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曾被称为昔日“创造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文学团体）健将”，有雄厚的古文底子（尤以熟谙诗词歌赋著称）、很高的文字水平。但他在《李一氓回忆录》中却没有特别表现，而是平铺直叙、如谈家常；不但让人好读好懂，而且还会确信无疑。

《李一氓回忆录》是人民出版社1993年、2001年版图书的原版重印。本书为李一氓（1903年－1990年）同志的回忆录，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参加过南昌起义，亲历过长征，同时，他又是一个著名的文化人，是中共党内不可多得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本自传，是李一氓同志亲笔写成，并得到了中联部、新闻出版署的全力支持，并由时当年的乔石委员长亲笔题写书名。本书记录了李一氓同志1949年前四十余年的亲身经历。

再版序言

自序

第一章　青年时代，上海学生生活

第二章　大革命——北伐和南昌起义

第三章　上海地下工作

第四章　瑞金两年

第五章　长征

第六章　陕甘宁高原的奔驰

第七章　抗日战争——皖南

第八章　抗日战争——苏北

第九章　从山东到大连

第十章　过眼云烟

首版后记

重印后记

第一章　　青年时代，上海学生生活

我出生在天府之国——四川的彭县。

这个县在唐宋时期叫“彭州”，不隶于成都，而是与蜀、汉各州等齐名，政区级别是很高的。州官叫刺史，唐诗人高适因为做过彭州刺史，所以人称高彭州；宋诗人陆游当过彭州推官，写过《天彭牡丹谱》，盛称“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至今县北犹有丹景山。

这个县在清朝末年，虽然还是土地租佃制为主的封建社会经济，但手工业和商业已相当发达，文化教育事业也相当开展，这些都与那个时期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有关。

这个县的西北山既产铜、又出煤。四川的铜货币，当十（即10文铜钱）的，当二十（即20文铜钱）的铜元，就是用西北山所产铜铸造的。煤，为了运输方便，都先在山里焦化以后，才搬运下山，即焦炭，彭县人称之为岚炭，主要用作家庭燃料，也用来炼铁。

这个县的商业和小手工业大都是本县人经营，但有两个大行业，却掌握在外省人手中：（一）钱庄（经营汇兑、存放等）都在道地的陕西（可能是三原、泾阳一带）人手中；（二）盐店，当时实行票引制度，独家专卖，掌握在安徽桐城的方姓盐商手中。

这个县基本上还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大地主少，中小地主多，更多的是富农。农田的产量不低，因为属于都江堰的内江灌区，水利好，有条清白江横穿县境。一年两熟，分小春的蚕豆、豌豆、小麦和秋收的玉蜀黍、稻子。即或没有地面水，地下水亦极丰富，挖成大泉，用大鹅卵石砌一周，旁建水车，清泉便汩汩而出。但山区就不然，地很薄，只能种红薯（四川人称为红苕）和玉蜀黍（四川人称为玉麦）。

清白江由新繁县一路奔流而来，江上有座长木桥，名卧龙桥，桥上建瓦顶走廊。平时可以遮阴避雨，逢场赶集也就利用桥廊做生意。就在那里，还有一个清白江镇，为彭县到成都的必经之地，又恰是半路，我春秋两季去成都上学，寒暑假由成都回家，一定经过清白江镇。镇上有个好菜馆，炒的菜真是味美价廉，来回总在那里“打尖”（吃午饭）。现在这座木桥已改建为水泥公路桥，桥上的瓦廊已踪迹皆无了。现在桂林漓江上还有这么样一座桥。贵州、云南的瑶区或苗区，也还有这样的木桥。

这种桥的建筑形式，国外亦有，如意大利威尼斯的高桥（Rialto），佛罗伦萨阿尔诺河（FlumeArno）的老桥（PonteVecchio），桥上都有店铺房屋，不过不是廊，而是一条街。只因为这些桥都在城市里，老桥上的店铺全是金银首饰店，颇为特殊罢了。泰国曼谷的桥也有类似的情况。

这个县城里，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交叉成一个十字路口。当时的商品布局：东街是坛坛罐罐（主要是陶瓷器），北街是绫罗绸缎（主要是丝棉织品及丝业），西街是菜馆客栈（主要是酒饭馆和各色熟食品），南街是黄糖挂面杂货铺。说也奇怪，七八十年过去了，今天彭县城里的店铺，大致还是这个格局。经营方式是很古老的，如对顾客给一个“折子”，凭折子拿货记账，一年分三季（端阳、中秋、年终）清账。届时如不还清，可以部分延到下一季。我记得我家就有好几个折子，如药店的、绸布店的、杂货店的等。这个经营方法可能带有全国性，以前北京琉璃厂旧书店、旧字画店、旧陶瓷店并不现买现卖，一样的三季清账，不过不用折子罢了。

县城人口的构成，颇为奇特。据说真正的四川人只有杨姓一家，其他则为福建人和陕西人。福建人有福建会馆，其神庙建筑就是“天后宫”，福建本地供祀海神，统名“天妃”，到了四川，没有海，反而升级称“天后”了。它还用庙产公款办了一个小学，取名“闽省公立小学”，在南街。陕西人有陕西会馆，其神庙建筑就是“三元宫”，也用庙产公款办了一个小学，取名“秦省公立小学”，在北街。而四川人也有一个会馆，叫“川主宫”，明显地自命为“主人”，但没有办小学。某些地方又有湖北麻城人、孝感人，但没有会馆神庙。

乡下有个别村落，是广东的客家人，在自己内部还说客家的广东话。这些移民是怎么一回事，也无法去深考了。四川流行的人事表格都另加“原籍”一项。譬如我不只填彭县人，还要加“原籍陕西泾阳”。

我的祖籍是陕西泾阳——有名的“龙女牧羊”之乡（《柳毅传》）。幼年读小学时就上的是秦省公立小学，对本籍人免收学费。彭县，除了福建、陕西两个小学之外，还有一个利用原九峰书院办的彭县小学。在变法运动影响下，这两省移民自办小学，利用神庙多余的房屋，没有发生打菩萨的事。但办中学要有相当规模，就把南门外距城十多里的普照寺的菩萨打了，把整个寺改造为“彭县县立中学”。八九十年前这种改革举动是很惊世骇俗的了。中学办得不坏，数、理、化课程都是从日本请来的日本教员，还有理化实验室，这在当时说来，可谓现代化极了。我的大哥、二哥、三哥都是这个中学的学生。

这个县受戊戌变法的影响，看来民族（汉族）主义和民主思想正隐隐约约地在那里酝酿和扩展。手工业虽比较发达，但封建的土地租佃制还是当时的基本经济形态，所以从上层建筑上表现出来的反动的落后的东西，还很不少。辛亥革命时才又受到一次冲击。

1911年，辛亥革命，当时我才八岁。P1－3

李一氓同志的女儿苏苏近日告知，人民出版社决定再版重印《李一氓回忆录》，并要我为之写一篇序。我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这不仅因为我和一氓同志有四十年亲密交往的情谊，更重要的还是我以为他的回忆录别具一格，与众不同，很值得推广和流传。

在我看来，李一氓的《回忆录》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第一，亲自动手。自己写自己的传记或回忆录，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对当时和以前的一些老领导人来说，却是少有的。过去所看到的一些领导人写自传或回忆录的情况，多是组织一个专门班子，在领导人自己或指定的专人（如长期跟本人工作的秘书）主持和指导下，分头搜集材料、核查史实、执笔起草、集体讨论、一再修改、经本人审阅订正后出版。这除了年老体衰和还有其他工作外，资历和地位也是重要因素。按道理，李一氓也应属于这样的领导人。他1925年入党，此后即轮番在文武两条战线上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最后于1985年9月在新设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而按当时的规定，中顾委常委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李一氓写回忆录，却是以八十多岁的高龄，既无班子，也无助手，单枪匹马，亲自一笔一画地在稿纸上爬格子。只是最后剩下一小部分，由于白内障发展迅速，才不得不找了一位并非专业的年轻人帮助录音整理。即使如此，除了以前亲自所写有点属于业余爱好的第十章《过眼云烟》外，整个回忆录也只写到1949年6月由大连来到北京（当时称北平），此后的经历就都付之阙如了。

第二，严于律己。列宁说他从来不相信人们的回忆录，因为不但人们的记

经过三年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统一了全中国。全国人民都高呼“我们解放了！”，五星红旗升起来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我自己历来没有写日记的习惯。长征当中有一本日记，按天记下了晴雨、行军里程，经过什么省、什么县。曾根据它写过一篇长征记事——《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但是这个日记本子在皖南事变中埋在长满茅草的山上了。后来担任驻缅甸大使，写过一个五年（1958一1962）之久的《驻缅日记》，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烧掉了。但我的这个回忆录，只记录到1949年为止，即或那本日记没有烧掉，对于我这个回忆录也没有什么帮助。

同时，我又没有做记录的习惯，参加任何会议都不做记录，因为第一怕不准确，第二怕丢掉。因此当我动笔的时候，没有什么亲笔的记录可供作回忆的具体依据。

近几年来，许多同志对于从党的创立到1949年全国解放这个时期的回忆著述很多，也出版了许多历史文献，已经使人目不暇接。但还有许多过去的文献在革命过程中已大量丧失，某些历史争议一时也难以判断。我这个涉及四十多年历史的回忆记录，也仅仅是我自己的回忆记录；无非是我参加大革命、苏维埃运动、抗日战争三个历史时期，自己所能记忆的个人经历的记录。

原来自己并不想找这个麻烦，写什么回忆录。首先是时间、地点这两者，我现在记录下来的，就很难说是准确的；有许多稍为涉及一点议论的地方也很难说是有道理的。特别是有些事情，作为历史来讲，应该由党史学家去解决。我并不是党史学家，我只能表达一种极为疏浅的、简单的意见。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个专案小组，要我写自传，我奉命写了，共一万多字。“文化大革命”后，这个自传退给我了。但经过党内审阅之后，党组织不知为什么看上了它，据说抄了一个副本留在组织部门了。既然这样，不如把它充实一下，让它更有内容一些，更有历史趣味一些。所以从1983年起，拖拖拉拉，字数虽然增了三十倍，时间却费了八年之久。

在专案组要我写自传的时候，提了三个条件：第一，不准“丑表功”；第二，不准“攀领导”；第三，不准“安钉子”。既然是受审查写的自传，这个自传自然就是“供词”。供词是供认你有什么罪、你有什么错，当然不是要供你有什么功、你有什么劳。所以他的第一条不准，是有它的道理的。供词是要作为判刑来，丝毫没有夸大或缩小的斧凿刀痕之处。中国修史的一个优良传统是“尊重史实，记史以实”。这一点，《李一氓回忆录》是完全做到了。

第四，朴实无华。现在有些回忆录或自传、传记，写的像小说，对已过去多年的史实和经历，凭现在的认识和想象描写得非常生动，有声有色，对没有第三人参加的已故去的两个人的谈话，也可以编得长篇大论，对双方讲的话还打上了引号。其实，在没有速记和录音的条件下，作者又不在场，所有打引号的话都是靠不住的。就是本人自己多年前说过的话，也不可能记忆准确到打引号的程度。即以被人们称颂了两千年的司马迁的《史记》，就不能完全信以为史，而有更大的文学成分。所以鲁迅在肯定其为“史家之绝唱”的同时，也指出它是“无韵之《离骚》”。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更干脆说它只是文学著作，而不是历史，并列举对吕不韦和缪毒的描写为例，说明不可全信。李一氓曾被称为昔日“创造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文学团体）健将”，有雄厚的古文底子（尤以熟谙诗词歌赋著称）、很高的文字水平。但他在《回忆录》中却没有特别表现，而是平铺直叙、如谈家常；不但让人好读好懂，而且还会确信无疑。

第五，“不攀领导”、“不挟名人以自重”。这是一氓同志的为人之道，贯彻了一生，在本书的“自序”中还特别作了说明。他和党的许多领导人很熟，有些人还长期共过事，但他全是淡然处之。有事时提到（也多是一笔带过），没事时根本不提，绝不渲染，更无专门的铺陈描绘。例如他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和为统战去见四川军阀刘湘的特使；跟周恩来从北伐到上海、再到中央苏区工作多年，还在长征前夕共同介绍郭沫若入党；跟刘少奇和陈毅在苏北工作过一个时期；和邓小平也熟，长征时遵义会议期间还同住一屋，等等。但《回忆录》中却很少写他自己和他们之间的接触和来往，更没有哪怕一半句带引号的对话。他认识和接触过不少文化名人包括鲁迅，也只是有事时提一下，不作什么议论，没事时根本不提。有一次我曾建议他把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时有关同鲁迅、“左联”等的接触写详细点，他也拒不采纳。还说，同鲁迅的来往是党和鲁迅的关系，非关个人的事；在文委，他只是打杂跑龙套，没什么好说的。

最后，再交代一下我和这部《回忆录》的一点关系。一氓同志在“自序”中最后提到，“关于全稿，我请何方和陈易同志审阅过”。陈易同志，我不认识；他是怎样审阅的，我也不知道。至于说到我的“审阅”，就实在担待不起了。我同这部《回忆录》的关系，只可指出以下几点：

一是我属于建议和推动写这部《回忆录》的一个积极分子。由于一氓同志平等待人，毫无架子，所以1950年我们一同调入驻联合国代表团后，他很快就交上了我这个小朋友。同在代表团一年半，我们已称得上莫逆之交，此后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党中央指定他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他就一直坐在家里，或是翻阅古籍，或是练习书法，很少外出。在这最后的十年里，我们更是经常见面，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如果有一个月左右，我因工作忙而没有去看他，他就会打来电话，或真或假地问道：“你是不是生病了？”他有什么新的重要消息，也会直截了当地让我去他家，听他的转告或传达。这都说明他对我的完全信任。我对他也极为尊重，崇拜他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为人和拥有广博深邃的学问。正是这种亲切的忘年交和相互信任，使我在他进入晚年时，总是担心他把脑子里的好东西带走，所以力催他以回忆录的形式留给后人。

二是一氓同志在写《回忆录》时，我多少有些参与。这是指除经常的商谈外，还有几个似成定规的做法，就是他写一大段（通常为十数八页）后，立即将打印好的稿子送我阅读修改；我也毫不客气地阅提意见。而且这并非走形式，除了文字的某些修订外，内容上也提过重要意见。

三是他的《回忆录》写完后，指定我通读两遍，对整个文章结构和各处文字做最后的校订和统改。我按他要求做完后交卷。

这就是我和《李一氓回忆录》的关系。

何方

2014年10月7日

1992年12月，一氓的回忆录以他自己生前定的名字《模糊的荧屏》出版。现在人民出版社将回忆录重印出版。重印前加以校订，并增加了几幅照片和一氓手迹，丰富了回忆录的内容。应读者要求，避免发生误解，这次重印，将书名改名《李一氓回忆录》，并请乔石同志重新题写了书签。

我要感谢人民出版社和中华书局沈锡麟同志为重印付出的努力。

王仪

2000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