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明著的《中国政治二千年(精)》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至今，已过了70余年，书中提到的问题、症结，却仍困扰着中国的未来。幸运的是，中国早已不是闭关锁国的末世之相，思潮思路错综纷纭，是中国面临深刻改变的时刻。培养国人新的政治精神，才有现代政治秩序可言，才能逐步清理两千年的尘垢。张纯明先生的这部《中国政治二千年》，当然不能一举荡清污秽，辉映古今，但这类于细节处的反省，于精微处的思辨，于根源上探究问题症结的工作，也许正是今日急需的态度。为此，《中国政治二千年》仍值得我们再次阅读。

张纯明著的《中国政治二千年(精)》是中国政治学百年发展史上一部不容忽视的著作，在湮没了七十年之后，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一位被遗忘的民国学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写成的这本小册子，以中西文化的视野和洗练生动的文笔，把中国二千年纷繁的传统政治文化，概括得如此清晰而深刻，今天读来，仍给我们诸多的启示。

绪 论

第一章 皇帝、专制、统一

第二章 有形政府之一——中央

第三章 有形政府之二——地方

第四章 无形政府之一——幕僚

第五章 无形政府之二——书吏

第六章 政治风气之一——名教、倾轧、高调

第七章 政治风气之二——贪污

余论

民国以后，也未能在制度化的坦途上走，所以忽而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忽而美国式的总统制，变更纷纭，莫不以应付人事为主．

至于事务的组织，自秦汉以至清末，国家与宫廷间的界限往往不甚严格，所谓“宫中府中共为一体”就是这个意思。盖皇帝既视天下为私产，国家与宫廷自然是没有性质上的分别．汉代的中央行政均在九卿或九寺，如果我们把九卿的执掌分析一下，就可以发见他们所处理的事务大部分是与皇帝个人或宫廷生活有关系的。例如太常寺最重的职务是当祭祀的时候，奏其礼仪(太常也管教育)，太仆寺掌皇帝的车马，少府寺掌皇帝的私财，光禄寺掌宫殿掖门户，卫尉寺掌宫阙以内的护卫，宗正寺掌皇族事务。惟有大理(司法)、司农(财政)、大鸿胪(诸侯及归义蛮夷)等寺的执掌是超出于宫廷以外的。

后世政府行政的部门增多，原来组织已不能胜任愉快，于是或提高原有机关某一部分的职权，使其渐趋独立，或另设新机关，但原来的组织并不因此而废止。九卿到隋唐以后已经是不重要了，国家的行政差不多都集中在六部，然太常、光禄、太仆、大理等寺一直存在到满清的末年。满清虽没有宗正寺，而却有宗人府及内务府等机关以处理宫廷及皇族的事务。在性质上这些机关并不得视为特殊的组织，而是与国务机关站在同等地位。即正式的国务机关有时亦兼管宫廷的事务．

到隋唐的时候，国家的行政已经集中于尚书省的六部，所谓“文昌天府，众务渊薮，内外所折衷，远近所禀承”者也。自此以后六部遂为中央行政组织的典型。以现代的眼光看来，六部虽较以前的九寺为进步，然其职务尚不过是关于官吏之任免黜陟(吏部)，兵财之充实(兵部及产部)，宫殿城垒之修筑(工部)，贡举之举行(礼部)，及罪囚之裁判(刑部)而已，对于人民的福利，并未顾及。中国的政治理论自来是取消极无为主义，老百姓所要求于政府者是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不是兴利造福。在心理上中国人认政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a necesary evil)，不做事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这也难怪他们，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如果政府要雷厉风行地做事，老百姓不但得不到甚好处，而且要受许多无谓的骚扰。所以我们最高的政治理想是“政简刑清”，政府最大的使命是保境安民。实际上中国史政府能真正负起保境安民的责任的时候并不很多。

国家行政到清末已非原有六部所能赅备了，于是添设了几个新的机关，如外务部、民政部、学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等。外务部是光绪二十七年由以前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组而成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于咸丰十年，是为中国有专办外交机关之始。惟总理衙门的王大臣多系兼差，未能殚心职守，故改为外务部，以专责成。这是比较以前的兼摄合议制度为进步了．光绪二十九年设商部，在素视商业为末务的中国，这不得不谓之一件大事。三十二年九月中央的机构又经过一次重要的调整，“外务部、吏部均着照旧，巡警为民政之一端，着改为民政部，户部着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并人。礼部着以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人，学部仍旧。兵部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人，应行设立之海军部及军咨府未设以前，均暂归陆军部办理，刑部着改为法部，责任司法；大理寺着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工部着并人商部，改为农工商部。轮船、铁路、电线、邮政，应设专司，着名为邮传部”．(光绪丙午《上谕》)

经过这一次的改组与调整，中央行政机构渐趋现代化。现时的中央行政机构，名称虽略有变动，而大体仍不出光绪三十二年的轮廓。

P28-30

中国两千年的政治史，流长路远，且不说那至今让国人心潮澎湃的“汉唐气象”，就是到了清康雍乾时期，还被欧洲诸多国家视为楷模，柏拉图梦想中的理想国似乎在东方得以实现。

中国有一套靠知识文化和道德来管理的政治体系，运行了数千年之久，不但依此来管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而且使其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至少在一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在文化、科技、经济诸多方面都位居世界前列。难怪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对中国的羡慕溢于言表，直要视康熙大帝为自己的偶像。

然而历史证明，大清承继和发展的政治制度，只是听上去很美。以致不用等到道光年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来摧枯拉朽，一个从遥远的国度来的名叫马戛尔尼的人就预言了它的衰败。他在乾隆盛世时，到中国小逛了一圈，就发现这个国家的繁盛和强大只是徒有其表，只要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收拾了。繁花似锦的光耀中，梁柱已经腐烂……仅仅百年间，欧洲对中国的钦羡就变成了鄙夷。

如果当时马戛尔尼把这番话说与中国人，肯定会被无数人斥之为：蕞尔小邦之民，无知狂妄之词。但过了一百多年后，张纯明先生在重庆开始写《中国政治二千年》时，马戛尔尼的预言早就经历了现实验证。他不得不说：“以往的异族所带来的文化根本不能与我们的文化相抗衡，其同化是自然的。现在的异族的文化比我们的文化优越，如果我们还存着同化他们的梦想，我们就太不自量力了。”中国人在自大、自卑过后，终于肯静一静，考虑一下中西方政治制度之间的差距了。《中国政治二千年》就是这样一部探讨“差距”的反思之作。

作者张纯明是河南洛宁人。早年曾留学美国多年，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耶鲁大学攻读社会政治学，据说与原美国总统尼克松是同班同学。后在耶鲁拿到了政治学博士学位，是兼具中西视野，学跨古今的政治学人才。因此写这本书，也可看作书生本色，对学术研究的兴趣。然而，问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在抗战危亡之际，不平静的书斋内，轰炸的呼啸声中，回溯中国两千年政治的沿革。纵向，由秦汉直至明清，观中国政治制度的草创、完备、烂熟、修补、糜烂；横向，自皇帝、官吏、士大夫、幕僚，看人在政治中位置作用心态的演变。张纯明先生显然有更深的立意。

其时，中国自辛亥年间天翻地覆后，已历三十年。见惯了国家积贫积弱，国势危殆之际，欲使国家自强之士，急于通过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来实现中国的崛起。民初共和宪政理想的破裂，军阀混战的荼毒，西方的国会、代议制纷纷登场，各类政党与政治学说消长泛滥，中国政治却始终未找到自己的位置。建一个政权的空壳，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的把戏，并不会改变国人对政治的态度。照旧是一盘散沙，各行其是，不过是军机处换成国会，皇帝换成大总统的舞台戏法，吸引的仍只有看客和野心家。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讨论政治、政体，中国两千年政治的积弊，张纯明先生是要通过反思，找到中国政治的症结，寻求未来的发展。

《中国政治二千年》虽只区区几万言，但高屋建瓴，犀利深刻，洞见迭出，给予读者众多的启示。

为何中国人几千年来对政治不发生兴趣？士绅阶层的管理顶替了政府机构，民间的道德置换成法律，政治留给帝都之内的皇帝巨宦来玩，“政令不出都门”，老百姓对于当今掌权者的政治作为知之甚少。为何中国少数把持政治的人物，热衷于倾轧、高调，贪腐盛行，上至皇帝、中央大员，下至书吏、幕客，是什么造就了一盘散沙的政治形态？中国的政治体系，究竟在何种背景下，逐步演变，其中的原由何在？弊端何在？这正是张纯明先生所讨论的问题。

如张纯明先生所说，中国人两千年的政治，是受中古时代的经济科技地理历史等诸多因素限制演进而来的，积弊已久。在中古时代，社会结构松散、生产力水平低下，在维持社会稳定性上才能颇有建树。西方并非与生俱来的优秀基因，只不过是在新的生产力逐步萌生后，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变革以适应近现代的变化。中国经历了两千年的政治跌宕后，面临近代化现代化来临，仍抱持千年不变的政治结构，仅作枝枝蔓蔓的改进，终至张皇失措。沿承到了二十世纪，和西方的近现代政治体系有了深刻的差距。民族危亡之际，张纯明先生的目光由古及今，探索的不是故纸堆里的陈迹，而是中国未来自强的途径。

“制度是可以模仿的，精神则非培养不可”。张纯明先生的这句话深得我心。洋务运动可以买军舰、开矿山、兴制造，真到了阵仗见输赢之时，却屡战屡败。有洋枪洋炮，没有先进的军事思想，组装起来仍和中世纪大刀长矛的八旗绿营无异；开国会，组党派，看似热热闹闹要搞议会政治，袁大总统把枪杆子一亮，议会就成了橡皮图章。有制度，没有制衡，不过是虚架子。两千年制度浸淫，潜移默化铸就的精神体系，不能指望一时政体更迭焕然一新。公民意识的教育，现代精神内核的培养，民众政治素养的提升，都要有水滴石穿的工作，才能让新的政治体系在这块缺乏现代政治思想的土壤上植根茂盛。

《中国政治二千年》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至今，已过了70余年，书中提到的问题、症结，却仍困扰着中国的未来。幸运的是，中国早已不是闭关锁国的末世之相，思潮思路错综纷纭，是中国面临深刻改变的时刻。培养国人新的政治精神，才有现代政治秩序可言，才能逐步清理两千年的尘垢。张纯明先生的这部《中国政治二千年》，当然不能一举荡清污秽，辉映古今，但这类于细节处的反省，于精微处的思辨，于根源上探究问题症结的工作，也许正是今日急需的态度。为此，《中国政治二千年》仍值得我们再次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