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提款权》是钟道新于1996年创作长篇小说。当时很多经济学家也没注意特别提款权，他独具慧眼，就以特别提款权为主题进行文学创作，将内地生意人被港商利用“特别提款权”骗取资金的故事描写得栩栩如生，读者通过小说也大致了解了“特别提款权”是怎么回事。

他的小说，故事紧凑，题材新颖，他不断探索世界新知识，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让读者爱不释手。钟道新知识渊博，而且善于将知识化入作品，与当下不少无病呻吟、没有社会生活基础、所谓内心描写的作家相比，他的作品可读性要强得多。

在人民币“入篮”的今天，真该好好纪念钟道新，一个作家能提前十年将“特别提款权”内涵写得如此之好，真该让众多经济学者反思。

《特别提款权》是钟道新于1996年创作长篇小说。

这是一向以擅长经济界、科技界小说而闻名于世的作家钟道新的又一部力作。作家以一贯的机智和幽默的语言及独特的艺术视角，再现了当代商界、政界和科技界人士在各自舞台上的表演以及他们悲欢离合、荣辱沉浮的生动真实的故事情节。此书背景广阔：国内外贸易中的程序与技巧；不倦追求利润的商业精神；构思巧妙的诈骗计谋；计算机行业的盗窃行径；国际金融舞台的险恶风波；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勾结较量，在本书中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读者在获得艺术欣赏之愉悦的同时，也将获得大量的信息。小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故事情节曲折跌宕，具有鲜明强烈的时代感和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正文

彭小彭毫不犹豫地买了前者：如果你的手里有足够的钱，那就买最好的东西。

有了护照，彭小彭决定到外面去闯一闯。第一站就是香港：因为如果到欧美，他的语言不通不说，也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买卖看上去做的是钱，而实际上做的是关系。而香港除去一些他平时积累的商务关系外，在香港的中资机构中，他也有许多熟人，比较容易打开局面。至于局面打开了以后怎么办，他暂时只有一个大概的方向：一是杀向东南亚；二是返回中国大陆。

如果是前者，我也义无反顾。因为在大陆上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东西和人——在闪动这个念头时，早已和他分居的妻子根本就没能进入他的感觉系统——只是眼前这个人，他看着默默收拾东西的伍勤，多少还有些牵挂。

听见声音的伍勤，依然用宽阔的背对着彭小彭。他是个足有一米八的大个子，脸上有一道横行的伤痕。就是这道伤痕，使他变得相当内向，不愿意面对任何人。

“你看过《基督山伯爵》这本书吗?”彭小彭问。伍勤摇头。

“你倒是给我说句话啊!”伍勤追随彭小彭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而他自觉今天第一次产生和他谈话的念头。

“他是哪个公司的?”伍勤很费力地说。一个人如果长时间地不说话，他的说话功能就会退化。

“算了。算了。”彭小彭想起上次问他看没看过《红楼梦》，伍勤也是想了半天后问：是不是一盘带子?

“扔完东西，你叫瓶酒和几个小菜来。”

伍勤还是没行动。

彭小彭不耐烦地催他快点去。

“多少钱的?”伍勤闷声闷气地问。

“最好的酒、最好的菜，和最好的朋友喝。”彭小彭这才想起少发了一条命令：伍勤执行起命令来，和电脑很相似，如果你输错了一个字符，它就会认为指令非法。

“最好的酒是不是‘二锅头’?”伍勤问。

“你认为什么是最好的就是最好的。”彭小彭挥挥手，“就来‘二锅头’好了。”他是一个不在乎钱的人。钱对他来说，只是权力的外化：有了钱你就可以购买你想买的东西、指挥你想指挥的人。也就是说：钱是一种应该赶快使用的东西。而即使是一瓶最普通的法国酒，其价格也等于一箱“二锅头”。可伍勤就是喝不惯法国酒。一次他请伍勤喝“路易十三”，伍勤喝了几口后就不喝了。他问为什么?伍勤半天才说：“不好喝。”他立刻教训道：“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某次为了挽救濒临灭亡的交响乐，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讲演，他说：‘交响乐是什么东西?它就是一种——如果你说不好，就证明你没文化的东西。’法国酒也同理可证。”说到这，他觉得这话有些超出伍勤的理解力，就改说大白话：“一种东西如果别人都说好，你就也一定要跟着说好。否则就说明你特别土。”他说过这话之后，伍勤果然在每次应酬喝法旧酒时，再不说二话。但喝的样子看上去煞是痛苦。某次彭小彭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问：“你喝这东西是什么味道?”伍勤喃了好久，才寻找到一句形容词：“和感冒时喝的止咳糖浆一样。”彭小彭听完之后大笑，从此不再强迫他喝。

伍勤走后，彭小彭把里屋卧室的两个大枕头放在地上，与沙发垫子配合成符合人体曲线的模型，然后躺了上去。

他一九五一年出生在一个标准的军人家庭。其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学院的院长，军衔中将。中国军事院校的官员的级别都非常的高，因为这是培养干部的地方。而要想抓住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人是最重要的。所以毛主席很早就英明地指出：路线确定了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彭父早在古田会议时期就参加了红军，后来又与刘伯承等一批中共高级将领一起，被派到前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三十年代，他一直在红军和八路军内供职，战功卓著，由团而师而军。四十年代初，他作为我党的军事代表派驻前苏联。一九四三年他带领一批在前苏联学成毕业的飞行员取道新疆回国。P6-7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课题。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将面对，难以回避。个人，作为社会的组成细胞，也同样如此。这并不以我们自己的意志来转移。综观世界各国，在这种转化的进程中，都有了不同的选择，并表现出各异的特色。但总的来说，还是目前我们称之为“发达国家”的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其成功的转化有诸多原因，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与其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农耕文明的不发达，以及突出的个人奋斗精神、重利思想、实用主义等有极大的关系。而目前世界上的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则在向现代化转化的历史进程中，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就中国而言，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农耕文明得到了充分发展，并达到了最为繁荣的境界。现在的发达国家在转型早期的生存压力等表现得并不明显，从而一种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逐渐固化。向现代化转型的原生性动力并不强大。从某种意义来看，中国实际上进入了一种人类最美好的发展境界，那就是，依靠劳动来创造财富，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有剩余的时间来体验人生的乐趣等等。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主要靠外部的强力推动。就是说，因为先发国家对财富、权力、欲望的强烈追求，在吸纳了东方文化，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之后，骤然表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状态。其商业首先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依靠对海外市场的分割，使过去形成的传统的世界市场在大航海时代变得更加活跃。同时，工业技术得到了快速的进步。人类的新发明成几何级数增长。新技术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物质生产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而与之相应的是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变革。一种能够服务新的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管理系统逐渐建立，并在血与火之中不断完善。在这样的变革转型中，东方古老的中国受到了西方先发国家的强烈冲击。传统的农耕文明与新发的工业文明之间出现了严重了错位，并引发了控制、占有与反控制、反占有的残酷斗争。中国从农耕文明的辉煌顶峰跌落，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并反思自身文明存在的问题。在外力的冲击下，中国不自觉地开始了向现代化转化的历史进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筚路蓝缕、奉献牺牲，前赴后继、求索奋斗，就是要重新找到国家独立、发展、进步的正确道路，实现民族的复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承担了不同的历史使命。不同的人们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中为这样一个艰难而宏伟的目标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中国的文学，同样没有疏离民族的历史追求，甚至在许多关键的历史时刻，承担了开启民智、传播思想、激发斗志、重塑文明的历史重任。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充满了探索的转型进程中，中国人民表现出了自己最大的智慧与韧性。一直到新中国的建立，才基本形成了主权统一、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形态，并以超人的勇气与奋斗精神、惊人的创造力与发展速度迈向现代化。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转化进程中，中国虽然经历了失败、屈辱、挫折，但终于创造了他人所没有的成就。而我们的文学，正是这一历史的亲历者、推动者、表现者。就山西文学来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方阵，当然也是这一历史的组成部分。其努力与贡献非常突出。

首先是推动了现代汉语的大众化，为现代汉语从知识阶层走向普通民众，并使二者有机结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了一个从“器”到“道”的转变。所谓“器”，就是中国人在最初以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器物先进，因而倡导“洋务运动”，开办现代工厂，引进西方设施，等等。这些努力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来看，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事实很快证明，仅仅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并不能解决问题。之后发生了制度层面的改革，包括推翻清王朝，建立立宪政权，仿效欧美三权分立及选举制度等等。但是，这种形式上的制度变革没有使中国强大起来，反而使中国成了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于是，更多的人开始反思中国的文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部分进行批判；一方面引进国外的思想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等等。新文化运动成为当时风生水起的社会思潮。从今天来看，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有许多过激之言。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就会感到这些批判背后所表露的急切心情及历史合理性。在新文化运动中，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也是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把中国人使用了数千年的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从文化发展传承的角度来说，以文言文为代表的中国书面语言具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明意义。可以说，文言文的简洁、精炼、典雅，以及其表情达意的丰富性，是世界上任何语言都难以企及的。这也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现实来看，文言文也具有非常严重的局限性，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首先是缺乏精确性。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思维追求整体感、人文感、艺术感，中国的语言缺少对事物的准确表述。这种特点虽然具有非常强烈的人文色彩，以及超越了具体现象的整体感，但是与现代工业技术发展中对事物精确性表达的要求有很大的距离。语

从某种角度来看，山西文学似乎为我们呈现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百年变迁史。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广为关注的小说创作之中，同时也更加丰富地表现在文学的其他领域，如诗歌、散文、戏剧，以及逐渐从散文文体中独立出来的报告文学及传记文学之中。当我们追寻这种变迁的历史时，不能割断由山西而表现出来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从远古以来，这一文明代代相传，承续不绝，其中涌现出众多的仁人贤士。作为个人，他们有自己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环境、成长条件，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们似乎勾勒出中国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脉络。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价值选择，以及思维模式。对他们进行研究，并用传记的方式表现出来，使今天的人们了解并感受他们所具有的闪光的人文价值，不仅对今天的改革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对我们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重建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将首先使我们看到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的影响力，进而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确立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觉性。在这些如星光一般闪烁的先人身上，我们将体会到中华文化的魅力、价值和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承续山西文学的精神品格，创作出新的能够表现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而对五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那些曾经做出突出贡献的英杰才俊进行文学式的描述，也将是我们传承民族精神的一种努力。因此，组织编辑出版山西文学“双百工程”，有着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这一“工程”包含两个序列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百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分是已经发表出版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现当代小说。通过集中编辑出版，可以使我们比较全面地回顾审视山西文学某一方面的成就与贡献。另一部分是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其目的是推动山西长篇小说的不断繁荣。把它们列入这一工程，即是对文学发展的新推动，也可以延续已有的成果，使人们看到山西文学创作的最新成就及更加生动的面貌。二是“百部山西历史文化名人传记”。山西的报告文学近些年来表现出非常活跃的态势。不仅参与创作的作家比较多，出现的作品比较多，而且产生的影响也比较大。其中一些作家应该说是中国报告文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同时山西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对中华文化发展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英杰先贤。以传记的方式把这些先人在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的贡献表现出来，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追寻中华文化的精神、操守、品格，并使我们从先人的风采中找到自己前行的楷模和动力，激励我们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进步。所以，这也就成为我们的一种责任。相信通过这一努力，既将促进山西文学的进一步繁荣，也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责任，重塑我们的文化形象，展示中华民族在漫长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与智慧，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