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天佑的父母一共生了七个子女。詹天佑是他们的长子，也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七个子女按年龄长幼排列如下：长女琼仙(1852-1890)，嫁顺德何姓；二女云仙，2岁时殁；三女和仙(1858-1946)，嫁南海李姓；长子天佑(1861-1919)；二子天佐(1864-1924)；三子天瑞1867年生，5岁时殁；四子天乐早夭。
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靠父亲詹兴洪一人维持生计是很艰难的。詹兴洪除操持一些田亩外，还做一些小生意，并替人代写书信、刻印章、春节时写春联等挣些银两，贴补家用。詹天佑的母亲陈氏是广东肇庆人，是一位勤劳刻苦、聪明贤惠的妇女。她终年操劳忙碌，相夫教子，为詹天佑弟兄姊妹们的成长倾尽了全部的心血。
同治六年(1867)，詹天佑6岁那年，父亲把他送进南海县一家私塾里读书。这是当时中国少年儿童普遍都要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思想教育。詹天佑读了《三字经》等启蒙读物之后，接着读了《四书》《五经》，并学习八股文的做法。在几年的私塾读书生活中．詹天佑学习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从中吸取了一些有益的思想内容．特别是中国古代关于爱国报国的传统美德，使他逐步形成了好学善思、沉稳坚韧的性格。但总的来说，他对所读的《四书》《五经》，尤其是科举八股，越来越不感兴趣。
詹天佑幼年生活的广州府一直是中国的对外通商口岸，而位于广州东南部的香港与西南部的澳门分别是英国与葡萄牙直接管辖的属地，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开在中国南方的两个窗口。詹天佑生活在与港、澳近在咫尺的广州，从小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他经常看到并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西方“洋货”--近代大工业产品与各种机器等。他走在街上，看见洋人或从港、澳回来的中国人摆弄新奇的“洋货”或机器产品、洋式玩具等东西时。总要伫立很久，仔细观察研究它的构造、运作原理与制作方法等。如果有合适的人，他还要向他们请教，刨根究底问个明白。他还想方设法收集各种机器零件。在他的衣兜里常常装着一些小齿轮或发条等，一有时间他就摆弄这些零件，拼拼装装，拆拆卸卸。他还试着用泥土做各种机器模型……年幼的詹天佑对机器的构造、设计日益入迷，有着非同寻常的浓厚兴趣。
詹天佑的父亲詹兴洪十分了解儿子对机器的兴趣。他知道以詹天佑的个性、兴趣与家中的境况，詹天佑将来不可能走写八股、中科举、读书做官的道路．让詹天佑学一门西洋新技艺，将来可以求职谋生。因而，他对儿子摆弄机器零件常常给予鼓励和支持。
詹兴洪在替人代写书信时，结识了一位广东香山人--谭伯邨，后来两人成为挚友。谭伯邨为谋生计，常往来于香港、澳门间，经济状况比詹家要好。谭伯邨十分喜爱詹家年幼的长子詹天佑，认为这孩子聪慧、坚毅、沉稳，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他经常从香港带回一些新式画报给詹天佑阅读。这些画报介绍了许多有关西方经济、科技、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与社会生活、杰出人物等，这些引起了詹天佑的极大兴趣。
幼年的詹天佑在接受中国私塾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启蒙教育。这是他不同于和优于同时代许多中国幼童的地方。
同治十年(1871)夏，lO岁的詹天佑将读完私塾。他的父亲詹兴洪因家境困难，不准备让他再读下去了。他在考虑长子的出路问题：是让他跟着自己谋生，还是让他去做学徒学些技艺？
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它改变了詹兴洪的思想，决定了詹天佑的一生。P4-6
不可不读民国人
清王朝灭亡，帝制变成了共和。民国成立。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从此不跪而立。原因简单，中国人心里的“王道…‘祖宗成法”岂是重新挂一个牌子就能改掉的。自康梁以降，“变法”是那个时代最热门的精英语汇，跟我们现在讲的“改革”本质上没有任何不同。所谓仁人志士，无论保皇的还是革命的．最明白的就是，这两千年大一统，崇古泥古的泱泱大国，不变即亡。
变法何其难也!自宋明理学登上社会意识形态金字塔尖，“存天理灭人欲”成为金科玉律，须臾不可违背。女真统治者照单全收，变本加厉，无论GDP是不是真的占了全球四分之一．中国人继续按千年道德名教默守陈规是必需的。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商业蓬勃，没有企业、机器大生产，宗教不可能与政权平起平坐，更别提科学与民主的启蒙了。这就是一个好古拒变的大国遭遇近代西方文明后一触即溃的根源。
大梦谁先觉？民国人．准确地说是那些受到良好教育、具备相当智识的精英们，对这样的危机痛入骨髓。这些民国牛人的共同之处至少有以下三处：
一、使命感。从严复到谭嗣同、康梁、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从同盟会到国共二党，从张大干到徐悲鸿，从詹天佑到翁文灏，这些人的使命感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反过来说，与生俱来的恰恰是那些顽固的保守主义者、皇家儒门的既得利益者。使命感来自向西方学习后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他们学会了一个词--真理(须知言论自南，只是平实地说话求真理--严复)。这个词来自于西方，英文即truch，本身就有事实的意思。近千年来，“理”带上“天理”高大上的帽子，变成了中国人说一套做一套最有用的挡箭牌，只要大旗不倒，任凭旗杆下面男盗女娼。因此，推倒“理学”成为首要任务，“理”前带一“真”字，内涵全出。他们强调开民智，求独立，创富强，皆以真理为指针，当主义沿街叫卖、网罗党羽的时候，也须以真理开腔。当真理成为众望所归，使命即为应有之义。
二、本色、自由。由陈丹青先生首度混搭，“民国范儿”让颇有点儿鄙俗的北京土话引发了潮流。这个词绘声绘色，色香味俱全。民国人是什么“范儿”，是贵族精神吗？刘再复总结的四点自尊精神、讲求原则、保持低调、淡泊名利，这些都有，但似乎说得抽象了。从形式上来说，穿衣打扮，西式与中式互不干涉，新与旧相得益彰，没有谁看谁不顺眼的；生活上，除了抱拳、作揖等等中式动作，还包括气宇轩昂、自信满满的仪态万方，即使香烟广告上的美女姿势也十分从容雅致，全不见低俗媚态；语言上，文气十足慢条斯理，避开俚语俗话，这点现在在台湾街头里弄仍不难体会。至于凡事有规矩，什么场合如何言行，更是自小的教育，必不可少。优雅是那个时代的时尚，比之当下国外不断诟病的中国式粗俗，真好像不是一国人似的。再说个人气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是知识界的时髦，既能看到徐志摩式的温和潇洒，也能看到闻一多式的感性甚至极端，而齐白石却坚守田园秉性，以朴实无华征服了大众。民国人物们各具人格魅力和风格做派，一生本色出演，没有谁刻意为之。身居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光头长须布袍。一辈子操着一口纯正的陕西话，现在若碰上，你相信他是国级干部？可叹一个混乱危机的时代，恰给个人挥洒自由的空间，任性不靠银钱。
三、行动力。“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自19世纪开始，到现在还是一个正在进行时。民国结束了治乱相替的千年史，华族这个“早熟的聪明孩子”头大身子小。为了打得过列强，肌肉筋骨必得迅速膨胀，为了更新智慧，必得满盘拿来，生吞活剥，哪怕消化不良。时代的进步必付出行动的勇气而不是瞻前顾后，这点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开始，着重点是行不再是知，心学从来都是小众的茶话会，而竭力避武平乱却是先生最有说服力的政绩。朱熹们只说不练，中国人不进化只等退化。梁启超一边疾呼，只许接受不许批评是中古精神而不是现代准则，一边身先士卒率众商议变法。而詹天佑一条人字铁路的成功赛过工程师再多的惊世之语。联想当代摸石头过河论的巨大推动作用，更加说明站在全世界最强大的保守主义的土壤上，做比说要重要。
自民国之后，中国人严重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姿势怎么摆都怕别扭。变革的力量与保守的力量缠斗，儒家作为守旧势力的基地被发起“斩首行动”。然而面对自西方而来的种种，理性、科学、民主这些现代世界的“重型武器”，人物们既兴奋又惊恐。很多人从一个主义跳到另一个主义，眼下的“是”迅疾反目为“非”，从中激进到西、晚年又遁回道统，让人无法片刻将息。20世纪是一个野蛮生长的时代，每一天都充满刺激，每一天个人的“变”与时代、国家的“变”相互角逐。
翻过20世纪的中下叶，我们终于狠狠地抛开传统之国，向现代之国疾步行进。不可否认的是，从承上启下来说，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也仅剩下民国一途。此言不赘。
因变，可爱；因变，可歌；因变，可叹。欲了解那个“逆天”的雄奇时代，亦唯有阅读民国人物们的心路历程一途。以此作为丛书《影响现代中国的人物》的题识，或许也正合其意，读者有眼。
李向晨
2015.3
詹天佑，近代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之一，以11岁的幼龄留美9年，学成归国历时7年所学非所用却从未言放弃，27岁始投身铁路建设。
他完成了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为国人争了一口气，给百年积弱的国人以极大的民族自信心。在如今高铁成为国人骄傲的时代，重读先辈的人生更觉感人。
詹天佑的人生不是只有光环与盛赞，更多的是筑路过程中面对自然环境的艰难与艰辛，面对清末民初社会环境的无奈与坚守。经盛鸿著的《詹天佑(人字是如何打造的)/影响现代中国的人物》即以此为切入点，对詹天佑的学识、爱国、敬业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再现了詹天佑成就背后的人格魅力。
詹天佑如何从一位留美归国学生成为中国科技界先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铁路工程大师？经盛鸿所著的这本《詹天佑(人字是如何打造的)/影响现代中国的人物》以丰富的史料，生动的笔触，全面记述了詹天佑一生走过的艰辛而辉煌之路。他生活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晚清，在一次次落后挨打的民族危亡中，奋起救亡图存，独立自主建成京张铁路，大长中国人的志气。他一生以“利国利民”为重，坚忍不拔为国筑路31年，坚持维护国家主权，抱病出席远东铁路会议，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致使英年早逝，“所恨平生之志未尽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