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庞大而沉默的命运面前，谁可免堕深渊？保罗·格拉泽编著冯丹编译的《集中营的舞者》是令整个荷兰为之震撼的女性史诗佳作，真实事件记叙，触及人性真谛。本书讲述一位舞蹈家的战时传奇经历，即便是在人间地狱，艺术之光永不黯淡。大量档案照片、资料，剥丝抽茧，还原事件，于个体命运中审读时代真相，强烈的历史厚重感令人过目难忘。

保罗·格拉泽编著冯丹编译的《集中营的舞者》讲述了：保罗不知道自己家族的犹太身世，与亲戚也很少走动，偶然走访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博物馆，竟在一只皮箱的名牌上看见姑姑罗茜·格拉泽的名字，他耗费多年收集大量资料，终于揭开了一段家族隐秘往事……

二战爆发之前，罗茜·格拉泽是一位国际知名的舞蹈老师，她年轻美貌，舞艺非凡，人生原本前途无限，却在德军占领荷兰期间，惨遭丈夫出卖，和当时许多犹太人一样，被纳粹党卫军送进了集中营。年轻的罗茜在大战期间一共经历了七座集中营，受尽折磨，却从未丧失求生意志。白天她和其他囚犯一样辛苦工作，晚上却摇身变成舞蹈和礼仪老师，教导集中营的纳粹军官。背叛、囚禁、痛苦、绝望……当人生遭遇突如其来的黑暗，也许，活下去才是唯一的答案。

序

保罗：一只旅行箱

罗茜：爱的折翼

罗茜：与利奥和吉斯共舞

保罗：隐藏的迹象

罗茜：新秩序

保罗：发现真相

罗茜：被捕入狱

保罗：偶遇亲人

罗茜：背叛与欺骗

罗茜：新营地

保罗：意外的收获

罗茜：起舞奥斯维辛

保罗：犹太教堂

罗茜：通向自由之路

保罗：血浓于水

罗茜：自由之舞

保罗：相遇罗茜

罗茜：记忆，未来

保罗：献上玫瑰

战后

后记

作者注释及鸣谢

罗茜在营地创作的其他歌曲和诗作

关于作者

保罗：一只旅行箱

2002年，我来到克拉科夫参加一个医院管理人员的工作会议。碰巧，我的太太莉娅正值学生放假，于是，她得以与我一道旅行。我们从未来过克拉科夫，因此计划在会议结束后逗留三天，与其他几位管理者一道观光，而我对此非常期待。我们将利用一天时间参观这里的古老街道；接下来的一天，探索附近的盐矿；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我们计划参观奥斯维辛——二战时期最大的集中营，以及附近的比克瑙营地。

随着最后一天的临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越发觉得集中营与我毫无关系。就在前一天晚上，我还告诉太太，自己对明天的旅行毫无兴致。我从未去过集中营，对此也丝毫不感兴趣。学生时代观看的纪录片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难道我是在为自己内心的直觉找借口？总之，我告知同行的人，自己不同他们一道参观了。

第三天吃早餐时，我的同事仍旧试图说服我与他们同行。为什么我会不感兴趣呢？他们问道，更何况只是一步之遥。碍于面子，我答应了他们的一再邀请。那天上午，我登上大巴，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一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处广阔的平原。这里看起来毫无边际，目光所及之处尽是木质的营房。我们的向导，一位留着金色短发的男子以热情的微笑迎接我们的到来。他简单地介绍了自己，随后带我们进入集中营的大门——我们头顶上方的门幅上写着“劳动带来自由（Arbeit Macht Frei）”。“无数的人曾在这里被杀害，”我们的导游介绍说，“大部分是犹太人，男人、女人、儿童，甚至是婴儿。”我顿时觉得自己像在参观一个灾难遗址。我究竟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早晨我没能坚持自己的立场留在城里？

这位导游始终保持着热情，他带领我们穿过许多石头建筑，最后在一面墙前方停了下来。就在这里，每天都会有人被处决。接着，我们来到旁边的一栋大楼，克劳伯格医生就是在这里进行医学实验的，这栋建筑同时用以关押囚犯。导游接着带我们来到一间更加昏暗的营房，在那里，展示窗后面堆积着许多被没收的财物。

其中一处堆放着无数的眼镜，另一处则是头发，有的还梳着辫子。我的同事停在一处参观，我与太太则继续前行至下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堆满了旅行箱，囚犯被要求对行李进行标注以防丢失——至少他们是这样被告知的。因此，每一个行李箱上都标有所有者的姓名和国籍。

我很快注意到了前排的一个很大的棕色旅行箱。我顿时惊呆了！这个旅行箱属于一个荷兰人，上面用大写刻着一个姓氏“格拉泽”。即便在荷兰，这个姓氏也并不常见。我的太太也看到了这个名字，她握紧了我的手。我们的身影反射在展示窗上，与里面的景象—一个带有我的姓氏的旅行箱重叠起来。周围的一切仿佛凝滞了。

没过多久，谈话声逐渐变大，我的同事正朝这边走来。“我不想谈论这件事，我们出去吧。”我对太太说。于是我们匆匆走出房间，向出口走去。呼吸到新鲜空气，我感觉好了很多。不久，所有人在门外集合。“你看到了吗？那只棕色的旅行箱上面有你的姓氏。”有人问道。这对我来说是个可怕的问题，我始终在默默期盼没人看到那只旅行箱或留意上面的名字。我感到十分尴尬，自己也很不解，还没等我回答，另一个人又抢先问道：“二战时期你有家人生活在这里吗？”我支支吾吾地答道：“我的姓氏？我也看到了，不过我对此也一无所知。”问题接连不断地向我抛来，我好不容易才得以回避。最终，导游将我解救出来，旅程继续。然而，我仍然在不住思考关于那只旅行箱的事。

那天晚餐时，大家颇有兴致地交谈着。通常情况下，我会毫不犹豫地参与其中，可是这天晚上，我比往常安静了许多，早早地回到了房间。

我躺在床上，脑海中浮现着那只箱子的样子，挥之不去。我为什么要回避朋友的提问？为什么我明知答案却不愿回答？最后，我做了个决定。就在第二天早上，我仍然相信：是将我的家族秘密公之于世的时候了。

P1-3

这是一个关于我的姑姑罗茜的真实故事。

我所描述的经历来自罗茜的日记、照片、战时书信和笔记、私人访谈以及个人档案。

战争结束后，罗茜立即向警方举报了在战时出卖她的人。我在她的档案中找到了这些报告和诸多证词。

在家族中出生于战后的人里，我是最年长的。我将姑姑的故事集合成书，为向人们述说傲骨与乐观在那个灾难年代的意义。让我们将其代代相传。

保罗·格拉泽

在我得知自己的家族秘密后，我最先把它们告诉了我的朋友。他们表现得非常激动，充满好奇，想知道我在发现自己的犹太身份后做何感想。然而他们的问题似乎很荒谬。发现自己的身份是否使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想。我就是我，不可能突然变成另一个人。一天晚上，当一位朋友说他一直认为我是犹太人时，我更加不知所措。原因何在?仅仅因为我的姓氏吗?连我自己都从未想到过这一点。

当我开始落笔，准备将故事写下来公之于众的时候，关于我身份的问题变得更为显著。一些电视栏目对本书进行了专访，书中的故事甚至还被搬上舞台，门票一售而空。还有一个演出将罗茜在营地中创作的歌曲搬上了舞台。由于本书在荷兰取得的成功，我常常应邀讲述罗茜的故事。我在与制作人员交谈时发现，许多观众都理所当然地把我当作犹太人。在搜索关于姑姑罗茜的信息时我也发现了这一点，犹太人已经把我当作了他们中的一员。

本书出版后，虽然我最初并没有体会到自己外在身份的改变，但这早已成为事实。我究竟是天主教徒还是犹太人?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已经不再参加天主教的礼拜，也不再是年轻时的那个活跃的天主教徒。然而，我仍然很珍视其文化影响力。我能体会到同情、仁爱、传统和仪式。高中时，一位年轻的耶稣会信徒曾教授我们宗教知识。他的课程引人人胜，充满了对历史的探讨和人生的智慧，连非天主教徒都会来参加。我每周都会去耶稣会修院，参加探讨人生意义的小组。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现在的我，我对这些经历充满了怀念。天主教徒不再是我的身份，而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然而，在纳粹眼中这并不能改变我的犹太血统。如果我也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也需要在袖子上别上一颗黄星以示区别。

收集关于姑姑和她的遭遇的相关信息时，我结识了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男人和女人，有的甚至成为了我的挚友。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同他们在一起非常自在。其中的原因无法言表。我对他们充满了好奇，他们的命运，他们生命中发生的故事，他们所追求的事业，以及获得的社会地位，都吸引着我。除此之外，他们的交流方式使我备感亲切，同他们相伴让我觉得轻松自在。他们的邂逅似乎毫无章法、一团混乱；他们发起的各种各样的谈话完全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在讨论时总是持有迥异的观点；他们拥有创业的勇气，幽默的态度和国际化的气质，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I司他们在一起，即便没有进行具有犹太色彩的特殊活动，我仍旧感到他们就是我的家人。

那么，我究竟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犹太人，还是一个有着犹太血统的天主教徒呢?我想我的个性包含了这两者的文化理念。然而，我在性格的形成时期深受天主教理念的影响，而犹太背景可以说是锦上添花。尽管现在被贴上了新的标签，我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我仍旧是那个我。

我从外祖母那里证实了自己及家人的犹太血统后，我迅速转移话题，“忘记”继续探究。第二天，我决定使生活回归原状。这其中没有什么“剩余价值”，我对自己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而且．我们印象中的犹太人基本上生活在以色列，麻烦和困境接连不断。我已经知道了我想知道的!于是我没有继续探讨这个话题，只是偶尔想一想罢了。虽然我是个极具好奇心的人，但在探究关于自己身世的问题上并无热情。不能否认，我在内心深处无法忽视这个不争的事实：绝大多数生活在荷兰，具有犹太祖先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在战争中惨遭杀害，比例近85％。我知道，如果自己纠结于此事，必将失去生活的信心。

在阅读罗茜的信件时我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回到家后我便开始阅读，但直到领会了其中的主旨时我才发现，自己心中逐渐萌生出愤怒的情绪。我迁怒于我的同胞，包括所谓的好人，他们曾在战争时期对犹太公民加以迫害；还有荷兰政府，他们对从集中营重返故乡的犹太同胞毫无怜悯。这对我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历史书和纪念日只会宣扬德军入侵时荷兰政府如何无能为力，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团结一致，英勇抵抗。而罗茜的故事描绘了另一幅场景。最初，我认为罗茜的经历只是个特殊案例，但当我进一步考察时发现，她的遭遇并不是唯一的，而是非常普遍。战争时期的荷兰并没有什么抵抗活动，民众都很被动，他们寻求最简单的方式，从占领一开始便是如此。其后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通敌和令人发指的出卖行径。

最近，一位老先生致电给我，说自己在一个陈旧的亚麻衣柜中找到了一位姓格拉泽的人写的信件。我们发现，这些信件出自罗茜父亲的一位堂亲之手，他同妻子和孩子在大追捕期间一同躲避起来。他在藏身之处写下了以下内容：“我敢肯定这封信会令你大吃一惊。你过得怎么样?我们还好，当然是就现在的局势而言。我们的生活很艰难，但相信一切会好起来，而且很快!我们生活在‘荷兰的某处’。等你来拜访我们时我会告知详细地址，当然，那将是在战争结束以后。这里的生活实属不易，你一定能够想象，简直是度日如年。你的丈夫和埃尔夫上次来给我们送包裹时，我们曾想过离开荷兰，但最终没能成功。其间发生了太多的变故。我们已经离开了鹿特丹。请不要告诉任何人(下划线)你有我们的消息，因为叛徒从不打盹。看完信后请立刻毁了它。我代表全家献上最热切的问候。”

就在这封信写作后不久，另一封信用难看的荷兰语书写了以下内容，这封信不是出自罗茜的叔叔之手，而是向他们提供藏身之处的女房东写来索要钱款：“收到一封来自武尔登的信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但这次并不是来自格拉泽一家。我写信通知你他们全家人已经被抓走了。非常可惜。你不用再寄收音机来了。我现在没有收入，还要抚养6个孩子，真是糟透了。”因为格拉泽一家被逮捕，这位房东丧失了收入，她悲痛地说“糟透了”，然而，相比之下，罗茜的叔叔、婶婶和他们的孩子则全部被驱逐和杀害，又是何等的骇人心中情感的洪流再也无法遏制。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能相见。

保罗·格拉泽

恩斯赫德，荷兰，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