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在由辛德勇所著的这部文集《那些书和那些人（精）》中的文章，有三篇是讨论欧阳惰撰著的《五代史记》是怎样演变成为今中华书局本之《新五代史》这个名称的。其实，新印古籍时，在保存古书原名与兼顾世俗通称之间，本来是有合理的处理办法的，即内文各卷卷端仍题署原名，而在书衣、也就是书的外皮上题写世间通行的俗称

由辛德勇所著的这部文集《那些书和那些人（精）》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记述的作者早岁求学以来身边亲友等与书有关的故事和感喟，第二部分为作者平时读书零札，大都为阅读古文献时的释疑之作，或解一字之疑，或探版式题名之真，言而有物，信而有证，亦往往有趣味在焉。

自序

家有楹书

书长留，恩永在

学着样儿多读些书

书商梁永进

陈东的离去

一起买古书的老杨

访书天下，拥书塞上

历史所的夏老师

索介然先生的书房与书

向老与我的藏书

好人邓自欣之书的故事

田余庆先生印象

追忆浦江

关于所谓“新五代史”的书名问题

哪儿来一个欧阳修

由所谓《新五代史》的名称论及新印《二十四史》的题名形式问题

从《四库全书总目》的著录看清人对《欧史》本名的隔膜

欧阳脩的文集哪里去了？

明人刻书，人亦亡之

旧梦已非孟元老

同老名号考

辛德勇小传

家有楹书

随着“官二代”、“富二代”的流行，衍生出很多类似“血统论”的词汇，所谓“学二代”即为其中之一。对于文史学者来说，除了所从事的专业和领域之外，世代相传的，还有家里的藏书。所渭“书香传家”，形象地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看到有同行朋友，出生在这样的书香门第，对其家中藏书的艳羡，总是超过了他的家学熏陶。这是因为在我看来，书是最好的老师。爸爸、妈妈的传授，其实和老师教是一样的，关键在你自己是不是喜欢学。喜欢学，就爱读书，但并不是每一个少年在需要的时候都能读到想看的书。这有些像小苗要浇水，错过了生长发育的关键期，再怎么浇，效果也不会特别理想。

在小学、中学“填表”，都有“成分”一栏。这不是讲你的生理构成要素，比如腱子肉抑或囊囊膪，而是你父亲乃至祖父一辈的“阶级”属性。在针对农村人口划分出来的标准序列里，由下到上，一般的排列次序是：贫农、下中农、上中农、富农、地主，越往上越是坏“成分”，是坏人、坏家庭。每次我都是大大方方地写上“贫农”，这是党所要依靠的神圣劳苦阶级，感觉已经很是不错。但父亲每次看到我填的表格，都很不高兴，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他从我爷爷那里获得的阶级成分是“雇农”，要求我马上订正过来。

雇农，是农村中常年靠给人做工亦即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计的人，东北叫“扛长活的”，书面语是“长工”。一个雇农与贫农的区别，在于雇农一点儿土地也没有，甚至没有租种的农田，因而属于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分子，是国家领导阶级中的一员；而贫农则拥有少量的土地，属于有产者，所以只是我党的主要依靠对象。这么一讲，你就会明白，虽然贫穷的程度，不一定差别特别巨大，但这两种人的社会属性，是有根本性差别的。

这么值得骄傲的出身，爸爸当然老早就告诉我了，但填表时，我总还是想填“贫农”，这是因为东北漫山遍野都是荒地，很少有人，家里会穷到竟无立锥之地的地步。雇农太少，没人知道还有这么一档子人。不管官方，还是民间，当时最顺口的说法，是“贫下中农”，即“贫农”和“下中农”，同学以至老师，对“雇农”都很陌生，填写上了，大家看着都很怪异。

出身于这样的家庭，祖上当然不会流传下来什么藏书，甚至没有家谱，也没有《三字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爸爸和爸爸的爸爸都没有读过书。我那一生中每时每刻都勤劳不停的母亲，常常唠叨对做家务活儿缺乏积极性的父亲，说“你们辛家人都是‘秧子’”，这是包括东北在内北方一些地方对好逸恶劳之人的恶称。对此我很难理解，给老地主扛活儿的雇农，怎么能是“秧子”？妈妈解释说，我爷爷在辽宁开原老家的时候，就好逸恶劳，每天手捧书本，骑着大白马在村子里转。这当然有很多演义的成分。只要见过马跑的人都明白，骑马和看书，是很难兼而事之的。（P001-002）

自序

编集在这里的文章，主要是去年秋冬季这一个学期里写的。写这些相对比较轻松一些的文章，客观上，是自从2004年秋天到北大教书以来，平均每个学期每周都要讲10个课时左右的课，再加上写很多比较艰涩的学术论文，工作一直比较紧张。而这个学期，给自己放假休息，没有安排课程，也就多少有了一些闲情逸致。于是，一边翻看书籍，一边随手写下一些心得；另一方面，主观上，年龄越来越大，在紧张的工作中稍一松弛，难免忆起一些往事，从而记下一些与藏书、买书相关的经历。

集子里讲“书”的部分，学术性比较强一些，但也写得比较随意。

做文史研究的人，常常接触古代典籍，其最外在的特征，就是书名和作者的姓名。前辈学者所说“书衣之学”，在很大程度上，首先也就是了解书名和作者的姓名。看似很简单的书名，有时却并不简单，既带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寄寓着作者的旨趣，同时有些书名也有着特定的衍变过程和因缘。有的古书，说不清作者的姓名，甚至连作者的时代都说不清楚；有的被作者本人或者其他什么人标记为别人的作品；还有些人又把自己的姓名标记在别人的作品之上。这些还都只是最常见的现象，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不管是澄清书名，还是辨明作者的姓名，都是目录学研究中最一般的内容。

譬如，陈寿撰著的《三国志》，缪钺先生曾特地说明，这一书名，乃“千载相承，并无异议”，可按照我的研究，实际上却是名为《国志》。《三国志》只是一种俗称，而“国志”这一称谓，上承自《国风》、《国语》、《国策》等书籍命名方式。这一“国”字，不过是用以表述“国别”的涵义。略晚于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我们还可以看到，北魏时人崔鸿撰著的所谓《十六国春秋》，本名也只是《国春秋》，而在它的前面加上“十六”两字，乃和《三国志》一样，也是一种俗名。

收录在这部文集中的文章，有三篇是讨论欧阳惰撰著的《五代史记》是怎样演变成为今中华书局本之《新五代史》这个名称的。其实，新印古籍时，在保存古书原名与兼顾世俗通称之间，本来是有合理的处理办法的，即内文各卷卷端仍题署原名，而在书衣、也就是书的外皮上题写世间通行的俗称。在中华书局点校本问世之前，绝大多数版本的《五代史记》，也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种合理的做法，并没有得到继承。我希望从事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的读者，能够对此给予关注，并且认可上述比较合理的处理方法，从而挽救那些随时都有可能被出版社改变原名的古代典籍。

同样是这部《五代史记》，不仅书名已被今人改成《新五代史》，而且作者的名称，也被写成了“欧阳修”，甚至现在从常用辞书《辞海》，到中学课本和大学教科书，几乎无一不是如此书写，而欧公原名本来是写作“惰”字。今中国大陆通行的简化字方案，既然还保留着这个“惰”字，没有废除，也就没有任何理由非要把欧公之名改写为“修”字不可。其实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简化字的推行，而是牵涉到一个对古籍版本题名的认识问题。从明末开始，版刻《五代史记》，或是欧公与宋祁主持修撰的《唐书》（即通常所说的《新唐书》），就妄自将其姓名题作“欧阳修”，进而影响到清代的殿版等各种刻本，直至中华书局过去点校的《二十四史》。于是积非成是，致使现在很多专门研究欧公的专家，也都误以为他的名字本来就有两种不同的写法，怎样写都没有关系。最近中华书局重新修订出版的《新五代史》，虽然保持了古本中“惰”字的固有写法，但就连与事者也未必十分清楚其衍变过程，一般读者更不知所以然了。文集中有三篇文章，即专门辨析欧阳永叔的本名。同样希望各方面学者和出版物，尤其是学校的教材，能够了解相关情况，并尊重历史事实，恢复“欧阳惰”的写法。

另有两篇文章，讲述“孟元老”是很正常、也很普通的人名，不必如时下一些人所为，非要另求他人来做《东京梦华录》的作者，而宋人习惯以“老”为名，自有美好的祈愿。阐述这一问题时，正赶上好友胡宝国先生即将迎来六十寿辰，而他在网上的微博号名“北京同老”，熟悉的朋友私下里也都是以“同老”相称，与孟元老的名字颇为形似，于是，就以戏谑的形式，将其中一篇题作《同老名号考》，为之娱寿，并借此切入问题。这篇文章的实际内容，是非常严肃地论证，宋人以“老”为名，犹如汉唐间人取名千秋、万岁。若是再往大了说，这也是所谓“唐宋变革”当中的一个很具体的事项：老百姓的性命，不过寿老正寝而已，只有君临天下者一人，才能被谀颂为“万岁”。

讲“人”的部分，分为四组。第一组，是讲自己的父亲和恩师黄永年先生；第二组，是讲买旧书的友人；第三组，是讲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期间，与几位师长的书缘；第四组与买书、藏书无关，是追忆北京大学历史系两位离去的师友。岁月无情，年齿日长，不管书情，还是人情，都想多记下来一些，也都有自己的感触。

文集篇末，附上一篇自己的小传。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年初刚刚策划的《当代学人精品》丛书中，印行了一册《辛德勇卷》。这篇小传，是按照丛书体例的要求而随这部书一并印行的。现在把它附在这里，是把自己也算在了“那些人”中的一员，并留下自己过往的经历。

由于文章写得都比较随便，很率性，即使因书、因人而谈及自己的学术见解，也都是不大“正规”的文章写法，所以，起初只是发布在自己的新浪微博@XinDeyong上。发布后，一些文章，被新闻媒体做了转载，更蒙《南方都市报》的戴新伟先生垂顾，约去了尚未公布的多篇文稿。这样一来，大多数文章，也在自己微博以外的其他一些报纸或电子媒体做过刊载或转发。最后是由浙江大学出版社郭建中先生的热情帮助，促成了这部小书的编录和出版。在这里，谨向郭建中以及戴新伟先生等各位友人，致以由衷的谢意；同时也衷心感谢新浪徼博上各位给予关注和支持，特别是那些帮助指出原稿中各种差误的朋友。

2016年1月23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