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五十万册现象级人物传记，还原一个真实的政治家李鸿章，重新讨论中国近代史上颇具争议的重要人物。

李鸿章的局限仍是今日国人的局限！看他如何突破内政、外交的困局，展现建功立业者独特的人生沉浮进退、得失成败之道。

同为晚清政坛风云人物的梁启超倾力创作，梁启超著的《李鸿章传(图文典藏版)》近距离讲述李鸿章的功过是非，重视和铭记历史的真实侧面。

梁启超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从一个人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四十年，这样的人物无论如何都应该被重视和铭记。

梁启超著的《李鸿章传(图文典藏版)》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镇压太平天国，继而办洋务运动使其声望达到顶点，再到甲午战争撞碎其强国梦，迅速由盛而衰，最后只能周旋于列强间直至死去。

甲午年洋务运动的破产，让人感到“以一人而战一国”的无望与悲恸，梁启超也由此发出“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的感叹。

梁先生把李鸿章与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加富尔、伊藤博文等人做了比较，指出李鸿章是怀着忍辱负重、死而后已之心为清政府“修修补补”的，只不过他缺少长远的政治眼光，不懂得为后世立百年大计。

李鸿章不懂得现代民主政治的特点和国民的地位、国民在现代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因此在国际竞争中处处落于下风、处处受制。他的失败也就是晚清政府的失败，是晚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必然结局。

重读《李鸿章》

李鸿章传（白话文）

 序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李鸿章所处的历史位置

 第三章 李鸿章未发达以前及当时中国的形势

 第四章 军事家李鸿章（上）

 第五章 军事家李鸿章（下）

 第六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李鸿章

 第七章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李鸿章

 第八章 外交家李鸿章（上）

 第九章 外交家李鸿章（下）

 第十章 赋闲时期的李鸿章

 第十一章 李鸿章的末路

 第十二章 结论

李鸿章（一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序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第三章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第四章 兵家之李鸿章（上）

 第五章 兵家之李鸿章（下）

 第六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第八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上）

 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下）

 第十章 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第十一章 李鸿章之末路

 第十二章 结论

天下只有平庸之人既不会挨骂，也不会得到赞誉。如果全天下的人都在骂一个人，那么他就可以称得上是超乎寻常的奸雄；如果全天下的人都在赞美一个人，那么他则可以称得上是超乎寻常的豪杰。但是说这些话的人差不多都是些平常人，有见识、有才干的几乎一个也找不到，那么让平常人评论超乎寻常的人，难道是一件可信的事？所以，誉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媚俗趋时的伪君子；谤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伟人。俗话说“盖棺论定”，我却发现有些人死了几十年、几百年，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评价。说好的还在说好，说坏的还在说坏，让后世论者无所适从。比如说，有的人被千万人赞扬，但诋毁他的人也小下千万个；夸他的人把他捧到极致，骂他的人却把他贬到极致；他今日所受到的诋毁恰好可以抵消从前得到的赞誉，他所得到的赞誉也恰好补偿了从前所受到的诋毁。像这样的一个人，该怎么评价呢？答案是他是个非凡的人。这个人是非常的奸雄还是非常的豪杰先不说，单是他所处的位置与层次，就不是普通庸人的眼光所能达到的，也不是普通庸人所能随口胡说的。只有理解我这话的意思的人，才可以看我的这本《李鸿章》。

我敬重李鸿章的才干，我惋惜李鸿章的见识之不足，我同情李鸿章的遭遇。李鸿章环游欧洲之时，在德国见到了其前首相俾斯麦，问他说：“如果一个做大臣的人想要给国家尽力办事，但朝廷上所有人的意见都与他不合，合起来拉他的后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想按自己的想法办事，该怎么办呢？”俾斯麦同答说：“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有他的支持就能独揽大权，那还有什么事办不了？”李鸿章说：“比如现在有一个大臣，他的君主无论谁的话都听，君主身边那些大臣、侍从经常狐假虎威，借君主的名义干涉大事。要是这样，这个大臣该怎么办呢？”俾斯麦想了很久才说：“一个当大臣的，假如用真心操劳同事，估计没有不被君主体谅的，唯独在妇人女子手底下办事，就不好说了。”（这些话是从西方报纸翻译过来的，普通华文报刊如《星轺日记》，所登载的内容，因为有所忌讳而不敢全译。）李鸿章听了这话沉默不语。唉！每次我看到这段对话，就知道李鸿章心里的气愤和忧愁、牢骚与烦闷不是寻常旁观者所能理解的。我之所以批评他就是由于这个原冈，我之所以理解他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自从李鸿章扬名于世界，五大洲各国各界几乎只知道有李鸿章，而不知道有中国。简单地说，这是因为李鸿章已经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名人代表。这些人以外国人的身份评论中国的事，是没法儿了解真相的，原因固不待言，但李鸿章却称得E是中国近四十年历史上第一流的关键人物。凡是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不可避免地看到李鸿章的名字，而读《李鸿章传》的人也必须要拿着本《中国近代史》做参考，这已经成为共识了。这样说来，我写的这本书换个名字叫作“同光以来大事记”也是可以的。  不但如此，凡是一个国家的当今社会现象一定与这个罔家此前的历史有联系，所以此前历史是当代社会现象出现的原因，而当代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李鸿章和今日中国的关系既然如此之深，那么想要评论李鸿章，一定要用准确的眼光观察中国几千年来政权变化更迭的大趋势、民族灭亡与兴盛的规律，以及现在中国外交的内幕秘闻。只有这样，才能了解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孟子曾说过“知人论世”，社会大事固然不容易说明白，难道人就是那么好了解的吗？

今天，中国从事时事评论的人往往把平定太平天国、平定捻军叛乱作为李鸿章的功劳，把数次议和谈判作为李鸿章的罪过，但在我看来，这样的功罪评价都是很不恰当的。从前，俾斯麦曾经对李鸿章说过：“我们欧洲人把抵御外侮当作功劳，而为了一家的利益残杀同胞，我们不认为这是荣耀。”而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叛乱、平定捻军叛乱的业绩是兄弟相残，如果哥哥手打弟弟也能被当成功劳，那么天下的兄弟都会因此而不安。如果我们的国人常因为国耻而愤怒，痛恨和议，而因此将怨恨全部转移到李鸿章身上，事出虽然有因，但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在一八九五年二三月份、一九〇〇年八九月份，假如把批评的人放在李鸿章的位置上，那么他的行为、决定、处理方法当真能比李鸿章强吗？这些人之所以对李鸿章横加指责，是因为他们都是一群只会指手画脚、笑人骂人的只图口舌痛快的旁观者而已。因此，我对李鸿章的功过评论是和这些说法大不一样的。（P6-8）

重读《李鸿章》 章立凡

无论生前身后，李鸿章都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中学年代，历史老师口中的“大汉奸、卖国贼李鸿章”至今言犹在耳。二十多年前读到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初，顿觉耳目一新，感到此传对洋务运动及李鸿章其人有着不同以往的全新视角。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重读此传，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维新派眼中之洋务派

一九〇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两月，心力交瘁的李鸿章溘然辞世；近两个月后，流亡海外三年的梁启超完成了这部传记。是年二十八岁的梁氏以通缉在案的维新派流亡领袖身份，为七十八岁的在朝洋务派领袖作传，其问大有深意焉。维新运动是洋务运动的继续，两者有着血脉上的传承关系，如果将洋务运动视为经济改革，则维新运动当然是政治改革。两者的失败皆有其历史之必然性。作者自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惺惺相惜之情与流亡臣子的孤愤溢于言表，既悲逝者，亦是自悲。

这一年，梁启超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除撰写李鸿章的传记外，他还为老师康有为写了《南海康先生传》，并开始自号“饮冰子”。以“饮冰”自励，为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两位先进作传，可视为对一八六〇年“自强运动”至庚子之变四十年间历史的冷静反思。梁启超视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的关键人物，因此也称自己的这部著作为同治、光绪以来的大事记。

洋务派冀望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维护专制统治，改革以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为限，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技治主义”思维。对此，梁启超问道：“李鸿章真的知道洋务吗？为什么他国通过洋务富强了，而我国大办洋务之后却衰落了呢？”在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各案后，他道出了自己的答案：“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李鸿章以为中国的政治、教化、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不如人的无非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罢了，只需学会这些，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这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而已，他没有真正懂得西方富强的原因。

但梁启超也指出，通过李氏奏折中对现状的深切忧虑，可知其见识也确有过人之处：李鸿章深知中国处于“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因循现状是无法苟且偷生的，希望找到安内制外的长久良方；如不变法维新，那么战和守都靠不住；抱定门户之见则积习难除，终将一事无成；偌大一个中国，越来越缺乏人才，将永无自强自立之日。李氏的历史局限性在于“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也不知西方国家能够化除门户之见，通过新的宪政走向富强，其改革动力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他批评李鸿章“不学无术”，未能利用其地位及影响力推动历史潮流，叹息李氏“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倡导“造育新民”，以改造中罔人的“国民性”为己任，这一任务历时百年仍未完成。历史常有轮回，当此“大国崛起”雄心万丈之际，民族主义甚嚣尘上，那种“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封建沉渣也重新泛起。“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时髦的说法已变成了‘公仆’)当尽之责任”者，仍大有人在。不学必然无术，身处晚清变局百年后的“学习型社会”，社会转型仍未完成，学习的方向和方法依然不明。

……

这篇传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或可归入新闻性评传一类。作者白谓，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然不会有心为他做辩护。为一位刚刚逝世的大人物作传，能做到不存私见、评价公允、褒贬分明，殊非易事。百年后读此传记，仍能栩栩如生地感受传主其人、其时代，非有高屋建瓴的史识、客观公正的史德及纵横驰骋的史笔不能为之，足令后世沉溺于“遵命史学”泥坑中之人无地自容。

梁启超的文字一向带有鲜明的个人文字风格，极具张力。在一些总结性论断中，经常用“吾敢言”“一言蔽之”一类词句，透露出一种咄咄逼人的自信，殆非有真知灼见者所不敢为也。他总结李鸿章洋务、军事及外交失败，关键在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在十九世纪这个竞争进化的时代，仅靠小修小补图一时偏安；不扩充养育国民实力，致国家于威德完盛，仪捡拾一点儿西方的皮毛，如同汲水而未找到源头，便安于现状，更凭着小智小术欲与世界著名的大政治家抗衡，出让了大利益，却去争夺一些蝇头小利。

在批评了李鸿章的失误之后，梁氏笔锋一转，又扩展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彼李鸿章同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闲而不能自拔。”他指出，李鸿章没有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没有生于当今而生于几十年之前，无论前人或同时代的人，没有一个造时势的英雄可以引导他、襄助他，这是同一时代环境下人物的局限性使然，“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

关于个人品格才具，梁氏断言李鸿章乃“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他直指“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为中国官僚政治的通病，“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尽管如此，“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人能比得上李鸿章。他预见到“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社会动荡。纵观三十年来新一轮的历史大潮，不见了随亡国灭种危机而来的改革紧迫感，经济建设已有长足进步，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蹒跚。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仍未建成一个理想的公民社会，梁任公“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的警告，在大同世界出现之前永远不会过时。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于北京风雨读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