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赓续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血脉，保存了知识和文明的火种。”

乱世中的奇迹，学术自由的殿堂，国乱不至学乱，颠沛流离而大师辈出。

《自由与包容(西南联大人和事)》由任继愈著，西南联大的自由与独立的精神光辉耀眼，虽如昙花一现，却值得后人铭记与传承。愿我们能够始终铭记与传承西南联大的精神。

《自由与包容(西南联大人和事)》由任继愈著，西南联大，全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不仅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1937年抗战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校南迁，组建为“长沙临时大学”。后内迁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只存在8年，堪称史上“Z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短短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序一 西南联大与“五四”传统

序二 关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辑1 联大永存

 抗日战争时期的北京大学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

 我心中的西南联大

 回忆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启示录》观后感

 “小长征”决定哲学救国

 西南联大人和事

辑2 桃李芬芳

 吴宓先生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领域里的贡献

 刘文典先生

 我钦敬的陈岱孙先生

 钱穆先生

 一代大师，因小见大

 郑昕先生

 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

 回忆郑毅生先生几件事

 闻一多、顾随先生

 才性超逸，校雠大家

 金岳霖先生

 忆金岳霖先生的一堂教学和两则逸事

附录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民主运动

联大在昆明的八年中，在政治生活方面(当然也直接间接影响到其他各方面)约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938年初至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前，这是政治上以及各方面都比较活跃的时期；1941年春至1944年春，这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区内进一步对人民进步势力进行迫害的时期；1944年春到1946年夏联大结束，这是民主运动、学生运动再度上升和高涨的时期。

联大一部分同学在从长沙迁到昆明的两个多月步行中，已形成了若干集体生活的习惯。到昆明以后，以这一部分同学为基础，在地下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了“群社”的组织，推动了最初三年联大生动活泼的政治生活和学生生活。当时联大学生经常出壁报(如政论性的“群声”，文艺性的“腊月”“冬青”，画刊“热风”及通俗性街头壁报，等等)，开辩论会、讨论会、时事座谈会，组织学习小组(分哲学、经济、中国问题、文艺、诗歌、戏剧、歌咏、木刻以及俄语、世界语讲习班)，组织旅行，在农村和街头做抗日宣传工作。这些活动团结了多数同学，并推动他们在政治上趋向进步，并和校内的少数国民党三青团分子做了艰巨的斗争。

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步步败退，从1939年秋天起，远处西南边疆的昆明也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的疯狂轰炸。联大的校舍曾经多次被炸，上课的时间且一度改为上午7时至10时和下午3时至6时。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再度掀起了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反共高潮，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内加紧对进步人士的残害压迫，公开逮捕大批的共产党人和被认为有嫌疑的人士。昆明和联大的政治空气也突然阴沉下来，许多进步同学被迫离开学校出外逃亡，进步的学生团体如群社等被迫解散。有一位同学曾这样描述皖南事变后的联大：“从这时起，联大沉默了，壁报没有了，讨论会没有了，一切团体活动都没有了。同学们见面不敢说一句真话，大家敷敷衍衍，彼此都存着戒心，学校像死一般沉寂。”

在这个沉闷的时期，许多人的思想和活力都找不到出路，于是，钻书本的风气盛行起来。每晚图书馆开馆前排队抢座位和借书的行列经常长达数十公尺。抗战的前途怎样？国家和个人的出路何在？这类问题在书本里是不容易得到答案的。而政治上腐化黑暗和经济上枯竭困窘的现状还是经常刺激着同学们在苦闷中探索、思考。有时也突破一下沉闷的空气，作为一股潜流突然进发出来，例如1942年初的“讨孔运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许多爱国人士在日军攻占前无法脱身，而一向以贪污、腐化、反动和愚蠢闻名的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竟以飞机从香港抢运自己的家属、女佣乃至洋狗到重庆，消息传来，引起联大同学普遍的愤慨，数年来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满遂在这个事件上爆发出来。新校舍墙头贴满打倒孔祥熙的大字报，吴晗教授在中国通史班上向同学们提出：“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今天有个飞狗院长，可以先后媲美。”于是，由一年级同学倡议，迅速会合了新校舍的同学上街游行。同学们举起旗帜，沿街用粉笔写声讨孔祥熙的标语。联大同学的“讨孔运动”，立即得到后方各地人民的同情和响应，有些学校如浙江大学(当时迁到贵州)的同学也举行了罢课游行。

P25-28

西南联大与“五四”传统

“西南联合大学”是一所特殊的大学，既前无古例，亦后无来者。

说其特殊，首先是寿命之短。1937年，北京沦陷，平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往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半年之后又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直至1946年迁回京津，恢复原三所大学建制，前后不过八年。

说其特殊，更在于它所取得的成就。短短八年，又是在抗日战争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数学家陈省身、华罗庚，物理学家周培源、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杨石先；人文社会科学亦无不例外，任继愈、王瑶、阴法鲁、冯契、杨志玖、逯钦立，皆卓然成家。

“西南联合大学”创造了办大学的奇迹，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极为独特的教育现象。

任继愈先生既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后又担任西南联大的教师。北京大学南迁长沙时，任继愈先生是哲学系三年级学生，他从山东千里迢迢赶赴长沙报到。1938年，临时大学迁校云南，闻一多率领240名学生从长沙徒步昆明，历时两个月，行程三千里，可称抗战时期大学的“万里长征”，任先生是其中的一员壮士。1939年，任先生考取了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大任教。

如任先生所说，西南联大这一段经历，在他人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直接影响到他选取中国哲学史作为他一生的研究方向。“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有机会看到农村败落和农民贫困景象。靠了他们承载着这个又穷又大的国家。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败落的农村发生关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无法解决。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自传》)对于西南联大的老师、同学和那一段学习经历，他老人家怀有特殊的感情，生前写有多篇文章，与我聊天时也常常讲到，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现在重读任先生的文章，我领会到，任先生怀念、总结西南联大的历史，不完全，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怀旧情，实有对中国教育的理性反思，寓意甚深。

十余篇文章，有谈人，有忆事，用一句话概括其要义，就是西南联大靠“五四”精神创造了奇迹。“如问西南联大何以能创造奇迹，可以明确回答，这奇迹来自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西南联大关心天下大事(外抗日寇，内争民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尊重别人的民主传统，‘五四’的火炬在联大师生手中传承下来。”(《我心中的西南联大》)

论起教育，所谓“大学乃有大师之谓也，非有大楼之谓也”，都被大家讲滥了。然此话喻之西南联大，才最为切当。任先生回忆，西南联大的校舍极度简陋。1938年刚到昆明，理、工两院暂借校舍，文法学院则在云南南部的蒙自设立分校。1939年始建成新校舍，一百余间平房，土墙泥地茅顶，教室、实验室和学生宿舍就挤在这低矮、简陋的房内，图书和仪器设备，也只能勉强应付教学的最低需要。因为用房紧张，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和导师同住在一个宿舍，同吃在一个饭厅。而当时师生的生活，多在半饥半饱的状态，生活极为困苦。闻一多先生一家，每天只能喝两顿稀饭，靠治印补贴家用。一些教授只好到中学兼课维持生计，似刘文典那样为人撰写墓志赚些润笔，已是相当不错的了。与今之大学高楼广厦的富丽堂皇、教授的衣食无忧，几乎是天上人间，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由于三校合为一校，西南联大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学者。看看阵容：一年级语文老师余冠英、李广田、沈从文；英语老师王佐良、李赋宁、查良铮；文科研究所导师陈寅恪、傅斯年、向达、姚从吾、郑天挺、罗常培、罗膺、杨振声、汤用彤、贺麟，可谓一时之盛。所谓大师者，此之谓也。对于这些老师，任先生都怀有深深的敬意，写了《贺麟先生》《回忆金岳霖先生》《刘文典先生》《钱穆先生》《闻一多先生》《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等多篇回忆文章。

不过大师云集，实乃机缘凑合。但如何保护好学者研究与教学的权利，活跃学术风气，激发学术的创造力，才是大学办学的关键。在任先生心中，“北大之‘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气度之大”，“能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北大的‘老’与‘大’》)；“西南联大值得怀念的是它的自由宽容、博大深宏的学风”(《我心中的西南联大》)。据不完全统计，联大八年所开的课程，竟然达1600门以上。同一个课程，闻一多和罗庸都讲唐诗，观点却不相同；罗庸讲楚辞，闻一多也讲楚辞；一样的古文字学，唐兰和陈梦家不同。沈有鼎为哲学系开《周易》课，闻一多来听；数学系教授程毓听郑听的“康德哲学”课，至于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听者多为中文、历史、哲学的老师，陈寅恪遂有“教授的教授”之称。联大的课外学术活动丰富多彩，学术演讲几乎每天都有，学术社团经常组织各种学术活动，文科研究所罗常培组织了一系列学术报告会，任先生听过的就有汤用彤的《言意之辩》、向达《唐代俗讲考》、冯友兰《禅宗思想方法》、贺麟《知行合一新论》、陈国符《道藏源流考》。活跃的学术风气，最终获益的还是学生。

“百家争鸣，学术民主，不但在同辈中盛行，师生之间也不乏这种宽容求是的事例。”(《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任先生的文章，生动地叙述了联大师生学术平等的故事。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自然是得天独厚，在研究所的小天地里与导师吃住在一起，朝夕相处，如古代的书院，既可四时请安，又可随时间道。一般的大学生虽不似研究生，与老师如此亲密，但与老师亦有经常的交流，而且撰写论文，可以与导师的意见相左，只要持之有故，论文就可以通过。历史系二年级学生王玉哲不同意文科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关于《齐物论》作者的意见，发表文章提出商榷，考研究生时，壮胆报考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而被录取，并未因学术观点不同受影响。杨振声指导本科四年级学生写论曹禺的论文，学生迟迟不能交论文。杨振声约学生谈话，原来学生不交论文，是因为学术观点与杨先生不同，怕在杨先生那里通不过。杨振声告诉学生，只要掌握原始材料，认真研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必和老师的观点一致。“学术面前，只重证据，不论资格”。从学术的本性上，给予学生以创新的胆气。

宽容的学术环境，是学术研究的温床。虽偏居西南一隅，闻一多利用西南地区民族、民俗的活化石研究《诗经》《楚辞》和古代神话，开创了研究的新生面。罗常培亦利用西南民族的语言资源，开辟了少数民族语言学的新领域。贺麟创立了“西洋哲学编译会”，主持编译西方哲学。金岳霖的《知识论》是他在联大的讲稿，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熊十力《新唯识论》、钱穆《国史大纲》也都完成于此一时期。所著多为传世经典，何止是成就斐然而己！

西南联大“五四”传统的另一体现是爱国和民主。任先生回忆联大生活，总结联大的办学精神，既讲学术自由，又讲爱国和民主。冯友兰先生的西南联大纪念碑也说“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乃是西南联大精神。而这也正是“五四”的精神，西南联大继承了这一传统。

联大的师生虽然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或“左”或“右”，见解分歧，但是却都有共同的爱国信念，抗击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爱国成为西南联大师生的凝聚力，也成为学生克服困难、砥砺成才的动力。所以，虽然天天有日寇飞机轰炸，物价飞涨，师生食不果腹，联大却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

争取民主也是西南联大精神所在，而这一精神亦来自“五四”传统。1944年，重庆政府把“青年节”的日期，由5月4日改为3月19日，以此防范学生的民主运动。联大学生鄙视、无视政府的通令，举办了一系列“五四”纪念活动；1945年，又举办了更盛大的“五四周”，联大学生精神由此而出现复兴。1945年，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联大学生开展了血与火的反内战学生运动，展现出他们不屈的壮志，教授闻一多的鲜血亦染红了西南联大这片土地。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证明西南联大的老师不是死读书的学者，西南联大培养的学生亦非读死书的学生，而是关心天下大事，关心国家命运的志士，这也是西南联大不朽的遗产。

1943年12月，林语堂从美国回国，到西南联大演讲，他用“不得了”感慨西南联大师生生活的艰苦，又用“了不得”赞誉联大取得的成绩。林语堂是文学家，搬弄文辞，是他的本事，也是他的常态，而此“不得了”和“了不得”，确实表达了人们对西南联大由衷的敬佩。

詹福瑞

201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