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出来了，透过夜空的云翳散发出淡淡的月光，在浑浊沉滞的河面上投下惨白的倒影，此外，只有暗淡的街市如死去一般地不断伸向前方。

读了崇尚神韵缥缈的中国诗，然后吃的是滋味刺激的中国菜，觉得这里面有明显的矛盾。但又一想，能把这两个极端调和起来融为一体，这才显示出中国的伟大。我觉得能做出如此复杂的菜肴，然后又能痛痛快快地饮食一番的国民，总而言之是伟大的国民。

今天我们这些日本人看起来差不多都已经完全接受了西欧的文化，而且被其同化了，但出乎一般人的想象，中国趣味依然顽强地根植于我们的血管深处。

本书为谷崎润一郎著的《秦淮之夜（精）》。

谷崎润一郎著的《秦淮之夜（精）》是一本20世纪初日本作家的散文随笔集，即谷崎润一郎两次中国之旅的游记合集。第一次是1918年10—12月，历游北京、汉口、九江、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第二次是1926年1—2月，在上海。这本合集里，包括两次旅行后写作的《中国旅行》等几篇小品。

总序（施小炜）

中国旅行

南京夫子庙

秦淮之夜

《苏州纪行》小序

苏州纪行

中国观剧记

西湖之月

庐山日记

中国的菜肴

中国趣味

上海见闻录

上海交游记

译后记

“找一家什么中国菜馆呢？这一带倒也不是没有……”

“这一带没意思，我们再到秦淮河那边去看看怎么样？”

于是两辆人力车，导游的那辆在前面，沿着旅馆前的大街一直往南行去。

外面暮色已浓。和日本的城市不一样，在中国，北京也好南京也好，一到夜晚就非常冷清。街上既无电车行驶，也无明亮的路灯，一片寂静，每户住家都被厚重的墙壁或石垣围了起来，看不见一扇窗户，窄窄的门扉都由门板关闭得紧紧的，从里面透不出一丝亮光。即便是东京的银座大街那样繁华的地方，到了六七点钟大概很多商店都已打烊关门了，更何况这里旅馆附近都是一户户的住家，才不过过了六点的光景，人迹杳然的街上已恍如深夜一般冷森森的。月亮似乎还没升起来，天空中不巧有很多乱云飘浮，好像看不见原先期待的月夜景色了。只有我们乘坐的人力车发出“咯噔咯噔”的低沉的声音（中国的人力车很少有橡胶轮胎），划破了四周的冷寂，此外，也就偶尔有单匹马拉的马车发出“嘚嘚”的马蹄声从对面驶过。那马车的车灯也就才照亮地面一尺左右的地方，车厢里仍是漆黑一片，从一旁驶过时，玻璃窗户在黑暗中忽地闪出光来，便立即又驶了过去。

人力车从庐政牌楼的四角处向左一拐，驶入了更加幽暗冷僻的街巷。两边耸立着墙面剥落的高大的砖墙，街路一拐一弯曲曲折折，人力车就在这迂回曲折的街巷中行走。两边的围墙仿佛把我们夹在中间要压迫过来似的，令人感到几乎要与墙面相撞在一起了，不觉有点胆战心惊。要是把我抛置在这样的地方的话，恐怕我折腾一夜也回不了旅馆吧。走出了围墙相逼的深巷，前面豁然出现了一片空地，在四方形与四角形的墙面之间，仿佛是拔掉了牙似的有一片空间扩展开来。犹如烧毁后的废墟一般，隆然堆积着一片瓦砾，还有一片不知是水塘还是古池的积水。在中国的都市里，市区中有空地虽也并非罕见，但南京尤多。白昼经过的肉桥大街北侧的堂子街附近等处，有很多的水塘，有好几只鹅在水里凫游着。也许正是这样的地方，才使得旧都之所以成为旧都吧。

走了一段路程后，又进入了一条宽广的大街。说是宽广，也就勉强与日本桥的街道宽度差不多。从两边房屋的模样来看像是商店，但没有一家亮着灯光。再一看，路中央立着一座牌楼，白色的板上写着“花牌楼”几个字，透过夜色依稀可以看清。

“这边的街路叫作花牌巷罢？”

我从车上扯大了嗓门问导游。

“从前这座城市为明朝的都城时，这儿是为宫中的宫女、官吏做衣服的裁缝们居住的地方。那时到这里来的话，家家户户的裁缝们都展开美丽的衣裳，用各种各样的绢丝绣着漂亮的花。因此这儿称为花牌巷。”  那中国导游从前面的车上大声地回答说。

他这么一说，不知为什么这幽暗的街巷一下子变得亲切起来。现在是否仍有这样的裁缝在灯火下展开灿烂华丽的衣裳，执着地舞动着精巧的绣花针呢？……

P4-6

曾经有一位不可一世的罗马人恺撒（Julius Caesar）留下过这么一句豪言壮语：我来到，我看见，我征服。（Vcnio，video，vinco.）“来”也罢，“看”也罢，都不打紧，然而来和看的目的倘不是援助、投资或观光游览，而是征服，则以今天后殖民后冷战时代的眼光视之，自然不免会感到帝国主义的血腥。事实上，那个时代的罗马人大抵都是帝国主义者，置帝国的利益于万物之上，嗜爱征服别人。也许惟因如此，恺撒的这句话才会被奉为金言备受推崇广为流传，以至于时至今日居然仍未湮灭。甚至在早已打入我国市场多年的万宝路（Marlboro）香烟盒的标志中，居然也赫然印着这句话，只是写作完成时：Veni，vidi，vici。即“我来了，我看了，我征服了”。其实恺撒语录的原版才更加意味深长呢。然而这位罗马统帅在忙着厮杀征服之余，倒也没忘记有效利用晚间就寝之前的时间，写下了一部《高卢战记》（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而这部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恐怕不妨视为一种游记。若依今人的价值观，也许应将恺撒的名言改说成：“我来，我看，我写（vigilo）。”改vinco作vigilo，仅仅一字之易，便将话者由威风凛凛的三军统帅降格为普普通通的一介游客，尽管失去了许多英雄气概，却也平添了一缕和平与温馨，岂不可爱？而名高千古的《高卢战记》也大可更名为《高卢游记》（Commentarii de Itinere Gallico）了。——此乃戏言。不过事实上，征服这一行当固然英雄无比，但鲜见能够维持得恒久。君不见，昔日曾为罗马军团所征服的土地上，如今崛起了一个个强大富足的国家：倒是称霸一时的罗马帝国却早已灰飞烟灭了。反观搦管弄文，尽管显得孱弱，却似乎远较策马横刀杀气腾腾的征服更受到永恒的青睐：连今天我们认识恺撒其人，难道不也是仰赖写在纸烟盒上的一句“名言”，以及一部《高卢战记》吗？亦即是说，对于生活于现代的我们而言，恺撒建立在南征北战杀人如麻之上的盖世英名，已经毫无（当时所曾具有过的）意义；如若说今天恺撒对我们还有一点影响的话，那这种影响只是通过他作为副业而遗留下来的著述（ecriture）来实现的。

……

这恐怕是因为此时自以为国力已足够强大的日本，无法容忍中国继续妄自尊大，自命为世界中心之国的缘故。而“支那”一词，乃是模拟西文的译音。如英文的China，法文的Chine，德文的China，意大利文的Cina，西班牙文的China之类，据说原是中国古称“秦”的讹音。盖国与国的交往一如人与人的交往，尊重对方应是礼尚往来的前提。而以对方自己为自己所取的名字呼称对方，则是最起码的礼貌。倘若对方自名“张三”，而我们偏偏不称他“张三”，而是蛮横地硬呼之为“李四”，甚至“王八”，那么显然是有意污辱对方，毫无友好交往的诚意。而当时的日本官方，无疑是缺乏与中国友好往来的诚意的。至于连普通的日本百姓也人人称中国为“支那”，则只能说明“广大的日本人民”在这一点上也是不假思索地响应了政府的政策了的。当然，应当庆幸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但不可不注意的是，时至今日，在日本仍然有那么“一小撮人”，犹自坚持以“支那”称呼中国。而日语中东中国海（East China Sea）、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的正式名称仍然为“东支那海”和“南支那海”，只是不再使用“支那”这两个汉字，改以片假名代替而已。我们愿意能有更多的国人正确地认知这一事实。

作为译者，我们希望我们的译作能够为我们中国人正确地认识自己提供一点线索。同时也希望，它们能够为真正的理性的中日友好做出微薄的贡献。但我们最希望的，还在于能够为诸位读者在劬劳之余，带来阅读的乐趣。

1998年10月于呷奔国暗疏乡

这是一部旧译，大部分完成于1998年的初秋，恰是十九年前的往事了。其时我在日本国长野县上田市下之乡。原本译完后作为丛书之一拟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译稿（当时是手写稿）已经寄出，不料风云突变，出版计划夭折，幸好我还留有大部分复印稿，它们随后的命运是被置于“冷宫”。我的心头虽时时萦怀此事，但一直未有付梓之日，心中只有满腔的无奈之感。后复旦大学出版社曾有意出版此书，又因版权问题而搁置。

此次幸得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垂青，又因编辑周语的竭力奔走，书稿终于得以问世。

谷崎润一郎，中国读者对他还算比较熟悉，他的不少作品，也先后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这里不再赘述。这里仅就与中国的因缘部分，稍作展开。

1918年10月9日，他开始了第一次中国之旅，从朝鲜，经中国当时的满洲到达北京，再从北京抵达汉口，然后从长江坐船沿江而下，途中在九江登陆，游览了庐山，再行至南京，之后坐火车到苏州、上海，再由上海到杭州，12月上旬从上海坐船返国。回国后陆续发表的《庐山日记》《秦淮之夜》《苏州纪游》《西湖之月》等，就是这次旅行的记录。1926年1月13日，谷崎再度坐船来上海旅行，2月14日回国，寓居沪上一月之久j《上海见闻录》和《上海交游记》记录了这次旅行的见闻和收获，由此，他与在上海的中国新文坛建立了联系。

1927年6月，在南京政府总政治部宣传处任电影股长的田汉赴日本考察，在关西受到了谷崎的热情接待，“日饮道顿，夜宿祗园”，谷崎陪他在大阪、京都一带宴游，离开日本时，又到神户码头为他送行。1928年春，陈西滢、凌叔华夫妇以北京大学研究院院外撰述员的身份去日本旅行，经田汉和欧阳予倩的介绍，在京都会见了谷崎。“在我们的印象中，这位日本文坛的骄子，完全是一个温蔼亲切而又多礼的法国风的作家，除了谈起日本文学时自然而然地在谦逊中流露出目中无人的气概外，丝毫不摆文豪的架子。”（陈西滢《谷崎润一郎氏》）

由于此后中日关系的交恶，谷崎与中国友人之间几乎没有往来，他也没有再踏上中国的土地，但内心一直牵记着旧友。1956年欧阳予倩率中国京剧团访问日本时，谷崎闻讯特意从热海赶到欧阳在箱根下榻的旅馆，畅叙阔别之情，欧阳也极为感动，当即赋长诗一首赠谷崎，开首的几句是这样的：“阔别卅余载，握手不胜情。相看容貌改，不觉岁时更。”欧阳当场用钢笔写出，抵达东京后再用毛笔书写，将纸卷请人送抵热海，谷崎将其裱装后挂在自己的居所今雪后庵的客厅里（详见谷崎润一郎《欧阳予倩君的长诗》），可见彼此的情缘之深。

由于岁月久长，当初目录中所有的《中国的菜肴》和《中国趣味》两文的译稿已经散佚，此次作了补译。  文中涉及日本文史及旧中国人物等的部分，译者作了一些注释，希望不是画蛇添足。

最后，谨对惠然出版此书的浙江文艺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徐静波

2017年1月13日

于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