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安得倚天剑

1956年7月，22岁的王桁从交通大学毕业，可他的报到证却迟迟未发。他的心中焦急不安，去学生科问了几次，得到的回答都是“你别急，再等等”。可眼见着同学们都领到报到证，纷纷离开学校去工作单位报到，自己却依然在等待，他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此后的两个月中都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直到9月初，新学期已经开学，他终于领到了报到证，服务单位一栏上写着——“国防部第五局”。

学校里与他一同分配到国防部的还有七名毕业生，因为分别来自不同的专业，相互之间并不熟悉。他们不知道国防部第五局是什么样的单位，也不知道去干什么工作。他们更不知道，几个月前他们就被选定出来，这么晚拿到通知，是因为那个神秘单位曾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家乡调查各自的家庭背景。

王桁和同学们扛着行李挤出北京前门车站，就看见车站广场边“国防部第五局接待处”的牌子，接待人员一一查对了报到证后，让他们登上一辆停在旁边的军用大卡车，一路开出了西直门外，过了紫竹院公园再往西南方向走了500多米，汽车停在车道沟的一个院子门口。

院子周围是大片的农田，没有几户人家，南边还有一片乱坟岗。一行人看着那个紧闭的大门和风吹日晒褪了色的院墙，心都凉了半截——国防部，怎么会在《聊斋》里才有的地方！大门旁挂着的牌子更让王桁和同学们泄气——解放军第466医院。

他们心中还怀有一丝希望，“可能是让在这里先做体检吧。”

院子里有三栋三层小楼，还有一排足有三十多米长的平房仓库。没有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甚至除了门卫和开车的司机，也见不到穿军装的军人，见到的都是穿着便装的年轻人，生龙活虎的样子，不像是病人。

一位后勤管理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欢迎大家，咱们这个单位刚组建不久，你们是这里招收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

王桁心里一沉，还真是在这儿工作！

“咱们这儿是什么单位？是医院吗？”一个同学怯怯地问了一句。

“国防部五局呀！”管理员说，“这是临时借用的办公地点，咱们工作和住宿都在这儿。”

“那我们来干什么工作呀？”王桁忍不住问道。

管理员依然面带微笑：“你们现在不用问，该告诉你们的时候，自然会说。还有，咱们这是保密单位，以后的工作中，与自己工作任务没有直接关系的，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这里的任何事情，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外不告亲朋。跟任何人交谈、写信绝对不能提单位的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总之不能对外界透露任何情况。”管理员说完，就带着他们前往宿舍区安排住宿，王桁和他的同学们被这一连串的“不”镇住了，心里充满了好奇却不敢再多问。

所谓的宿舍区，就是医院住院部，四人一间病房，每人一张带轮子的病床。王桁抓着床头来回推了几下，“哎，这东西好啊！行李放上去，推着就走了，搬家很方便呀。”

宿舍区已经住着很多身着便装的年轻人，看样子也是刚毕业的学生。放下行李没多久，王桁就认识了隔壁宿舍的贾伯雄和宋承河，他们是天津大学机械专业的毕业生，几天前就来报到了。贾伯雄是个大嗓门，直来直去的豪爽性格，很好相处。王桁跟他熟悉了，忍不住问：“你们来了这些天，都干什么工作呢？”

“没工作，就是政治学习和保密教育。”贾伯雄说，“学半天，完了就自由活动，聊天、打球都行，说是让大家增进相互了解。还组织我们到北京的名胜参观过两次。”

“不说干什么，就这么闲待着？”王桁说。

贾伯雄哈哈一笑：“我们刚进来那天也不知道，上保密培训课的时候就说了。”

王桁眼睛一亮，压低声音说：“你们知道了？搞什么的呀？”

“搞导弹！”

“导弹？……是什么东西？”

贾伯雄摇摇头：“不知道那是啥玩意儿。”

这并非出于保密的托词，他是真的不知道。包括国防部五局那些从各部队中抽调来负责管理和后勤工作的军人，也不知道导弹是个什么玩意儿，只是到了这里才听说，那是一种最尖端的武器。

当时的中国有六亿两千多万人口，知道导弹是什么的，不超过十个人。真正从事过导弹研究工作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在对导弹几乎一无所知的条件下，中国人开始了研制导弹的筹备工作。

三个月前成立的“国防部航空委员会第五局”，就是那个在全国高校筛选毕业生的神秘单位，挑选的王桁、贾伯雄、宋承河这批人员是为筹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储备人才。而那项高度机密的行动就是建立导弹研制队伍，负责导弹的研究、设计、试制任务。此时，宿舍区已经有近百名报到的大学生。

入夜时分，466医院的周围一片漆黑，只有东北方向苏联展览馆尖顶上的红色五角星在夜空中闪耀，那是方圆几公里内唯一整夜不灭的灯光，是中苏两国兄弟般友谊的象征。

王桁躺在宿舍里的病床上，回想今天得到的信息。要从事的工作根本不是自己所学专业，这让他有些沮丧，但这个神秘的“导弹”到底是什么，也让他有些期待，从事这个一无所知的专业自己能否胜任，更让他有些担心。P3-5

动力与坚持

一

2013年初春，陕西人民出版社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六研究院(以下简称航天六院)策划推出一部弘扬航天精神的纪实文学作品，这一策划获得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被列入2013年度重大文化精品项目。我接下这本《中国动力》的写作任务时，原打算用一年半时间完成。当一切真正开始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走上了一条几乎望不到尽头的漫漫长路。

责任编辑在我写作之初，就定了基调：“这不是为一个企业写发展史，而是通过这个企业的发展，描绘出中国航天乃至中国科技发展的历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更是国家强盛的根本所在。成吉思汗快马弯刀横扫欧亚大陆的历史永远无法重演，现代社会中，大国崛起必须以科学技术为原动力。也正是因此，这本书被定名为《中国动力》。

西方世界从18世纪中叶已经开始运用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发展，经过近300年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积累和递增，逐步建立起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强大的科学研究体系。而中国的现代科技从1950年代才开始起步，仅用60年就完成了西方世界三次工业革命的历程，跻身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几代领导人和科技工作者为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懈努力，300年的科技发展历程浓缩在60年之中，这是如同核裂变一般的剧烈变革，充满艰辛却弥足珍贵。身处其中的人们，命运和生活也在这天翻地覆的裂变中裂变。他们奠定的科技基础，为中国飞跃式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在接到任务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收集了众多相关资料，并构建起大体的框架。《中国动力》是以航天六院科研人员的个人经历为线索，展现中国航天60年发展的历程，以及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这样的写作计划需要获取大量历史资料、采访众多相关人员才能完成，必须得到航天六院的大力支持。

六院党委书记黄亮对《中国动力》的写作颇为重视，希望与责任编辑和我面见，对本书的写作构想等详情进行了解，但几次预约都因事务缠身未能相见。那段时期，六院各项研制任务极为繁重，时任院长谭永华正在北京学习，院内党务、行政、技术管理等方面工作任务繁重，头绪复杂，实在忙得没有一丝空闲。有一天约好了当天下午见面，中午接到他的电话：“小赵，实在抱歉，刚刚接到紧急通知，下午必须赶去北京。本想与你和出版社的编辑当面交流一下，现在看来实在难得空闲。我已经跟院工会主席吉钢铁和宣传处张美书处长说过，请他们接洽、交流具体情况。”

出版社责任编辑与吉主席和张处长沟通了本书的写作构想后，双方一拍即合。为了更好更快完成这一项目，商议决定，由六院政工部宣传处提供前期的采访安排和后期的涉密审核工作，并先期提供了数十万字的文字素材和大量的图片资料。半个多月后，我接到张处长的电话：“这几天我们跟各所属单位进行联系，整理出一份采访人名单，你就可以开始采访了。”

二

2014年1月，《中国动力》的初稿已经写了4万多字，我和往年一样去医院做常规体检。

B超室里，我排在几名体检者身后，等待着板着脸的大夫点名，并发出“躺好”“起来”的指令。除了点名和发布指令，大夫不说别的话，机械地操作着仪器，机械地将体检单推到一旁。给我做检查的时候，大夫却扭头报了一组数字，坐在仪器边的护士在一张纸上记了下来，起身走出B超室。我忙问：“大夫，您刚说的那组数字，有什么问题吗？”大夫将体检单递给我，语气温和地说：“没事，没事！你去检查其他项目吧。”

电视剧里最常见的桥段，大夫态度和蔼地对患者说“没事”的时候，事情其实已经很严重了。一年多前，我写的那本《十一维空间》中，侯伯宇先生也是在体检中查出了恶性肿瘤，未能完成他生命中最后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老天像是在开玩笑，我写过的事情，居然会在自己身上重演！

我不记得那天是怎么检查完其他的项目，也不记得怎么度过了那人生中最灰暗的一天。只记得跟家人什么也没说，只记得那天晚上一夜未眠。我想马上拿到检查结果，又害怕拿到检查结果。我设想了最坏的状况，却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这个状况。

第二天一大早，张美书处长打来电话：“北京那边的采访事项已经安排好了，你可以马上去那边采访。”这突来的电话让混沌之中的我彻底凌乱，我想拿到检查结果再去采访，但又不想告诉张处长我面临的情况，只好胡乱地说：“我得跟出版社那边商量一下，再决定什么时候去。”挂了电话，我很懊恼自己的这番胡言乱语，立刻动身赶往出版社。

直到坐在屈奇主任对面，我的心绪才平缓了许多。他曾是我在报社工作时的领导，多年来一直提携帮助我，是我最信任的人。“有个事……我没跟家里人说，你也不要告诉他们。”我将昨天体检遇到的状况讲给他，他“噌”地站起身，拉着我就往外走：“赶紧！赶紧！我陪你去医院复查，马上拿结果看。”

我挣脱他：“我不想马上看到判决书，晚拿到几天，就算是给我的缓刑期吧。”

“还等啥？！如果真有问题，这书先不写了。”屈奇说。

“如果真有问题，我不治疗，得把这本书写完。”我说。

“你也想和侯伯宇一样的结局？你娃才两岁呀！”屈奇急了。  “我就是不想跟侯伯宇一样带着遗憾走。癌症的治愈率有多少咱们都清楚，我不想在病床上耗尽剩下的时间。”我说，“不能陪着孩子长大，至少留下这本书陪着他，他想我的时候能翻一翻，能看见我，能看见他爷爷那一辈人的生活。”

在出版社的那间办公室里，我做出了决定，如果生命即将结束，我必须在离去之前为我父辈、为我自己、为我儿子写完这本书。

“我不等结果了，明天就去北京采访。”……的发生，有众多型号并行研制，有多次的机构变化分分合合。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只负责其中某一个型号、某一个部件的研制和制造。

面对千头万绪的历史事件和众多的个人经历资料，我如同走进了一个巨大的迷宫，并且每走一步都有几个岔路口需要选择。每一次选择都令人痛苦，几条路我都想去一探究竟，但我知道如果那样，就什么事也说不清楚。

为了这本书的写作，我采访了50多位航天工作者，而中国航天从业者有数十万之众，仅航天六院的干部、职工多达万余人，这样的采访比例是名副其实的“挂一漏万”。

这样的采访也是随机性的，有众多对中国航天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未能采访到，并且那些采访过的很多人的经历和名字，也未能在本书中出现。因行文和内容所限，我只能选取十几个人的经历进行描写，大量被采访人和故事素材都未能选取，我必须对他们说一声抱歉！

事实上，在航天工作中，任何一个部件的设计、制造和试验，都是一个小组、一个团队甚至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完成的。在行文时，我大量地使用“他们”这个词，而那一个“们”字背后，可能是十几名、几十名、成百名、上千名甚至数万名航天人。文中那些有名有姓的人，只是千千万万航天工作者们的代表。

即便做了无数次的精简选择，但要将这些事件、这些人物合理地安排到故事中，形成一个“散点透视”的整体，依然是件艰难的过程。交稿时间一拖再拖，预计一年半的写作，最终竟用了三年多时间才完成。这期间进行了四次大改，无数次小的修改。

我曾几度崩溃得不知如何下笔，深切体会到那些科技人员遇到难关时的煎熬与困窘，他们坚持不懈，我也不能放弃，但这个过程真是痛苦不堪。

当我将初稿交付审核时，几位八十多岁的老专家手持放大镜，逐字逐句地看完了几十万字的稿件，在页眉、页脚写下纠错、补充的文字，字迹颤抖。原劳动部部长、远程洲际导弹发动机主任设计师李伯勇先生与我通话三个多小时，一页页地指出时间、人物、事件以及一些研制细节描述上出现的谬误。老专家王桁到西安出差期间，专门抽出一晚上时间与我见面，纠正文中出现的差错，并补充了大量的故事细节。航天六院保密处曾立处长对稿件进行了严格的涉密审核，吉钢铁主席、张美书处长对涉密内容和相关用语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并提供了众多历史资料照片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中国动力》完成之际，我必须感谢所有在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呵护和支持的人们，因人数众多无法在此一一具名道谢，他们慷慨大度地对我施予帮助，使我拥有勇气和力量完成这一超出自身能力的事情。

《中国动力》在多方的帮助下终于脱稿了，虽然文字稚嫩笨拙，却是我用真诚的心讲述的历史，是我愿意用生命为代价去书写的故事。很有幸在中国航天60周年之际完成了这本书写作，还来得及在父辈们一一转身、默默离去之前，向他们致敬。

他们赋予了中国向上的动力，他们给予了我坚持的力量。

上卷 铸剑

第一章 安得倚天剑

第二章 壮志起东风

第三章 直上重霄九

第四章 为国做干城

第五章 飞向太平洋

第六章 众志战洪荒

下卷 飞天

第七章 再启新长征

第八章 丹心照日星

第九章 吴刚何所有

第十章 逐梦开新境

后记 动力与坚持

那年的青春

一

我七岁那年，跟着我爸我妈搬进了“红光沟”。在此之前，我家住在新疆的塔城，离中苏边境只有12公里。

离开部队大院儿的前几天，每天都有人到家里来跟我爸告别，“能回口里老家了，不错！”在新疆，内地被称为“口里”。

我爸就提高声音：“哪是回老家，是去一个大山里。”一边说，一边从摘掉了领章的军装口袋里抽出钢笔，再摸出一张卷莫合烟的烟纸，画上一个高耸的锥形山包，“实际上就是山尖尖上，有那么块平地，四周都是悬崖，骑自行车不小心就掉到崖下边去了。”更让我爸恼火的是，他在部队是团政委，“让我去当指导员，成了连级了。”

我看着他用那张画着山尖尖的纸片卷上莫合烟，擦根火柴点着，狠狠地吸上一口。袅袅青烟中，我万分忧虑，怎么爬到那个山上去？

那大概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对不确定的未来感到焦虑。

我们坐了三天的汽车到了乌鲁木齐，又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到了西安，然后又坐了一天的火车来到了位于秦岭深处的067基地。我发现，这里不是我爸说的山尖尖上，而是在山沟沟里。我爸还猜错了另一件事，这里的“指导员”不是连级，而是团级。

此后的很多年我都在困惑，为什么我爸会将这地方想象成那样？直到有一次，他对我讲起了自己的经历，我才明白了这个意象的来源。1949年，他所在的部队一路西进解放了新疆，驻扎在和田。他是负责翻译电报的密电员，被派往中印边境的赛图拉哨卡驻防。孤零零的哨卡建在一个山尖尖上，海拔将近四千米，大半年的封冻期，方圆几百公里没有人烟，周围除了红柳没有别的植物。守卡战士一年一换防，密电员却没有换防的人选，他在哨卡守了两年半，见到的只有哨卡里的战士，吃的只有山下送来的干菜，那种艰苦和寂寞远非常人所能想象。所以我爸对“山区”二字非常抵触，他喜欢平原、喜欢热闹的地方。

虽然067基地所在的那条被称为“红光沟”的山沟沟里植被丰茂，但同样荒僻，山沟内只有一条17．6公里的狭窄沥青公路，沿途散布着车间、试验室、办公楼和家属区。每天只有固定的几个时间点有班车通行，错过就别指望再有车了。绝大部分时间，那条公路都是寂寞的，路上甚至见不到行人。

我爸妈在山沟的最深处的11所工作，公路快到尽头的地方，分出一条更狭窄的小路拐进另一条小山沟里，我爸的单位就在这条小山沟的最深处。那儿有一栋二层小楼，一楼是库房，我们一家就临时住在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我在那里度过了记忆中最冷清的春节。冬季的阳光十点以后才能照到小楼的楼顶，我时常趴在栏杆上，望着对面陡峭的山坡和山坡下的厂房，等着阳光从山尖上露出来。

三年后，那片厂房被坍塌下来的山坡彻底掩埋，我家住过的那个二层小楼也被山上滚下的巨石砸毁。我爸的同事，李秉钧叔叔在那次山体滑坡中英勇牺牲。

二

那时的中国西北、西南腹地，偏僻的深山之中，散布着众多“三线单位”。这些有围墙或没有围墙的“大院儿”里，有自己的医院、幼儿园、学校、食堂、商店、粮站、派出所、澡堂、理发室……是自成一体的小社会，他们与当地居民极少交往，更不说当地方言。他们都有自己的“标准语”。从“标准语”就可以判断出这个单位是从哪里迁来的。067基地大院儿的“标准语”是京腔普通话。

我曾是同学们的笑料，他们用带着北京腔的普通话，嘲笑我的新疆味儿普通话。其实，他们的父母都带着南腔北调的各地口音。但孩子们必定都是一口京腔普通话，否则，就会像我一样被嘲笑。迫于“社会压力”，几个月以后，我也学会了这种带着京腔的普通话，到现在也是这样的口音，并且会一直这样维持下去。

我的同学们不但说着北京口音的普通话，并且还有很多人拥有北京户口。这曾经让我极度地羡慕，不是因为户口，而是因为他们每隔一两年，就会在寒暑假时，被父母送到北京住上一两个星期。不过，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和我一样，只能在家属区里或者周边的山坡上疯跑。

那时，我能见到的最繁华的地方，是十几公里外的龙口镇。火车站前那条不足百米的街道上，有一家两层楼的百货商店，楼上楼下加起来不到200平米。还有一个小小的新华书店，还有一家五金店，还有七八个小吃摊、杂货摊，还有……就没有了。那是山沟里最具有商业气息的所在，光是在那条街上转一转，就让我感到很幸福，更何况还能买一两件小玩意儿，吃上一毛钱一碗的元宵。我妈或我姐每年会带我去两次，寒假一次，暑假一次。我妈必须在上班时间请假带我去，因为星期天班车也停运。每次出行的前一晚上，我都兴奋得辗转难眠。

每年的农历二月二也是一个幸福时光，红光沟东边的河口镇有一年一度的大庙会，那是开春时的农用物资交流会，方圆几十里的当地农户、山民都汇集到这里，狭小的街道里满坑满谷都是人，那场面就像现在黄金周的旅游景点。我爸用自行车带着我，颠过四五公里坑洼的土路去赶庙会，给我买根甘蔗，再买一根长长的擀面杖或铁锹把。我兴致勃勃地扛在肩头，跟着我爸踩着满地的甘蔗渣挤到路边小摊上，吃一碗凉粉儿。在那条人头攒动尘土飞扬的土街上，可以遇见我所有的同学，他们同样兴高采烈地扛着长长的甘蔗和木棒跟在父母身旁。擀面杖或铁锹把不是工具，是我们的玩具。  三

我少年时期的世界里，没有陌生人，因为能见到的，只有几个家属院里的那些人，只瞟一眼背影，我就能分辨出那人是张三他爸还是李四他爹，不过，对他们的了解也仅限于此。

在我爸单位的会议室住了三个月，我家搬到了一个只有五栋小楼的家属院。住在楼下的耿宝林叔叔从来没叫对过我的名字，大概因为我哥名叫赵新辉，他就想当然地叫我“赵辉”，而且这样一叫就是三十多年，前几天在路上遇见，还是这样叫我。……勤人员，如果没有他们勤勤恳恳地从事各种保障工作，我们这些搞技术的也干不出什么事。”

他担心我掌握的资料不够多，将自己保存的科技人员回忆文集送给了我，“这些老同志的回忆文章都很实在，你拿去参考。要多掌握资料，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才能写出好东西。”

采访间隙，我专门去探望张静山、武超然夫妇。在红光沟的时候，我们两家曾做过三年的邻居，他家的小儿子大我两岁，带着我一起练“迷踪拳”，其实就是没有师父教的乱打一气。1994年，他们夫妇退休后回到北京，住在原067基地北京办事处位于东高地的宿舍区，家属楼还保留着1970年代的模样。“我们还生活在上个世纪。”张叔叔跟我开着玩笑。

60平米的房子挤着他们和儿子、儿媳、孙子三代人，“这套房子是我退休后专门批给我的，航天部和067基地的一等功我得过三次。”这让我颇为吃惊，“那您就跟我说说吧。”做邻居时我还年幼，根本不在意他干什么工作，只记得他做饭很好吃。他的讲述更让我意外，夫妇俩分别是1957年和1958年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居然都是“元老”级的航天人。

房子的问题是老两口心中的一个结，如果在西安，以他们“研究员”的职称可以分到180平米的房子，但老两口无人照顾，于是回了北京。儿子、儿媳在北京的邮局工作，一年的工资就算不吃不喝，也买不了北京五环边的半间厨房，只能挤在父母家。北京东高地的航天大院儿里，已经建起一片片高楼，可他们的单位隶属关系不在此地，只能看着那些宽敞的新房一声叹息。这是“三线人”的无奈，拿着北京户口，生活在北京，却是不属于这里的外地人。

七

我用了半年多时间进行采访和资料整理工作，我想尽可能多地了解父辈们的经历，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让“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生动起来。因为在我的眼里，那些“特别”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生活在我身边的这些熟悉的伯伯、大妈、叔叔、阿姨们，是他们的喜怒哀乐，是他们的工作生活。

正式写作刚开始，我就陷入了困境之中。中国开展航天事业已经60年，不仅时间跨度漫长，并且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经历所有事情，所以只好采用“漫写群像’’的方式描写这个特殊的群体，但千丝万缕的头绪让我的行文越来越艰难。我想起我哥拍照时说我“笨成个猪了”，那时我可以率性地转身就走，可现在，我却不能走开，哭着鼻子、硬着头皮也得爬上去。

2015年9月，当写作陷入最艰难的困境时，我在大院儿里的通知栏上看见了一张讣告，贾伯雄叔叔去世了。盯着那张小小的讣告，我脑子里浮现出贾叔叔坐在病榻上努力回忆往事，却无奈落泪的模样。我本想写出那些他亲身经历过却已经无法讲述的事情，并亲手送到他的面前，可书稿只写了不到一半，他已经永远地离开。

11月16日，11所的李在华阿姨也因病去世，我跟着姐姐一起前去吊唁。家中没有灵堂，连遗像都没有挂，她的丈夫邱邦华叔叔颓然地靠在沙发上，旁边几位叔叔、阿姨轻声地劝慰。

李阿姨的女儿邱雪梅姐姐跟我们说，按照妈妈的遗愿，后事一切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爸我妈很早就商量过，在西安和成都老家都不买墓地，去世后骨灰带回红光沟，撒在他们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听到这番话，我不禁眼眶潮湿，老辈的航天人，将自己的大好年华留在那片大山深处，又将那里选作自己的长眠之地。那片大山见证着他们的光荣与梦想，承载着他们的青春与永生。

人生没有值得不值得，只有愿意不愿意。那些默默无闻的航天人愿意为中国的腾飞奉献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生命，我愿意为记录下他们曾付出的艰辛和汗水而忍受寂寞与痛苦。

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我屏蔽了一切社会活动，每天枯坐在小屋里，对着电脑和一大堆资料。我放弃了几次“轻松挣钱”的机会，即便面临“绝症”威胁时，也不曾放弃写完这本书的决心。我愿意！仅此而已。

记得在采访期间，有几位熟识的伯伯、叔叔曾对我说：“小子，真行啊！”我很高兴这次的写作计划被他们赞赏，其实我是想用这本书恭恭敬敬发自肺腑地对他们以及数以万计的中国航天工作者们说：

“你们，真行啊！”

中国第一枚导弹如何研制？“两弹结合”如何进行？第一颗卫星如何发射？神舟载人飞船如何升空？嫦娥探月器怎样在月球着陆？长征七号、长征五号大推力运载火箭研制经历了怎样的困难？赵韦著的《中国动力》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航天60年发展的真实历程，揭开背后的无数秘密。

赵韦著的《中国动力》以纪实文学的手法，以液体火箭发动机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贵田的个人经历为线索，描写他和他的同事们为中国航天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通过对这一科技人员群体工作、生活状况的如实展现，映射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军工走过的艰难而又辉煌的自强之路。以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展现出一批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科技工作者波澜壮阔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