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入选英国《卫报》评选的“人生必读的100本书”。入选BBC评选的“有史以来伟大的100部小说”。被列夫·托尔斯泰誉为“一切英国小说中、好的一部”。屡次被拍成电影。狄更斯代表作。作者本人最爱的一部。

狄更斯著，柳鸣九主编，董秋斯译的《大卫·科波菲尔(上下)/世界名著名译文库》由著名译者董秋斯倾心翻译，是国内优质译本。本书由翻译名家柳鸣九主编，多位著名翻译家、学者编选，极具收藏价值。

《大卫·科波菲尔》是狄更斯的第八部长篇小说，被称为他“心中最宠爱的孩子”。狄更斯著，柳鸣九主编，董秋斯译的《大卫·科波菲尔(上下)/世界名著名译文库》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融进了作者本人的许多生活经历。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大卫从幼年至中年的生活历程，以“我”的出生为源，将朋友的真诚与阴暗、爱情的幼稚与冲动、婚姻的甜美与琐碎、家人的矛盾与和谐汇聚成一条溪流，在命运的河床上缓缓流淌，最终融入宽容壮美的大海。其间夹杂各色人物与机缘。语言诙谐风趣，展示了19世纪中叶英国的广阔画面，反映了狄更斯希望人间充满善良正义的理想。

卓立千古的狄更斯

“窃火者”的路

作者传略

作者叙

第一章 我生下来了

第二章 我观察

第三章 我有了一种变换

第四章 我丧失了体面

第五章 我被从家中打发开

第六章 我扩大了相识者的圈子

第七章 我在萨伦学堂的“第一学期”

第八章 我的假日特别是一个快乐的下午

第九章 我过了一个可纪念的生日

第十章 我受了忽视得到赡养

第十一章 我开始独立生活却不喜欢这生活

第十二章 依旧不喜欢这生活我下了很大的决心

第十三章 我的决心的结果

第十四章 我姨婆打定了关于我的主意

第十五章 我另起了一个头

第十六章 我在不止一种意义上是一个新学生

第十七章 一个人出现了

第十八章 一次回顾

第十九章 我处处留心得到一个新发现

第二十章 斯提福兹的家

第二十一章 小爱弥丽

第二十二章 一些旧场面和一些新人物

第二十三章 我证实了狄克先生的话也选定了一种职业

第二十四章 我第一次的放荡生活

第二十五章 吉神和凶神

第二十六章 我陷入了情网

第二十七章 汤姆·特拉德尔

第二十八章 密考伯先生的挑战

第二十九章 我又去斯提福兹家中访问他

第三十章 一种损失

第三十一章 一种更大的损失

第三十二章 一种漫漫旅途的开始

第三十三章 得意

第三十四章 我姨婆吓了我一跳

第三十五章 失意

第三十六章 热心

第三十七章 一点冷水

第三十八章 散伙

第三十九章 威克菲尔和希普

第四十章 流浪者

第四十一章 朵拉的两个姑母

第四十二章 离间

第四十三章 另一回顾

第四十四章 我们的家政

第四十五章 狄克先生应验了我姨婆的预言

第四十六章 消息

第四十七章 马莎

第四十八章 家务

第四十九章 我堕入迷雾中

第五十章 辟果提先生的梦想成为事实

第五十一章 一条更长的旅途的开始

第五十二章 我参加了一场火山爆发

第五十三章 又一度回顾

第五十四章 密考伯先生的事务

第五十五章 暴风

第五十六章 新伤和旧伤

第五十七章 移居海外的人们

第五十八章 出国

第五十九章 归来

第六十章 艾妮斯

第六十一章 两个有趣的忏悔者

第六十二章 一盏明灯照亮我的路

第六十三章 一个客人

第六十四章 最后的回顾

译后记

译者题记

附录

狄更斯生平及创作年表

童年

当狄更斯在波特西降生时(1812年2月7日)，他父亲是朴次茅斯海军库的会计员，家境不算不好。不过忧患的日子在后来。那个父亲先被调去伦敦，后又被调去查坦木；每调一次，薪金就减少一点，那个愈来愈大的家庭(一共有八个孩子，狄更斯是最大的男孩，排行第二)，愈来愈成为那本来不多的进款的填不满的深坑了。

他的最早的记忆上溯到家居波特西的时候，以及住宅前面的小花园。不过那时他的年纪太小了，只能留下一些模糊的印象。直到他们在伦敦住了两年以后迁去查坦木的时候(1816年)，才可以说他的自觉的教育已经开始。他那时是四岁大，一个非常长于观察的孩子；他从那地方带去的记忆终生不忘，其中有许多后来被写入他的书中和小说中。

在大卫·科波菲尔徒步去斗佛姨婆处那孤苦伶仃的旅途中，他睡在幸而有哨兵的脚步声做伴的一尊大炮旁，那地方就是查坦木。他在他的第一部伟大作品《匹克威克外传》中描写的，是查坦木及其四围的景物：“似乎是兵士，水手，犹太人，白垩，小虾，军官，和船厂工人。”他在他那未完成的小说《艾德温·杜鲁德之谜》中重新提到的，是查坦木及其邻镇罗彻斯特。他终生觉得那个市镇和邻近的市镇和肯特的小村子是英格兰最可爱的地方，因而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地方。相去不远是因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著称的盖兹希尔，后来狄更斯在那里置下跟他的关系最密切的住宅。在《非经商的旅行者》中，他把自己描写作这样一个小男孩：赞美那地方，瞻望梦想实现时的将来。

“你羡慕那所房子吗？”我说道。

“一点也不错，你老，”那个很奇怪的小男孩说道，“当我还不到九岁的一半的时候，被带来看它是给我的一种优待。现时我是九岁了，我独自来看它了。自从我能记事以来，我父亲见我那么喜欢它，时常对我说道：‘假如你很节省而且努力工作，有一天你可能住在它里边呢。’不过那是不可能的呀！”那个很奇怪的小男孩说道，低吸了一口气，又尽力看窗外的房子了。

听那个很奇怪的小男孩这样说，我大吃了一惊；因为那所房子碰巧是我的房子，我也有理由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他是一个多病的孩子，时常感受剧烈的痛楚。结果他的娱乐大部分属于想象。正如小大卫·科波菲尔，他旁观别的孩子们游戏，一段阶梯，一片树林，或一块墓地，就足以使他想象出一个热闹场面。正如小大卫·科波菲尔，一开始由他的母亲教他，后来随同他的姊姊梵妮入了吉尔斯先生所开办的一个走读学校。，概括地来说，他在这水陆两栖的市镇中的经历并非不快活的。在学校儿童中间，他有几个游伴。不过他所喜欢的姊姊梵妮乃是他的最亲密的伴侣。小说《一个儿童关于一颗星的梦》是描写他和他姊姊的一幅画，因为他们时常看一颗明亮的星升起，他们喜欢把那颗星唤作他们自己的，并且叙述那颗星怎样展开他们的想象和爱情。他是一个大读书家，当别的孩子们从事比较剧烈的运动时，他就专心读《天方夜谭》和菲尔丁、斯摩雷特、勒萨日、塞万提斯的小说。正如大卫·科波菲尔，这些小说是他从他父亲家中一间被遗忘的书室中发现的。狄更斯从这些来源养成最早的对书的嗜好，是一件很可喜的事。他后来不能作很多有系统的诵读了。正如大卫·科波菲尔，他用一只鞋楦的轴心武装起来，自以为是皇家海军的乌有舰长，在家中高视阔步，从事冒险。他从幼年就喜欢写作和演剧，这两种嗜好都可以使他快活。他在很小的年纪写成题名“印度苏丹密斯拿”的悲剧，显然是以“魔神故事”之一作蓝本的。正如大卫·科波菲尔，他喜欢说故事，假如（P24-25）

“窃火者”的路——董秋斯与翻译(代序)凌山

(一)

鲁迅曾把翻译比作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普罗米修斯为人间窃火；那么，当年那些为西学东渐推波助澜的翻译家便是名副其实的“窃火者”。20世纪初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文学青年，几乎都做过创作的梦：以手中的笔唤醒民众。但从这里开始，他们却戏剧性地走上不同的路。据秋斯回忆，他也有这种经历。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在上海文化界兴起。当时文化界流行一种见解：应该用文艺的形式表现社会运动；要实现这个主张，非有像鲁迅这样杰出的人才不可。因此冯雪峰便动员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时常去鲁迅先生处“唠叨”，希望鲁迅写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当时秋斯也是他们中的一员，遂被动员去对先生说：“只要先生肯写，我们有一班朋友，可以替先生搜集材料”。鲁迅的回答大意是，写文艺作品不同写论文，专靠别人供给的材料是不行的。关于劳动阶级的生活，他只知道几十年前绍兴乡间的农民。离开故乡以后，一向在教育界做事，所接触的限于学校里的同事和学生。别的方面知道得很少，不知道所以不能写。鲁迅对创作严肃认真的态度，给秋斯留下深刻印象。秋斯曾借用陶渊明的诗句形容自己当时的个人生活：“本既不丰，又忧病继之”，对许多事不了解，就“自己取消了创作的资格”，转向翻译。他决心“不管别人怎样看不起翻译和弄翻译的人，我还是要翻译，而且一直翻译到拿不动笔的时候。鲁迅先生最后一件未了的工作，是《死魂灵》的翻译，可以说，他是用翻译工作来结束了他的写作生涯。这件事虽然是偶然的，却增加了我不少的勇气和信心”。

当年秋斯“自己取消了创作的资格”转向翻译。不过，这与他后来几十年问笔耕不辍的几百万字译文劳作相比，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他遵从鲁迅先生的教诲，保持一个文人应有的自律与自谦。秋斯对外国文学给中国新文化带来的巨大影响有非常深刻的体会。1931年，上海文化界为鲁迅举行五十岁生日庆祝会，秋斯充任鲁迅与美国小说家兼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女士的翻译，开会前几分钟，大家在院子里闲谈，史女士问秋斯，中国文化人为什么把精力和时间用于翻译外国作品，不多从事自己的创作呢？秋斯回答：“中国的文学传统与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中间有一段很远的距离，不多介绍先进国家的名著，供中国青年作家取法，中国的新文学不会凭空产生出来；就是在政治方面，我们也有很多地方要取法先进国家，道理是一样的。”随后秋斯把这一番谈话告诉鲁迅，先生点头道：“政治也是翻译。”从政治变革的角度肯定翻译的重要。后来秋斯在《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一文中又做说明：一般谈文艺和政治，都把模仿看作最要不得的行为，“诚然，世间没有哪一种名著是模仿得来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治是模仿成功的。不过这是论结果，不是论过程”。“落后国家若想追上先进国家，不能不先之以模仿，追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才能清算这个模仿阶段，从一般性到特殊性”。秋斯比喻说，这就像“供模仿的仿影和字帖，在初学时期显然是不可少的”。

(二)

秋斯每译一部作品，都要在序言或译后记中说明自己为什么要翻译这部作品，以便读者对它的来龙去脉有更多了解。总括这些文字，秋斯赞同鲁迅的文艺观，主张为人生的文艺。这也是他鉴别作品和选材的尺度。秋斯在加德维尔等作家的短篇小说集《跪在上升的太阳下》的译后记中，明确地说过他的这种想法：“假如有人觉得我这个看法太近功利主义，就是说，太富于社会倾向性，我只好说一声‘对不起！’，因为我原就是一个俗人，从来不懂什么叫‘为艺术而艺术’。在我眼中，文学和艺术也是一种工具。它可贵，因为它有用，因为它能指导我们趋吉避凶，活得更好一点。否则就一钱不值。”但正如世界上有人吸食毒品和贩卖毒品一样，也有人欣赏和推销有害的作品。对于这种人，秋斯不客气地说：“我绝对不希望他们来翻一翻我这个译本。”

秋斯于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文理科，应聘到广州协和神学院教书。当时的广州到处弥漫着革命气氛，在这里，秋斯能阅读公开出版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使他对西方现代文学的思想和历史背景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对西方文学19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化，秋斯后来在《杰克·伦敦传》的《译者叙》中谈到，19世纪最后十年间，科学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文学，进化论的生物学，这三种现代文化“在欧洲已经有了长足发展”。秋斯把写实主义文学看作现代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比较推崇这一流脉的作品。他认为，其时“维多利亚朝的风尚已经僵化成一定的模子，更加上(19世纪末的美国)中西部道德的束缚，文学家写不出有创见的作品。他们所写的对象，限于可敬的中等阶级或富人，善行永远受赏，恶行永远受罚。他们主张看人生的愉快面，避免一切粗暴的、严厉的、真实的东西”。秋斯看中杰克·伦敦，正因为他是这种缺乏生命力的文学传统的叛臣逆子，因此“他在小说中写社会主义，写进化论，写实实在在的人生，写贫血的、纤巧的、怯

……

从这部1948年出版的译本推想未来的文艺，他说：“推广开来说，我们现在提倡人民的文艺，断乎不是从高处喊几声就算完事，也不是说，混到大众中生活一下，便可以创作。一种虚怀体验的态度应当是最重要的。《红马驹》中的写作对象是一些小人物以至狗和马的喜怒哀乐，没有英雄豪杰，没有惊心动目的大场面，平凡是平凡极了，但看他娓娓写来，何等令人神往！这里不仅看出高妙的艺术手腕，也看出平心静气的体验工夫。后一点是我们民主世纪的作家们格外应当学习的。”经历过后来生活的人们，一定会觉得秋斯当时对文学未来的想象太理想化了，但对于他一生格外珍重的“窃火者”的事业来说，他只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1963年，秋斯翻译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是以色列女作家罗丝·吴尔的儿童文学作品《安静的森林》，其中拟人化的描写与神奇的想象，依然与时代“不大调和”。这是秋斯送给还在小学读书的女儿和小朋友们的一份礼物，也可以看作是他在实践“民主世纪的作家”应尽的最后努力。

从秋斯30年代去鲁迅先生处“唠叨”，到他在“文革”中去世，他实现了近四十年前说的“一直翻译到拿不动笔”的志向。今天，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秋斯翻译或从英文转译的作品，今天也有了新的译本。秋斯若地下有知，一定感到十分欣慰。多半个世纪以前他曾说：“读书界要想从译本认识一种世界名著的真面目，那么，一个以上的译本不但不是多余的，而且是必需的”；对于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假如此后有人根据原文或别种文字再来译一道，我一定站在读者的立场表示欢迎”。

秋斯当年翻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便是从英国著名翻译家毛特先生的译本转译的。秋斯的译本曾得到茅盾先生的好评，他说：“此书(指《战争与和平》)有董秋斯据毛特英译本转译的中译本，比直接译自俄文者为佳。一因毛特为托翁多年老友，他的译本是托翁审定的；二因董君于英文精通，而中文之修养亦正足达旨传神。……新中国成立后见董译，认为后虽有人再从原文精译，而董译终不可废。”(见《(茅盾姚雪垠谈艺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与其他事业一样，翻译工作也像长江后浪推前浪，不断发展。秋斯说：“一个负责的译者，不但要通晓语文，还要具有与原作者同等的或相近的想象力或表达力。就这一点来说，翻译就是创作。因为生活经验或文学修养因人不同，尽管两个作家写完全相同的事物，写出来的东西也会很不相同。”在此意义，今天的读者或许能通过秋斯译文，了解那个时代的译者对国外作品的理解，从中发现历史演化的轨迹，以丰富今天社会的文化建设。

本书的翻译开始于1943年秋季，完成于1944年冬季，与著者写作此书的时间约略相等。据卷首传略所载，本书自1849年5月起，随写随印，每月出版一册，到1850年11月出齐，距现时差两年便是一世纪了。译者翻译本书，每天平均译三千字左右，星期日也不除外。当时所以能这样做，一因沦陷时期，久病初愈的我，别无可做；再因当时的稿费，千字易米三升(最初合二十元一升，后来米价高涨，连这个标准也不能维持了)，非译这么多字不能生活。当时想到严几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话，深以无暇推敲为憾。等到知道了著者写作的速度与我翻译的速度不相上下，而且说不定他同时还兼写别的书(因为如传略所说，他时常有两三部作品同时付印)，不得不叹一句，人之才力相越岂不远哉！

说到这里，我还得赶快表明一句，这个译本能有现在的样子，实在很得力于何仲宝兄的校正。他在八小时的工作后，时常在夜l司黯弱的灯光下对照原书看我的译稿。不但译错的地方替我改正，连偶然漏译的一字半句也替我补足。有时附带说明一些文法上和习惯用法上的问题，使我所得好处不限于这个译本上。他对朋友对文化工作的热情，使我感激；他在外国语文和文学方面的修养，使我惊服。论起年纪来，他几乎比我晚着一辈，他的学识大半靠自修得来，英文和文学也并不是他的专业呢。因了各自的工作和兴趣，我们现时走着不同的道路，但他的友情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

一个普通读者，假如每天能用几个钟头读这样一部书，几乎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可以读完。译者在这部书上不仅所花的时间十倍于读者，所用的力量也是无法比拟的。因此，若说译者所得印象较一般读者的为深，应当是很自然的。假如读者读后有与他人共欣赏的行动，则译者怀有更大的这样做的冲动。也是很自然的。不过等到拿起笔来写译后记时，不但时间感到促迫，篇幅也似乎不便拖得太长了。因此，关于本书的好处只好留给读者自己去领会，这里只想提一提卷首传略中一些未涉及或说得不充分的问题。

读过狄更斯的著作和别人为他作的传记，不难看出狄更斯有最突出的两重性格：观察敏锐，感情丰富。前一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他也非常以此自负，如他在本书题名“我观察”的第二章中所说。而第十一章有一个更具体的例，便是：监狱中的密考伯派大卫去哈普生船长室中借刀叉，大卫详细叙述过道中的情形以后，说道：

我在他门口上那羞怯的停留，用时至多不过两分钟；但我带回这么多的知识，正如刀子和叉子握在我手里一样的可靠。

谈到感情丰富这一点，可以从他对受难者的同情对迫害者的憎恨上看出来。这是一种革命者的感情，所以有人说，狄更斯已经达到一个革命者的中途。

以上两种性格，有多少是与生俱来的，多少是在环境的影响下造成的，恐怕是一个无法决定的问题。但是，若说他早年孤寂困苦的生活，在那两种性格上加了十分有利的磨硎，应当是确定无疑的。关于这一点，传略中已有比较扼要的说明，可以不再多赘了。

这两种突出的性格，加上勤敏和认真的工作态度，再加上他那锋利而婉转的表现方法，使狄更斯写成光芒万丈的大量作品，也造成他在英国文学史上莎士比亚以来无与伦比的地位。本书中有一段话，写出他那认真的态度，我觉得，每一个有志上进的青年都应当铭诸座右：

我生平不拘做什么，总是全心去做，不拘献身于什么，总是完完全全地献上；在大事上和小事上，我总是一贯的认真。我断乎不相信，任何先天的或后天的才能，可以无需坚定的坦白的苦干的品质而得到成功。世界上没有像那样成就的事。某种可喜的才能，某种幸运的机会，可以形成某一些人上升的梯子的两侧，但是那梯子的横级必然是用禁得住摩擦和牵扯的东西做的；没有东西可以替代彻底的、热情的、诚恳的真工夫。凡可以献上我的全身的事，决不献上一只手；不管我做什么工作，决不妄自菲薄；我现在发现，这已经成了我的金科玉律。

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容易犯的毛病是，不但看不起别人已有的成就，也常做出看不起自己手头上的工作的样子来，其意若日：“我所能做的比这个伟大得多呢！”结果是，实做的做不好，想做的做不出，眼高手低，一事无成。上面的话是一则良药。

狄更斯在英语民族中声誉之隆，传略中说得相当充分，现在说一说他在其他民族中的影响吧。

俄国的阿波斯托罗夫写过一篇题名“托尔斯泰与狄更斯”的论文，据说，托尔斯泰从少年时代起便是狄更斯的崇拜者，不但他的童年、少年、青年，受了大卫·科波菲尔显著的影响，而且爱好已经由著作发展到作者，牙斯拿亚·波力牙纳的住宅中常悬有狄更斯的画像，从家属到仆人，都把狄更斯看作“心爱的作家”。

托尔斯泰不断称赞狄更斯为“世界天才”，“真正文学语言大家”以及诸如此类的名号，直到他晚年写作艺术论时，这见解不会有很多改变。他的夫人在给人的信中也尝说道：“我的丈夫很重视《大卫·科波菲尔》，也常称赞狄更斯其他的作品。”

……

上面几节文字表明，狄更斯处理他的人物时，不仅观察那个人的仪表，动态，语言，也深入他的内心；不仅作里里外外的分析，更注意到那主要性格的发展历史。以本书而论，几乎所有比较重要的人物都是照这样处理的。

在古往今来的作家中，能够做到这一步的已经不多，但用现代的眼光看，我们依旧觉得美中不足。我们认为，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有一个共同的根本的原因，便是有剥削阶级存在的社会制度。解剖社会现状的人，不发现这一点，不算发现真相。不发现这一点，也无法开出根治的方案。以斯提福兹的聪明才力，结果不但毁灭了自己，也殃及了许多别人。狄更斯似乎有意归因于他从小没有父亲。不过他的母亲在主要性格方面并不更好。我们不得不认定，这是他和她所从属的不劳而获的阶级必然的产物。这一阶级的人，尽管行为方式不同，结果总是妨害人类社会进步的。这是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状的根本原因，唯一正确的改革方案是除去这个原因。

狄更斯的思想似乎永远未达到这一点。他天真地希望好人得好报，恶人得恶报。他的因果律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斯提福兹可以死于海上的暴风，但也可以不死，倘非迷信鬼神的话。至于把一切受污辱、受损害、不见容于现存社会的人——辟果提先生，小爱弥丽，古米治太太，麦尔先生，密考伯全家——完全送去殖民地澳洲，这在狄更斯当时可能是一条出路，但总是一条逃避的路，而且也断乎不是一条永久走得通的路呵！

任何有远见的人，都不能不受时代的限制。使狄更斯早生一百年，我们对他在社会思想方面的造诣，应当只有崇敬，不加苛求，不过狄更斯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在他以前，已经有过像托马斯。穆尔那样的社会主义者，这些人的见解虽然是空想的，但所具的深度和远度，仍非狄更斯所能企及。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始创者，也只比他迟生六年，而《共产党宣言》的出世比《大卫·科波菲尔》还早两年呢。

根据以上所说，我们可以与传略作者一同断言，狄更斯是把精力转向文学的19世纪事业家，不是一个学者，也不是一个有远见的思想家。他只做到反映世界，却未想到从根本上变革世界。虽然他深受托尔斯泰的崇拜，在思想的深度和远度方面，却赶不上托尔斯泰。后者不过比他迟生十六年而已。

用现代眼光批评古人，假如不是为了接受一定的教训，而只想借此夸示自己的高明，那动机是浅薄的，不足取的。我希望读我这个译本的人能尽量吸取狄更斯的长处，但不要停留在这些长处上，因为我们的时代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我们不能不负起进一步的责任。

董秋斯记

1947年6月6日

狄更斯写道：“在我所有的著作之中。我最喜欢这一本。如同许多慈祥的父母一样，我有我所偏爱的孩子。他就叫大卫·科波菲尔。”一个作者往往不能对自己的作品作出公正的评价，但此处例外。狄更斯的判断是准确的。

——[英国]威廉·萨默塞特·毛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