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创研部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作者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作者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吴营洲选编的《2016年中国杂文精选》收录了本年度优秀的杂文作品。

吴营洲选编的《2016年中国杂文精选》的作品是从全国当年发表的杂文作品中精选出来，旨在检阅当年度杂文的创作实绩，公正客观地推选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年度杂文。本书精选2016年度在国内外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的优秀杂文百余篇。内容短小精悍，针砭时弊，对一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进行批评，也有文史片断中摘取一些有趣史料。可读性强，知识性强。

直面现实

中国人最缺少的一味药

绝望的堕落

 ——写给知识分子

落马官员为何乞求依法处理？

真正的精英该干什么？

可怕的是用谎言来对付谣言

“人言可畏”是由于有人信邪

老师的尊严是如何丧失的

“要……不要……”

那些砍了头的树

治病救人本就不该是门生意

三种坏文化(外一篇)

暮年农民工归养何处

乡贤文化还找得回来吗？

“世界一流”的焦虑

所有权有时是个童话

“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害处

在中国规矩为什么不值钱？

中国人的眼神

现代人的十大困境

激浊扬清

月下谁敢追萧何

别样的启蒙(外一篇)

孔子之问

 ——读黄永厚《泰山钉子户》

知识分子应做文化托命之人

政治家的等级

战胜法西斯是怎样的历史进步

说“忏悔”

 ——人文拾荒

道德滑坡

守纪律和讲规矩

王夫之的电车难题

时间的力量

每个人心中都住着魔鬼

底线与利益

关于气节

精神信仰的绝对价值

不“讲真话”不“自由”

离那种人远点……

恻隐与忏悔

为何美国人不崇拜开国华盛顿？

传统文化的自尊和自信

良心是心灵的卫兵

野蛮不可能战胜文明

负暄琐话

黑白老电影

伽利略的懦弱

旅行与读史

顾准身边的小女孩

知识拯救的生命

别让错误的读书态度毁了孩子

中国有好的科学传统是一种误传

自由散漫的欧洲为何总能出大思想家

向高贵的生命致敬

像农民种地那样教书

德国式教育

一道诚信考题

三个德国人

人在做，天在看：天是谁？

风  俗

世间最可怕的人

规则是天意

当心那些利用你正义感的人

没有成本的世界不一定美好

碎思录

松窗燕语

锋利的世故

 ——一个读书人的突围杂记

木心短文小辑

王鼎钧短文小辑

下跪的绅士(外二则)

杨绛经典语录

方方经典语录

杨光祖课堂语录选

陈行之思想小品辑录

毓老师说

感思录

警世档案

比鬼怪更可怕的是丧尽天良的人

拿破仑：小丑或者伟人？

拉宾广场的漫想

难非经受不觉冤

希特勒的另类形象

英雄与恶魔一线间

曾国藩为什么不做皇帝？

没有苦难，就不能理解命运

奸臣是怎么养成的

和坤发明的啥制度让乾隆偷着乐？

录以备考

“九一八”与瘾君子

太监的座右铭

阳谋阴招

思想不是免费的

1933年的《模范公民》

半真半幻

人一上网就变得无耻

李逵日记

武大郎死后，为何没人敢喊冤

吴用：知识分子中的武大郎

一个年轻公务员的官场心态

机关潜规则

没那么多大师

谎言

美国佬为何那么“盲目信任”指导教师？

语文教材低幼化，要不得

一次论证会

文学批评的缺席与缺德

“比坏”心理

批评家蜕变吹捧家

艺德是对艺术的虔诚

灯下翻书

寻找乾隆撒尿碑

私人日记的公之于世

报人遗言也沉痛

唐太宗的“彀”

唐德宗的开局与结局

政治正确的大故事

做一段怎样的呆木头

“不出于自愿”的血

穷狷

文人无行群丑毕现

历史杂感

读史杂感

屈膝折腰为生存

 ——“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斯捷尔纳克

乱世的挣扎

血性的二郎腿

宽容永不过时

思想多少钱一斤？

守得云开见月明

中国人最缺少的一味药

刘亚洲

现在的状况是，“老百姓啥也不信，专家啥也不懂，媒体啥也不说，政治教育啥也没用”。因为你深入不了人心。你写的那些东西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却想让别人相信，那不是鬼话？你写的东西首先你自己信不信？你儿子看不看？你自己不信，你儿子不看，而你却写，这也是一种不老实。

做文章不老实和做人的不老实是相同的。笔是千斤重呀。文章一定要真实。做老实文章的根本内涵在于真实，真实才是有生命力的。古人讲，做人要端正，做文要放荡。这里讲的“放荡”指的是思想的驰骋。

人要老老实实的，但文章要锦绣才华。“放荡”和锦绣才华，首先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没有真实，绝不可能有锦绣文章。

仅靠说教是征服不了人心的。说教没有生命力。更不要说藏之名山传于后世了。这里面仍然有体制上的问题、教育上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代人从开始写作文就说谎。

我也说过谎。我们都写过那样的作文，比如“我捡到一分钱送给警察叔叔，警察叔叔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红领巾”；我们都写过“我扶着一个老人过马路，我看看太阳，太阳更加鲜艳了”；“打扫完教室后，我擦着汗笑了，我看到我的红领巾更加鲜艳了”。我是从这里面跳出来的。

我说过谎话之后，我意识到它的罪恶了。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真实！“大跃进”的时候，安徽有个人快死了，到医院看病，医生给他号脉之后说，你就缺一味药，两个字：粮食。饿的！

现在我们就缺一味药：真实！在诚实的社会中，诚实其实并不那么被人看重；只有在不诚实的社会里，诚实才显得特别的金贵。说真话的人往往是批评者，批评者往往是爱国者。伟大的批评者往往是伟大的爱国者。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拍了一部片子，叫《血战台儿庄》。这部片子拍完之后，没有任何地方敢上映，因为反映的是国民党抗战的事情。

最后，习仲勋同志说，先拿到香港放映一下吧。没想到电影在香港造成了巨大的轰动。蒋经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把片子调到台湾去看。

据说蒋经国看完后，讲了这样一句话：“原来共产党还是实事求是的。”这个电影直接促使了蒋经国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两岸关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同志们，实事求是的力量多么伟大！

写文章，要学习鲁迅。鲁迅极大地提高了汉语的杀伤能力，这话是朱大可说的吧。朱大可还说：“汉语这种语言是比较适合写诏书的，写歌功颂德的纪念碑的，或者是写慰问信这类东西。”

汉语在鲁迅手下变化成了匕首和投枪。鲁迅反对一切塔式建筑，我想，他是反对高大。鲁迅《阿Q正传》出版之后，很多中国人要告鲁迅诽谤罪。因为鲁迅写的阿Q太像自己了。

你看鲁迅的力量多伟大。鲁迅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想过了，一个也不宽恕。”他是有大恨哪。但是，他首先是有大爱，他对这个民族有大爱，他才能有大恨。

也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大爱与大恨，所以他更要站出来讲实话，他用笔杆子写最真实的人生百态、社会百相。

我们仔细想想，现在的中国人真的越来越缺少了“真实”，从新闻报道到饮食起居，哪都充斥着作假，我们都不禁要怀疑还有什么是真实的？

不管这个社会以后会怎样，至少在当下，我们必须去求真实，人无信不立，我们连诚实都做不到了，岂不是很可悲？中国人，中国社会，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真实。

我们中国人，缺少的这味药，就是真实。

(原载《杂文月刊》2016年1月下)

P3-4

写在前面的话

吴营洲

承蒙湖北长江出版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青目，邀我选编《2016年中国杂文精选》，这让我既欣喜，又惶恐。

所欣喜者，是我有机会将这一年来所能读到的、自认为上乘的杂文作品，推介给更多的杂文同好……

所惶恐者，则是我的这一念头，不知能否如愿……

在我看来，2016年的杂文创作，与最近两年相较，并无太大差异——

依旧是在干旱少雨的境况下顽强地生长着；长势虽然不甚喜人，也不茁壮，却也并不乏见；众多的杂文作者，虽然被戴上了越来越多的枷锁，却也依旧如刑天般舞戚不止，且敢于直面现实、激浊扬清……

杂文作者为何如此？这其实倒也不难理解。窃以为，这是杂文作者发自内心深处的那种使命感，抑或是杂文作者自己赋予自己的那种职责。

关于杂文作者的“职责”这点，据我所知，有识者曾做过意旨相近的不同表述——

王春瑜说：“我以为，杂文家的职责，说得形象一点，无非是在形形色色的风中，睁大眼睛：在刚‘起于青萍之末’时，即能指出风向；在狂风漫卷、飞沙走石时，不为所惧、所惑，继续睁着眼睛，辨风源，识风势，照样用笔迎风抗击，即使实在抵御不了，也起码封笔，而不会对狂风俯首叫好，甚至昧着良心大唱赞歌：‘呵，真是春风骀荡’……”(《激浊扬清的杂文大家——牧惠》，《广州日报》2005年10月16日)

黄一龙说：“杂文家是社会肌体的疼痛神经，他的职责就是感受疼痛。”(《我的中国胆》代自序《感受疼痛》，长春出版社2001年9月版)

邵燕祥说：“说真话的文字不都是杂文，但杂文必须说真话。杂文不但要说真话。还要尽力揭穿假话——一切虚伪、欺骗的人和事及其在语言文字上的表现。”(《邵燕祥集/中国杂文》序言，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3月版)

焦国标说：“我一直认为，杂文家有气质性的一面，写杂文是一种宿命，既未必是因为觉悟高欲救民于水火，亦未必是为了逞英豪偏向虎山行，而实在是命该如此，不得不然。”(《你根本吓不住人家》代自序《气质决定》，长春出版社2001年9月版)

王实味也说：“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23日)

正是由于杂文作者自己赋予自己的那种职责，才使得杂文这一文体，宛若古原之草。虽然时遭野火，却仍旧生生不息……

在我看来，就2016年的杂文创作而言，虽然差强人意，但是编几本有一定“思想蕴含(思想性)”，又有一定“文采(艺术性)”的杂文集，还是绰绰有余的。

也正是由于杂文作者自己赋予自己的那种职责，才使得他们笔下的文字，或日杂文作品，更能反映出时代的面貌、脉搏、特征，以及其他。

这,或许也是读者喜欢杂文的原因之一。

当然，也有人并不待见“杂文”。

而且，不待见“杂文”者，大有人在。

不待见的缘由，自然不一而足，且也表现各异：有的一见就怒(就跳、就骂、就恨)，有的一见就烦……

在这里，且简略说下“一见就烦”的。

这部分人中，在我看来，多是些普通的杂文读者。这些杂文读者之所以对某些杂文“一见就烦”，并不是杂文这种文体本身的错，而是怪某些杂文作者。

众所周知，杂文是一种“有感而发”的文学式样，而某些杂文作者，并不是“有感而发”，而是“为作文而作文”，与其说是“为赋新诗强说愁”，倒不如说是“屙不出来硬屙”，于是便陷入了“没话找话”抑或“东说说、西说说”的窠臼；尽管就文章本身而言，也能独立成篇，也能自圆其说，也还文从字顺，但终归失之浅薄、无聊……令人“一见就烦”。

另有些杂文作者，见啥说啥，也不管自己是否清楚此事的原委、本相，也不管是否是自己所熟悉的领域、话题，洋洋洒洒，一两千字一挥而就，大有“意见领袖”“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气势，而且还自我感觉不赖……这，或许也是令人“一见就烦”的原因之一。

在这点上，所谓的“时评作者”，症状尤为明显。

窃以为，有些“时评作者”或已把自己的名字写臭了，令人一见其名。顿感反胃——人的名字宛若字号，有的“时评作者”竟生生地把自己的名字给写砸了。

毋庸置疑，杂文是“有感而发”的，但是杂文作者这“感”，究竟是发给谁的？

是发给自己的，还是发给他人的？

若是发给自己的，那就尽情地发，自是与他人无涉。

若是发给别人的，其结果或许有两种可能，一是能被他人所认可，二是不被认可。在我看来，若能被他人认可的，便是好杂文；若能得到他人的激赏、点赞，或能激起他人强烈的共鸣，便是“上乘杂文”。

而有些杂文，则是“讲道理”的。

这同样有个问题，即这“道理”，是讲给自己听的，还是讲给他人听的？

讲给自己听的道理自然有，诸如若对自己说，人生在世，应该有所担当。于是，路见不平、丑陋，自会挥笔痛击之；诸如若对自己说：自己人微言轻，说之无益，不仅徒劳，还会招人厌烦，于是便会选择辍笔。

倘若道理是讲给他人听的，那么，你具体是讲给谁听呢？若是讲给台上人听的，可那台上的人，懂的道理比你还多呢，用得着你讲？也许你认为的确有讲的必要，白说也得说，可是，你讲了一次，讲了两次，倘若再讲，连自己都感无趣了。于是，一些杂文作者就选择了沉默。

当然，一些杂文作者之所以选择沉默，缘由同样不一而足，也难一一列举，不过或可简说一二——

比如，你撰文指出，贪污腐败祸国殃民不得不反，或者撰文指出该把权力关到笼子里。但，“诲而谆谆，听我藐藐”，你的话宛若春风过驴耳。于是你第二次撰文重申，但同样似对牛弹琴。那么，你还会选择第三次撰写同样主题的杂文吗？恐怕不会了吧。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必总讨人嫌？邵燕祥当年就曾撰文称，他写了十年的反腐杂文，没想到腐败竟然越来越厉害了，于是宣称再也不写那类劳什子了。

当然，知道头颅掷处血斑斑，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恐也不乏其人……

常听人说，哀莫大于心死。也常听人说，哀莫大于心不死。其实，无论是心死。还是心不死，对某些人来说，或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下，均为一“哀”。

不过，明明知道白说，但还坚持说的，大有人在。不然就没有杂文了。

就杂文写作而言，我却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掷地有声的、振聋发聩的杂文作品，往往并不是所谓的“杂文界”的入写出来的。

我常常半开玩笑地对人说：杂文高手都在杂文界外。

倘若谁有兴趣，或可写篇《杂文界外的杂文高手》。这当是个颇有意趣的话题。

一些常常能写出上乘杂文的作者，往往并不承认自己是杂文界的人。倘若谁说他是杂文界的人，指不定他会认为你是在嘲笑他，指不定他会跟你急。这也当是个颇有意趣的话题。

倘若谁有兴趣，或可御览一下收入此书的作者，便会感知到许多作者并不是所谓“杂文界”的人。

关于“杂文”的界定，杂文界也是有着一些争议的。这也是个颇有意趣的话题。

诸如。杂文能不能歌颂？

这句话，本是不言自明的，当然可以歌颂。

关于杂文的功能，有句话世人大都耳熟能详，就是“激浊扬清”。

所谓“激浊”，便是批判；所谓“扬清”，便是歌颂。而且，“激浊”本身就是“扬清”，“扬清”本身也是“激浊”，二者本是相辅相成，名二实一的。

可是杂文界的有些人，偏要拿“杂文能不能歌颂”来说事。倘若你说“杂文能歌颂”，那么他便理直气壮地专事起“歌颂性杂文”的写作了。那么请问，一味歌颂性的文字，算是“杂文”吗？

窃以为，所谓的“杂文”，就是看其骨子里是不是带有“批判性”，就是读者能不能在他的那篇文章里体悟到作者的“批判意识”。即便是所谓的“歌颂性”杂文，其意旨，也自是带有“批判性”的，绝不是“为帝王唱赞歌”那种。

窃以为，所谓的“杂文作者”，应该是永远的“批判者”，永远的“反对者”，永远的“不合作者”，永远有“一肚皮不合时宜”……

杂文就是骨子里具有“批判性”的文字。鉴于我对“杂文”的这一理解，所以在本书中，选编了些“半真半幻”“讽刺小说”“寓言”“格言”“短语”性质的文字。这与传统的“杂文年选”是有些区别的。至于合适不合适，能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有待时间检验。但愿能有时间等。

近些年我一直在做杂文编辑，我在选编文章时，自以为是有一定之规的。

这个“规”，倘若一定要说出来的话，那便是——

直面现实，但要远离“时评”；不求“经典”，但能“常读常新”。

窃以为，倘若一篇杂文，和“现实”没有直接或间接(这样或那样)的关联，那恐怕就是“文史知识”或“闲适小品”了。远离现实的文字我是不选的。当然，倘若仅仅是“直面现实”，而没有一定的思考或见地，那恐怕就沦为“时评”了。我一向认为，“时评”属于新闻范畴，不是“文学”，它只有一天或几天的生命。

就我个人的主观诉求而言，当然希望本书所选的每篇文字。都是“经典”，都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但这或是一种奢望。尽管如此，我仍希望本书所选的每篇文字，若干年后，若谁能翻开重读，依然不会感到陈旧。这就是所谓的“常读常新”。

说到这里，或可顺便说件闲事：有一天，我曾无意间听到一个专事收售旧书报的小商贩说，在旧杂志中，他只收《读者》和杂文类的，因为这些还能再卖。这让我这个杂文编者，很是窃喜了一番。

本书选编的文章，不敢说有着多么深刻的“思想性”。因为这受到杂文这一文体独特性质的制约。杂文，毕竟属于“匕首、投枪”性质的小玩意儿，自然不能和追击炮、重机枪，乃至坦克车、原子弹之类的重武器相比。我常“自卑”地说：“杂文”与“随笔”不是同一个重量级的。但我自知，本书所选的每篇文章，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地，都有着对现实、对人生、对社会的某种认识，都有着作者自己的歌哭、体温、心跳……而且，每篇都富含正能量，都关乎世道人心……

坦率地讲，2016年的杂文创作，虽然仍处于“小年”状态，但可圈可点的杂文作品，也绝不是某一本“杂文年选”所能囊括的。

既然如此，那么我在选编本书的过程中，为什么选了这篇而没有选另外一篇呢？这其中的选与没选，自然会经过一番斟酌的。然而这番斟酌，或许有一定能够说得出口的“道理”，或许仅仅是一念之差。

即便是有“道理”的，我也很难或不便将这些“道理”一一地说出来。也就是说。我不便将我所选的文章一一地评点一番……

我觉得，自己在选编过程中，就像厨师在厨房里做菜，不宜把这道菜的烹制过程或一桌菜的具体搭配一一地说给食客，而该是怀敬诚地把自己最终烹制出来的菜肴满捧给食客……

至于这桌菜适合不适合食客口味，那就任由评说了。

由于自己的视野有限，识见有限，本年度刊布出来的一些上乘杂文自然有未能入选本书的。我清楚，这责在我。但，自然也有由于其他方面的某些原因，使我有幸读到的一些上乘杂文，不便或未能入选本书。我清楚，这责或不在我。无论什么原因，本书都会有“遗珠”之憾。但有一点，本书选编的文章，都是我认真拜读、反复斟酌过的，我相信，每篇文章都是好文章。但愿读者读后，也有此等看法。

顺便再说一句。令我颇为遗憾的是，一些令我十分仰慕的杂文大家——恕我不便一一地说出他们的名字——今年竟无新作面世。不知是他们年事已高了，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这或也是本书的一个缺憾。当然，这也或是当今杂文界的一个缺憾。

最后，只想引句古诗做结：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小启

本套《2016年选系列丛书》，收录了本年度众多优秀文学作品。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及各选本主编已尽力与大多数作者取得了联系，没有联系上的作者见此小启请尽快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及时奉上薄酬并样书。

联系人：黄海阔

电话：027—87679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