言的诗意；在街角流窜的游民，他们的肢体交错成了一出芭蕾舞篇章；愤怒、沉闷和喜悦又是怎样在人物的脑海里融汇到了一起，构成了一场无意识之舞。人物的举手投足、令人懊悔的互相中伤、双眼闭合的那一瞬间、口中的最后一口游丝……个中种种，都被西蒙用白纸黑字记录了下来。读者们还将于此看到更多：仇人狭路相逢，却出乎意外地对彼此表示了敬意；一个人或许毫无理智或人性，他甚至肆无忌惮地开着刚死之人的玩笑，但只是因为他的言行中有那么一丝黑色幽默，这让我们感觉他还是个人；大多数谋杀都是出于人物的愚蠢，可即便是愚蠢也如此令人惊心；那些生活在悲惨境遇中的人物采取了怎样的生存策略，而他们这么做仅仅是为了能够多活一天。西蒙还准确地捕捉了街道本身的魅力，无论是对于警察而言，还是对于街头犯罪者（还有有时的作家）来说，街道都是令人上瘾的毒品，他们每个人都抬着脑袋等待着下一场可以预见却又令人意外的街头戏剧，它将让这对峙的双方都行动起来，而当这出戏剧发生时，那些被席卷其中的无辜者则会躲在卧室窗户之下或拥抱在据说可以防弹的浴缸里——避难的意识总是会让家庭聚拢在一起。他还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个世界很少有界限清晰的黑和白，只有很多很多的灰色地带。

《凶年》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战争故事，也是一出引人入胜的戏剧，西蒙的笔触从巴尔的摩东部和西部的残败排屋一直延伸到了安纳波利斯①的州立立法议会。西蒙颇为反讽地表现到，街道上的生存游戏和市政厅里的生存游戏其实是一块硬币的两面，数字决定着所有被卷入毒品战争的人的生存或死亡——一边的计量单位是千克、盎司、克、颗粒、利润；另一边的则是多少起案件、多少人逮捕在案、破案率多高以及预算被削减了多少。本书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处于慢速暴乱中的城市的现实政治世界，但是，通过西蒙沉稳的笔触，我们得以透过混沌的迷雾看清潜藏于其后的规律。事实上，巴尔的摩就是混沌理论的化身。

本书被改编成了电视剧①并获得了成功，这让西蒙得以进一步深入影视戏剧行业——他紧接其后的《街角》（The Corher，和艾德·伯恩斯［EdBurns］合著）改编成了一个出色的六集迷你剧，而HBO的《火线》（The Wire）则是一部具有俄罗斯小说体量的电视剧②。在这些后期的项目里，西蒙不再那么受现实的限制，他得以把他所理解的真理提升与勾划到一定虚构的程度，赋予它以形态，并由此来强调那些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即便西蒙拥有了虚构的创作自由，他的作品仍然彰显着他对细节的格外关注。他持之以恒地探索着细节的伟力，向我们展现着最为微妙的外部动作是怎样创造翻天覆地的内在革命的——无论它发生在单个边缘化人物的生命之中，还是发生在一座美国大城市的精神和政治生理律动之中。

说了那么多，让我以一个比喻来结束我的序言吧：如果伊迪丝·华顿③起死回生还爱上描写政治掮客、警察、瘾君子和新闻事件，并且不再在意她上班时所穿衣着的话，那她或许看上去有点像大卫·西蒙。

这是一本纪实小说。警探的、被告的、受害者的、检察宫的、警察的、法医的以及所有被提及的名字都是真实的。我所描述的事件也都是真实的。

我的报道是从1988年1月开始的。当时，我以“实习警察”这一古怪的名头加入了巴尔的摩警局的凶案组。和那些经常长时间出没于同一地点的记者一样，我渐渐变成了这个小组的一员，变成了他们工作生活中一个无伤大雅的背景。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就把我当成了自己人，仿佛让一个记者望向犯罪的深渊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为了让我的在场不影响他们破案，我同意按照他们的要求扮演角色。我剪短了头发，买了几件运动外套、几条领带和宽松长裤。我原本以为我戴的镶钻耳钉能招他们喜欢，结果付之阙如，所以我也把它摘掉了。在这一年里，我从来没向任何人说过我是个警察。可是，当我和他们一起出现时，平民和一些不明就里的警察还是会以为我就是个警探。在接受专业训练时，记者们被告知他们应该在报道时公开自己的身份，而我却没有这么做。然而，一旦我公布自己的真实身份——无论那是在犯罪现场、医院急救室还是审讯室——都会戏剧性地妨碍他们的调查。简而言之，除了掩饰身份，我没有另外更好的选择。

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样的做法有其道德上的暖昧性。因为，当我和证人、医生、监狱守卫或受害者亲属谈话时，他们假定我就是警探。因此，当我需要转述他们的话时，我尽量隐去了他们的名字，希望这样做既能保护他们的隐私，又能准确传达我想描述的东西。

达达里奥手下的所有警探都在看到书稿之前签署了授权协议书。其他关键人物也同意在本书中使用他们的真名。我答应警探们和其他人，他们有权审读书稿，也有权就事实的准确性提出修改意见。我告诉警探们，如果书稿中出现和故事没有必然联系、却会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或私人生活造成负面影响的段落，他们可以要求我删除它，而我也会做这方面的考虑。最终，他们提出的意见远远少于我之想象，其中大部分都是无关主旨的，比如说，某位警探在酒吧里对某个女人的调戏之词，或者是某位警探对他上级领导的不满之词。这些删除和案件无关，也不会改变或削弱本书的主题。

除了警探之外，警局本身也拥有部分审读书稿的权力——但这仅限于确保我所披露的证据（子弹口径、死亡方式及受害者衣物等等）不会影响未来的办案。要知道，警探刻意隐瞒某些细节是为了能让嫌疑人麻痹大意，从而引蛇出洞。最终，警局什么意见都没提，我也未做这方面的修改或

本书所记载的大多数对话——90％左右——是我亲耳聆听到的。当然，其中有一些重要对话是转述而得的。那时，我不是在休息，就是在跟随其他警探调查其他案件。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会避免使用大段的对话，而我所引用的，都是警探明明白白转述给我听的。本书中也出现过心理描写。这些心理描写并不是我臆想的：要不就是人物之后把内心想法表达了出来，要不就是我在此之后和人物聊了当时的想法。我也让审读书稿的警探格外注意对他们的心理描写，保持其尽可能的准确性。

我要感谢巴尔的摩警局史无前例的配合。我要特别感谢业已去世的前局长爱德华·J．迪尔曼，也要感谢现任的局长爱德华·V．伍兹。需要感谢的人还有副局长罗纳德·J．穆伦；业已退休的警监理查德·A．兰汉姆个副局长约瑟夫·w．尼克松一他们俩是1988年时犯罪调查分部的头头；警长约翰·J．麦克吉利维里——他是侵犯他人人身权利部门的指挥官；警督斯图尔特·奥利弗——人事部门的领导；还有众多巴尔的摩警局的指挥官、员工及技术人员，他们都为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

丹尼斯·S．希尔——巴尔的摩公共信息处的主任一以及巴尔的摩警局法律事务处的里克·布勒警督和迈克尔·A．弗雷警司都给了我宝贵的协助。没有你们，本书无法完成。

我还要感谢首席法医约翰·E．斯密亚乐克博士和其他法医的建议和帮助；有了斯密亚乐克博士和迈克尔·戈尔登——马里兰州卫生部门的发言人——的同意，我才被允许接触法医办公室的工作。就检察官办公室而言，我要感谢州检察宫斯图尔特·o．斯密斯、暴力犯罪小组的首席检察隹蒂姆希·V·多利以及庭审分部的首席检察官阿拉·克罗。

我要感谢我的编辑、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的首席编辑约翰·斯特林。他从一开始便给予我信心，并从头至尾都在支持我。如果读者认为本书有令人叫绝的段落，我想，那都是他的耐心、天分和专业精神所造就的：而我，则对自己的平庸感到内疚。本书的诞生也受惠于路易斯·M．德曼，他向我证明了，书稿编辑同样也是一门艺术。我还要感谢同样来自于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的丽贝卡·萨奇亚一威尔逊以及其他给予我强有力支持的出版同僚。

我要向我在《巴尔的摩太阳报》的编辑致以敬意及歉意。你们批准我离开工作岗位一整年，从来不曾抱怨过，而当我连续把交稿日期往后推了三次之后，你们也没有对我失去耐心。他们是：责任编辑詹姆斯·I．霍克；都市版采编编辑汤姆·林斯库姆；都市版编辑安东尼·F．巴碧丽；还有写作指导丽贝卡·科尔贝特——自从我于八年前开始对巴尔的摩夜班警察的报道后，你就向我提出过无数宝贵的建议和鼓励。

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伯纳德·西蒙和桃乐丝，西蒙，在过去三年里，你们给我的支持无以伦比。还有凯尔·特克——是你的爱和支持让我走到了现在。

最为重要的是，我要感谢凶案组加里·达达里奥警督和罗伯特·斯士日顿警督手下的四十位警探和警司。你们冒险让我完成了这本书，我希望它

最后，我要谈一谈我所遭遇的道德困境。每当一个记者和他所要采访的对方长时间接触后，他们之间总会产生家人或朋友一样的感情。正因为此，当我迈入凶案组时，我暗自下决心切忌投入过多个人情感。如果办公室的电话响起了，可办公室里除了我没有别人，那我就不会接起那个电话。可是，这些警探融化了我。刚开始时，我只是帮他们接电话，记下信息，然后，我开始帮他们纠正错别字了。（“你不是个作家吗？快来帮我看一眼这份口供呀。”）我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生活了整整一年，吃着一样的快餐，喝着一样的啤酒，分享着一样的笑话：就算我再怎么训练有素，也不可能对他们没有感情。

回首往事，我庆幸这一年在它应该结束的时候结束了。在此之后，我遇到了一件事，我发现自己放弃了中立态度，介入了他们的世界——用记者的术语说，“真当自己就是他们了”。那是在12月，我坐着车来到宾夕法尼亚大道，跟随特里·麦克拉尼和戴夫·布朗寻找一个目击证人。突然之间，警探踩下刹车，跑出车外，按住了一个女人——此人符合我们所知的描述。当时，这个女人正和另外两个小伙一起走在路上。麦克拉尼冲了过去，抓住了其中一个年轻人，可布朗的大衣腰带却夹在了安全带上，他被弹了回来。“快！”他一边解着安全带一边对我喊道，“快去帮特里！”

当时，我的手里还拿着钢笔。我赶紧跟着麦克拉尼跑了出去。他刚刚把那人按在一辆车上，而另外一个年轻人则愤怒地看着他。

“按住他！”麦克拉尼望着这个年轻人对我吼道。

于是，我这个本就手无缚鸡之力的报纸记者把这座城市的一位公民推到在了停靠着的车辆上，并用极其拙劣的方式搜了他的身。我从头摸到尾，一直摸到他的脚踝。那一刻，我抬起了头，我看到麦克拉尼正站在我身后。

不出意料，他正冲着我大笑不止。

大卫·西蒙

巴尔的摩

1991年3月

史上最精彩警察程序神秘小说之一。

——《新闻日报》

我们对警察故事有着永不厌倦的胃口。而在所有警察故事中，西蒙的无疑是最好的，它最有可读性，最可信，也最具史诗性。

——《华盛顿时报》

《凶年》可不仅仅是一部伟大剧集的蓝图。这部非虚构小说完全可以和梅勒的《侩子手之歌》或卡波特的《冷血》相提并论。它撕开了一座颓败城市的表面，向密布整个国家的阴霾投出了一束光。

——《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