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满洲”的秋天，那是一年里最美好的季节。庄稼熟了，它们像知恩图报似的给辛苦的农民们带来收获的喜悦。田野、森林和起伏的山峦，到处张扬着饱满而热烈的气息，一片明黄的大地上，笼着湛蓝湛蓝的高天。
八月九日，特别晴朗而宁静的一天。这天早晨，在我遥远的祖国，美军把第二颗原子弹投向长崎，随即而来的是日本向全世界宣告投降，漫长的战争终于结束了。但是对我来说，这发生过的一切，却是很久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已经二十岁的我，在生活上还是有些任性，感觉像一个没长大的女孩儿。那天早上，太阳都升老高了，我一如既往还在睡懒觉，直到嫂子来叫醒我吃早饭。每天早上赖床，猫在被窝里，醒一阵儿睡一阵儿，盯着天花板发一会儿呆，磨蹭时间，似乎成了一种习惯。
“英子，吃饭啦。”
和往常一样，嫂子显得很无奈地喊了一声。
我在被窝里下意识地应了一句：“嗯。”可是并没有立即起床的打算。
突然，“轰——轰——”的一串尖锐刺耳的声音传来，是轰炸机呼啸着撕裂空气的声音。这声音好奇怪，就觉着和平素听惯了的日本飞机传来的引擎声不太一样。
“嫂子，嫂子，飞机啊。”
我一下子坐起来，跟正在隔着珠帘张罗早饭的嫂子确认。嫂子笑着说：
“一架飞机有什么好稀奇的。”
言外之意是，这个懒丫头还不赶紧起来呀。我胡乱踢开被子，屁股上像装了弹簧一样，腾的一下就翻身下床了。
“真拿你没法子。”
嫂子一边笑一边说：
“都是二十岁的大姑娘了，你就不能文静一点吗？”
我缩起脖子对嫂子的责怪支支吾吾，心里却老是惦记着刚才听到的那架飞机的轰鸣音。
“飞机的声音有点特别啊，难道是苏联的飞机飞过来了？”
嫂子嗔怪着说：
“别开玩笑好不好，一大早，怎么会有苏联的飞机呢。快点准备吃饭吧。”
我扑扑腾腾走进厨房，拧开水龙头洗了一把脸。隔着厨房的窗子朝大姐夫的房间喊了一句：
“姐夫，吃饭喽。”
听到我的喊声，嫂子答道：
“不用劳你费心啦，大姐夫和孩子们早就起来了。人家可真是和你不一样啊。”
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本以为自己好心好意，却又被嫂子羞臊了一句。我故意踩着地板砰砰响，走向餐桌。早饭刚吃了一半，忽然听到外边有人正大声叫喊着什么。仔细一听：
“各家各户听好了，苏军已经和我们开战了，大家赶快准备，去火车站集合。”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急急火火地用简易铁皮喇叭向大家做紧急通知。
听到这意外的通知，大姐夫和嫂子几乎是同时放下碗筷，站了起来。似乎他们早已经预料到，这一天迟早要来的。一向心性平和的大姐夫，看了我们一眼，冷静地说：
“快点准备吧。”
人生就是一大堆杂乱缤纷的日子，谁都不会刻意去记住些什么。但是有些时间的节点，却是想忘都忘不了的。八月九日这一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我是十五岁那年去的“满洲国”（现在的中国东北三省）。
我出生于日本的北海道。在我三岁那年，我的父母带着我们一家三男六女九个孩子迁居到萨哈林岛，到了我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上边的三个姐姐都已经出嫁了，记得那个时候父亲得了胃病，时常发作，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家里家外全靠母亲一人辛苦操劳。母亲是一个内心纤细又非常要强的女性，无论家里经济条件多么拮据，她都执意要我们兄弟姐妹读书识字，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接受学校教育。家境虽然不好，但是心灵手巧的母亲总是尽力在孩子们的服装上动心思，让我们从不因为穿着寒酸而感到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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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本是世界长寿之国，九十一岁的我，也已算是货真价实的老年人，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一阵风刮过，烛火就灭了。
一辈子很短，但是一辈子也很长……
越到了人生的晚境，往事偏会越加清晰地浮现在记忆里，它们仿佛出了一趟远门，都认得路，又一一找回来。就算是早已经死去的人和我说话，我也并不害怕。现在，我害怕的是——寂寞。
《逃亡》翻译本终于要在中国出版了，对译者、编者和出版社，还有在书店里无意间翻阅了这本书的读者们，我的心里满怀着一片感激之情。
我是一个平凡的日本人，一生默默无闻。我的大半辈子生活在中国的东北，差一点就忘记了自己的母语，回到日本后，也很长时间都不能适应这里的社会。
我知道，是那一场战争改变了我和许多人的命运。
世界，对我来说越来越陌生了。像我一样亲历过战争的人越来越少，我知道，任谁迟早都会离开。
永远不要再鼓吹战争了，永远不要让人类自相残杀。只有目睹了战争的残酷，才会珍惜太平岁月的来之不易。哪怕明天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也要为和平祈祷，为日本和中国祈祷。
再一次感谢大家。
久保英子
每一个人的苦难都是全人类的苦难
旅居日本之后，我才开始关注那个闹剧一般的伪“满洲国”和日本“开拓团”的史实。
从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到一九四五年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作为一种国策，向当时的“满洲”、内蒙古、华北地区进行有计划的人口“入植”，十四年间，大约有三十二万日本人移民到这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日本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听信了政府所谓“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虚假宣传，怀着梦想去异国开辟新生活。一九三六年，广田内阁通过了一个叫作“满洲开拓移民推进计划”的决议，他们预定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五六年的二十年间，向中国东三省移民五百万，并配套建设可容纳一百万户的居民住宅区。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苏联红军向“满洲”发动突然袭击。苏军集结了八十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师，两个摩托化师，四十个机械化旅和坦克旅，共计一百五十七万七千兵力，加上两万六千一百三十七门火炮，五千五百五十六辆坦克和三千四百四十六架飞机，风卷残云一般击溃了新组建的六十万关东军，全面占领东三省。八月十六日，关东军司令部遵照天皇口谕，下达无条件投降指令，放弃一切抵抗，交出全部武器。
失去了保护，惊慌失措的数十万日本侨民，一夜之间家财丧尽。为了躲避苏联红军的攻击、土匪的抢劫、原住民的报复，他们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这本书的主人公久保英子就是这悲惨的逃亡难民中的一员，像一滴水裹挟在滚滚洪流里一样，一个个体的人的命运，总是无奈地被历史的大潮所左右。
出生于日本北海道的久保英子，十五岁时随家人迁居“满洲国”，二十岁遭遇日本战败投降。一家人，转眼间四分五裂、生离死别。她几经磨难，终于活下来，与一个中国农民结婚生子，在贫瘠的东北乡下一住就是四十几年。这本书，是非虚构的自传体文学作品，从中日建交后不久开始动笔写，彼时还是“文革”时期，每写一章节就要交到当地公安局审查，通过政审后邮寄给日本的友人，直到一九八四年三月，该书才在日本出版发行，轰动一时，很多人为之落泪。十几万已经返回日本的“满蒙开拓团”民，都对这本书产生共鸣，因为许多家庭在那样一场风声鹤唳的大逃亡中，有人失踪了，有人病死了，有人饿死了，有人被杀了，有人自杀了，有人叫苏军抓到西伯利亚去了……
逃难途中丢失在中国的孩子后来被称为“残留孤儿”，嫁给当地人的妇女被称为“残留妇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接受日本厚生省的援助，从中国返回日本的残留孤儿有两千四百七十六人，残留妇人有三千七百七十五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大约一万九千多人回到了日本。此后十几年，通过民间团体自费来日本寻亲的人数多达数万人。如今，这些从中国回来的“归国者”和他们的后代（已经是第三代和第四代了），人数已经超过二十万。因为语言、生活习惯和教育背景等原因，使得他们很难融入日本社会，时隔半个多世纪也不能被日本国民接受。这一族群，对中国怀着特殊的情感，说中国话，吃中国饭，交中国朋友，过中国的春节，成了有着特殊身份的“华侨”群体。
翻译这本书的缘起是这样的，在研究这一特殊群体的过程中，我结识了家住大阪的苏宏光先生。这位因为与“归国者”第三代结婚而来日本的黑龙江汉子，为人仗义，办事精明，虽然日语说得不那么科班儿，却是一个地道的日本通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操办一家中日合资的贸易公司，而且经营得风生水起。
某一天，苏先生送给我一本书，说：
“这是我媳妇她奶奶写的，一本回忆录。”
电视剧《小姨多鹤》的播放，曾经在日本掀起一波感动潮。苏先生说：“这本书要是拍成电视剧，比《小姨多鹤》还要感人十倍。”
今年八月，我在苏先生的引介下，去拜访了这位恰好九十高龄的久保英子奶奶。坐在我面前的老人，一头整洁的白发，神色安详，尤其是她的眼睛，乌黑、明亮，清澈如山间一池秋水。漫长岁月和艰辛的经历并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苦楚的沧桑感，反而使其愈加超然、宁静、尊贵。看着她，我的脑海里一再翻滚出书中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逃亡细节：风雨、泥泞、激流、悬崖、饥饿、寒冷、疾病，飞机的轰炸、土匪的打劫、苏军的奸淫、狼群的围攻，恐惧感、绝望感以及逼近死地的求生欲，在短短几个月的逃亡途中，一股脑地袭来，让这个原本家境优渥的二十岁女孩，全都体验到了。在茫然无助的绝境里，她断然选择了嫁人，和一个陌生的父亲一样年龄的异国农民结婚生子，过着最为贫瘠的中国北方农村生活。“文革”的到来，也是因为她的特殊身份，厄运又降临到她和家人的身上……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一再想起多年以前著名作家余华写的那部长篇小说《活着》。这本逃亡手记，其实就是一部日本人版的《活着》。在所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描写苦难最具催人泪下、撼动人心的力量，但是，久保英子的这本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她如实记录下自己的人生经历，却远远超越了虚构所能带来的阅读震撼。当然，这也是一段她不愿意再回忆的苦难岁月。
“因为一想起来，心尖子就疼。”
老人家反复说起这一句话。她的中文表达和日语一样好，当她用带着哈尔滨口音的中文和我“唠嗑儿”的时候，我完全感觉不到她是一个有着日本血统、日本国籍的老太太了。战争已经过去七十年了，但是战争的苦痛还深深地留在那些亲历者的记忆里。
老人说：“打起仗来，最苦的是老百姓。” 我知道，这老百姓的语境里既有中国的老百姓，也有日本的老百姓。因为，每一个人的哭泣都是全人类的哭泣，每一个人的苦难都是全人类的苦难。战争让日本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回天鱼雷，神风特攻，冲绳登陆战，东京大轰炸，广岛、长崎原子弹……几乎要亡国灭种。同样地，我们也不能忘记，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侵华战争，杀我同胞，践踏我国土，血债累累，使无数中国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遗忘即背叛，但我们铭记不是为了复仇，而是超越。日中永不再战已经是全体日本人民的共识，军国主义成了过街老鼠。在和平年代，那些叫嚣打仗的人，多半是因为没有经历过战争，想象不到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里，久保英子这样写道：“我祈祷这世界再也不要发生战争，我祈祷中日永远友好和平，谁都不要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或许，这才是她写作的初衷，也是这本书存在的意义。
我热爱自己的家国，但是我诅咒一切以所谓“主义”为名的战争，因为我不希望看到人类在愚蠢的相互杀戮中泯灭人性，丧尽文明，让高贵的生命失去尊严。
所以，我乐意完成久保老人的一份心愿，将此书翻译出来，并虔诚地奉献给广大中文阅读者。
译者
2016年9月6日
出生于日本北海道的久保英子，十五岁时随家人迁居“满洲国”，二十岁遭遇日本战败投降。一家人转眼间四分五裂、生离死别。她也几经磨难，终于活下来，与一个中国农民结婚生子，在东北乡下一住就是四十几年。
《1945我的逃亡手记》是一部非虚构自传体文学作品，作者久保英子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逃亡过程中亲身体验的彻骨之痛。通过作者那段不堪回首的悲惨遭遇，展现出战争给民众带来的巨大伤害，传达出强烈的反战思想。
一九八四年三月，该书在日本出版发行，轰动一时，很多人读后为之落泪……
《1945我的逃亡手记》是久保英子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在中国东北逃亡经历的回忆录，以作者自身的经历为主线记录了日本战败后的日本开拓团的情况。作者在文中祈祷这世界再也不要发生战争，祈祷中日永远友好和平，谁都不要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带着这些愿望，作者在每天工作之余，默默地写下以上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