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当场我也哭了，当时那个兴奋啊，再也不用担心害怕了。外边鞭炮很快就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街上的人到处都是，都开心坏了，我满街地跑啊跑啊，那个情形到现在我都记得好清楚。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风景
和平(指抗战胜利)那年我念初一。那间学校在静安寺愚园路，跟威海名校育华同名。如果留在威海，我小学毕业后肯定升育华，所以我就是冲着这个名字去报考了那所学校。不过只念了一年，校舍就被业主收回，我又到东南中学，从初二一路念到高中。
和平以后，上海又是另外一种风景了。当时自己刚刚多念了一年书，视野和思维就不同了，开始留意起时事和政治。当时美国人也一下子进了上海，上海大都市嘛，又开放，见中国女孩子又搂又亲的，虽然那是他们的一种庆祝方式和表示礼貌的做法，但我都看不惯，感觉你制服穿在身上却整成那个样子，不成体统。
至于来接收的国民党军队，有好的，但也有些杂牌，他们对市民特别是对警察有种歧视。那些警察都是原来给日本人当过警察的中国人，他们也就是维持秩序的警察而已，算不上什么汉奸。但是军队一犯事，警察去管，他们就骂骂咧咧的，张口就是“老子抗战八年”什么的，警察管也管不了，不管又不行。当时这种小冲突经常有，报纸上也经常报道。
这么一来二去的，年轻人就开始对国民党不满意了，对他们的腐败就有种仇视，老百姓对中共就开始有了好感。不过国民党也宣传共产党不好，所以那时候上海老百姓的心理好矛盾，很讨厌国民党，但对共产党多少也有点怕。后来内战越打越厉害，走在街上，热闹的地方他不敢，人少的地方军队动不动就拉夫。晚上戏园子外边机关枪一摆，电影一散场就抓壮丁，女人、小孩不要，专要男的。
我有个堂哥，跑船的，每次到上海都来我们家坐坐。有一回他就建议我母亲，叫我跟他上船躲躲。当时我哥哥姐姐有的都已经在香港了，母亲本来不舍得叫我走，但这一听也只能改主意了。我那时候也不想走，所以船到福州，我就留下来，因为我另外一个姐姐在福州。她是个商人，在天津、青岛都有生意，她也是不舍得走。等了不到一个月，一看不对啊，解放军过江了，所以1949年春天，坐上船我就奔香港去了。
学手艺没兴趣，跑船太枯燥也挺危险的
哥哥姐姐都是到香港避难的，我这一来，他们都很欢迎，不管到谁家都是随便吃，还给我零用钱。我也没有事干，而且也没有我爱好的事情，再加上也不懂广东话。
在上海念书的时候，我最喜欢画画。有一回看报纸，哎！中华青年会招美术生，学画广告。去到以后，我学得很有成绩。当时把我吸引去的，还有一条是毕业后给介绍工作。后来才知道其实是用这一招来骗人，当时全香港失业的好多，紧接着又来了难民潮，哪有那么多工作给你去做，所以我就不去白交那个学费了。
我姐夫有个姓解的朋友开了家ABC饭店，专做蛋糕和糖果，听说我没事干，就邀请我到他厂子里做食品。混了大概一个多月，我就感觉挺闷的，那不是我爱好的，而且那时候学徒人家哪有教的，都得自己偷师，有时候弄得没办法人家还觉得你碍事，所以我就辞职了。
当时成天蹓蹓跶跶地不做事，全靠哥姐接济，挺大个人这样下去也不是回事，后来我姐夫就帮我找了份跑船的工作。他以前是渣甸洋行(怡和洋行)在威海的代理，所以来香港后直接就进了渣甸，做一个比较高级的船务主任。跑船这一行风平浪静还好，要是碰上大风大浪也挺危险的。做了不到一年，船要上坞大修，我就趁机下来不干了。当时会几句英文而且有点门路的，都到兵船上去卖货，收入也挺好的，我姐夫有空也做这个。所以从船上下来，他就让我画画，他再拿去卖给洋鬼子，但我不喜欢这种生活，最后决定还是去考警察。
从来没把香港当成永久居留地
当时香港虽然遍地都是失业的，但好歹还有个威海卫警察的工作，专给威海人留着。有这么好的机会，我却等了三年才去考，关键是因为家里人都觉得我们只是暂时来避难，根本就没把香港当成永久的居留地。
我家老的都经历过乱世，大大小小改朝换代的事见得多了，凭经验想当然地认为等仗打完了就能回去，哥哥姐姐也都是这个想法，所以要当警察，没人赞成。（P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