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与黄山
往绩溪途中，中午在路旁沟谷一农家菜馆小憩。因过了用餐时间，院子里已经没了其他食客，我们便请服务员将桌椅搬到露天，连出租车司机一起，三个人围桌子坐下，短暂享受了这里的安静和清新空气。只见院子里一堵白灰砖墙的上面，写有一行墨字：“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是明代汤显祖的句子，在徽州不少地方介绍中都能看到。
我一直弄不明白，徽州这么有名的历史城市，为什么现在改称黄山市，而不叫徽州市？黄山固然有很大名气，历史上就是名山，但一座城市的命名，应尽可能更多地考虑历史文化因素和称谓的沿袭。黄山市只是1983年才设立的县级市，1987年升格为地级市。而徽州作为城市名称的历史却早在北宋宣和三年就有了（1121年，宋徽宗时期改歙州为徽州），安徽省的省名，就是清初由当时的“安庆”和“徽州”各取首字而成。更重要的是，徽州已作为一个地域和文化的概念，黄山则只是一座具体的山的概念，选择前者显然比后者要有更多的理由。我琢磨，这是不是和黄山极力发展旅游业，成为摇钱树有关（黄山199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其实大可不必，徽州的历史沉淀，使它本身就蕴含了极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它在历史和文化上的影响，某些方面甚至可以涵盖和代表整个安徽省。不少学者在研究徽州文化时，就多愿意使用“大徽州”这个概念，这有一定道理。一定地域形成的某些文化特征，有时我们是很难完全以现在的地理分界作硬性切割的，这样做不但显得不科学，也和历史上行政分划的复杂变化过程脱节。比如清初，安徽布政司在从南京迁到安庆之前，是驻南京的。再之前，江南省（辖区包括了现在的安徽和江苏）分左、右布政司时期，也是一个治所在南京，一个治所在苏州，均与安徽本省无涉，包括徽州府在内的左布政司辖区，治所就在南京。但难道我们就可以因此否认安徽，特别是徽州作为区域文化存在的事实吗？显然不可以。
回头说，研究地域文化，若是没有一个基本区域划定，也有问题。这会导致范围无限延伸和扩大，所谓区域文化的特征，实际上也就被模糊掉了。我在了解日本国民个性特征的时候，对此就深有体会。
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后，美国文化人类学者鲁斯·本尼迪克特出版了一本著作《菊与刀》。其从日本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性入手研究日本人的方法，一时被各国以至日本本国人奉为圭臬，持续影响了世界半个世纪。最近，我又读到了由日本人自己写的日本人论——《括号里的日本人》，作者橘玲。这本书号称超越了《菊与刀》，是对以往日本人论所有思维定式的颠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作者在研究日本人时，不是从他们和其他民族的相异处，而是从相同处入手，是寻找他们与其他民族的共性。作者在书的后记中也称：“在此前的日本人论中，所谓的‘日本人的特点’其绝大部分或者是人的本性。”
不能不说，作者从人的共性出发研究日本人的方法，有其道理，角度也有新鲜感。如果说，《菊与刀》之后，关于日本人论的很多东西，现在都能被指证为属于人类的共性的话，这本书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日本人，当然会有启发。
问题是，研究日本人的目的，更主要的还是揭示他们与其他民族的差异性而非共同性。这也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般性规律，即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认识不到具有差异的个性，又怎么谈得上认识有相同特征的共性呢？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毛泽东《矛盾论》）橘玲的著作，在这点上，恰不如《菊与刀》指向鲜明、论述集中和专业性强，尽管她运用了更多的研究方法，本身还是日本人。而《菊与刀》的作者不但是美国人，写书之前甚至没到过日本。
对徽州文化的研究也如此，应将其特定的地域对象作为主体，而将与之相连的地域做背景与关联，使二者既有机联系，又理性分开，不煮为一锅。像现在有的学者进行“大徽州”研究那样，把徽州和整个安徽甚至河南、江苏等许多因素扯进来，我以为是不恰当的。安徽边缘的那两处，显然受孕更多的是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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