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达临所著的《风雨情天--一个社会学家性学家的传奇人生》一书，作者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叙述自己一生走过的路，尤其是他怎么踏上人类性文化研究的学术道路。内容大致分为学生时代、军队生涯、转业地方之后、大学办刊和从事专业研究和国外考察交流等几个篇章。回忆和反思穿插，文字简洁生动，有思想深度。

刘达临在过去三十多年社会学、性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用《风雨情天--一个社会学家性学家的传奇人生》一书坦荡地剖析了自己一生的心路历程，叙述了半个多世纪自己对美好人生的执著追求，生动地披露了多位善良的知识女性对他一生事业的重要影响，这是一种认真的反思和深刻的感悟，回味无穷。

把自己放在心灵的解剖台上（代前言）

楔子

1 16岁时的“牛犊恋”

2 春日花朵秋日开

3 军旅生涯

4 六年恋情的终结

5 瓜田李下

6 风波年代经历的风波

7 踏上性科学研究之路

8 穿好婚姻这双“鞋”

9 莎诺夫人

10 大胆的学科考察

11 坚持创办“中华性文化博物馆”

12 “一只大饼，与子共享”

13 她嫁给性文化事业

14 樱花树下扫落英

15 她不做亿万富婆

16 相濡以沐，事业有继

附录：刘达临公开出版的主要著作目录

编后记

2008年11月，林肖赐教授和何云博士去扬州。他们应邀在那里办性文化展，他们去拜望爷爷奶奶的故居。林肖赐很激动，心里一直呼唤爷爷奶奶，其实他早就想去扬州，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2008年11月22日《扬州晚报》、扬州网官方微博对此作了专题报道。《扬州晚报》载文：林肖赐，“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亚洲性学联合会副主席。1999年他创办了全国第一个性文化博物馆，轰动世界。美国《时代》周刊评论他是‘引导中国走向幸福的21世纪的六个代表人物之一’。昨天，自称是‘半个扬州人’的林肖赐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问：“你怎么是半个扬州人呢？”林肖赐说：“我祖父在扬州定居过。他是个文人，当官的，在扬州造了座园子，叫八咏园，在今天的大流芳巷29号，园子还在，里面还保存着我祖父的许多手迹。小时候，我常到扬州，住八咏园。我的成长与扬州、与祖父的教诲都有很大关系。”

八咏园最早由清朝士大夫丁宝源设计兴建，这园林住宅高墙深院，整齐中见错落，轩豁又不失幽深。1928年被林肖赐的祖父林宇瑶买下后重新葺修。

当年林宇瑶的父辈有兄弟六人，都劳作于田间，他们认为小辈中的林宇瑶看来最聪明最有出息，为摆脱贫困，举全家之力，将林宇瑶送入私塾读书。塾师邱正襄，清代举人，一生先后培养出4个得意弟子：李涵秋、邱正夔、林宇瑶和黄炎培。林宇瑶天资聪慧，刻苦勤奋，先生认为“此子非池中物，定当脱颖而出”，后来林宇瑶果然乡试中了秀才。塾师爱其才，将表妹潘氏许给他为妻，她就是林肖赐的祖母。林宇瑶二十几岁时入京会试中了举人，1898年时适逢戊戌变法，被光绪皇帝选中派往日本学习法律。然而三年后学成回国，那时“戊戌变法”已经失败，帝被囚，六君子被杀，慈禧太后专政，他由是不得志，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才终于为建立新型司法制度一展抱负。林宇瑶为人正直，刚直不阿，秉公执法，受到上级重视，先后担任湖北、江西、福建等省的高等检察厅厅长，后来回到江苏，任江苏省公署自治筹备处处长。

林肖赐自小敬仰祖父为官清廉，耳闻祖父多次拒贿的事例。在福建时，一个姓卢的督军的小舅子欺凌民女，林宇瑶决意严惩，督军派人送来两大包银洋，他呼仆人“给我扔出去！”银元在天井中滚得满地都是。由于不理旧官场那一套，林宇瑶的官运并不亨通，在那个督军迫害下，他被迫离闽弃官而归。回江苏时，两袖清风。

林宇瑶的好友江苏省财政厅厅长念其清贫，向省长说情，委其“肥缺”，任高宝税局主事，以资周济。林宇瑶只挂个名，让亲友代行其职。当时税收由主管部门承包，主要是缉查私盐，规定上缴60％，余款归己。1927年北伐胜利定都南京，林宇瑶离职迁居扬州。1928年，他用两万元在扬州购得并修缮了这座充满文化内涵的私家园林。

林宇瑶不仅忠于职守，执著率直，而且爱国如家。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占领扬州，林宇瑶闭门谢客。当时有一个日本军官和他的家属占居八咏园的藜照堂和前面的小园林，还在藜照堂门上钉了“野口助治”的小木牌。那个军官长年在外，留下的一个日本女人倒还温文尔雅，不张扬，也不和邻居往来。有一天，少不更事的林肖赐对祖父说：“你在日本留学多年，会日本话，可以和她谈谈嘛。”祖父脸色突变，严厉地说：“我不和日本人说话！”林肖赐很震惊，至今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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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放在心灵的解剖台上（代前言）

以往我的著述都是学术性、科普性的，现在用文艺描述来写自传，好象是改弦易辙了。

写自传，最初动因是觉得自己的一生有些不一般：出身书香门第，条件优越，但在那个年代，还是历尽曲折，高山低谷，起伏太大——曾经一马平川，也曾经屡历险阻，幸而都有惊无险，全身而过，50岁以后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才致力于“一生没有白过”的大业宏图，开始了性科学的研究和性文化的传播。

仔细回顾，我还发现自己生命的每一时刻，都有女人在起作用，儿女之情，不绝于缕。多少年来不少媒体称我是传奇式人物，其实，我真正带有传奇色彩的事，别人不可能知道。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性是最容易使人身败名裂的，可是我却一个坎儿、一个坎儿地迈过来了。否则，我再也不是—个“有成就的学者”，而是—堆“垃圾”了。

人的一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孔子早就说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饮食”泛指衣食住行，是物质生活层面；“男女”指男女之间的交往、情感乃至两性关系，是康乐生活层面。孔子明确提出这是人的本能需要，人的生命存在是离不开这两件大事的，大家都这么经历，无—例外。

和孔子同时代的希腊人，公元前550年在奥林匹斯山上建造阿波罗神殿时，墙上镌刻着不少箴言，其中“认识你自己”、“凡事勿过度”传说是当时希腊的“七贤”一起写下的。这两句话广为传诵，至今仍被奉为人生不可动摇的座右铭。

我发现，孔子讲“人之大欲”和古希腊“七贤”的那两句箴言，都出现在两千五六百年前，这不是巧合，而是反映出在那个时代人类已经不约而同地开始研究自身，关注自己的发展，思考自己的命运了。

两干五六百年后的今天，人类的物质文明大踏步发展，社会空前繁荣了，但是对男女之间的交往、情感与性关系，不少人却讳莫如深，有些人谈性色变，更有人至今还处于无知与愚昧之中，甚至还酿成痛苦和悲剧。

我所想说的是几十年来我经历的许多事，很多人也多少经历过，只是他们不愿别人知道，或不愿别人干涉而已。他们担心好事无端被诋毁、被说坏；有些事本来就说不清楚，结果以讹传讹，越抹越黑；当然也有自己真正做错了的事情。于是有人将这类事统统归结为“放不上台面”，谓之“隐私”。一言而蔽之，我写传记，对几十年来经历的事，不想隐瞒、也不回避自己的儿女私情，否则同我研究性科学的初衷就相违背了。

性科学主要研究人类的性观念、性生理和性心理，和社会学也有一定的关系，其中，对性观念的研究是首要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谈性其实是很正常、很自然的，2014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在湖北宜昌召开了第一届“老年知性恳谈会”，与会的十几位老年男女性学工作者和其他方面的人士，围绕性的话题畅谈心中事、心里话，我也谈了不少。大家的发言坦然，听了也不感到诧异、惊奇，所谓“上不了台面”的事并非见不得人。芸芸众生，男女恋爱后一般都结婚成家，成家之前或以后，对异性几次动情，几次相恋，在儿女私情方面几经风雨的人真不少。有些名人，他的儿女私情还同事业紧密联结在一起，推动或阻碍了事业的发展。如果没有违法违纪，没有明显出格，也都无所谓放得上放不上台面。我一生中经历的一些儿女私情，对性学事业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它让我懂得了人世间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感情最珍贵，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什么是必须止步的悬崖。这些经历、教训对后人的成长可能会有启发，我实在不甘心把它们带入坟墓。所以我很想把它写出来，写得好不好则是另一回事。

我的一生，男女之情、政治前途、事业发展环环相扣，虽然一个坎儿、一个坎儿地迈过来了，但以往介绍自己的经历都很概括，也不细说儿女私情，不吐露自己的心声，因为事涉他人，写出来可能会伤害他人。现在写此书，是因为想到了巴金作品中经常引证的高尔基小说中的英雄丹柯。丹柯与族人陷入黑漆漆的森林，遭受了许多痛苦，后来丹柯掏出自己的心，高举头顶之上，族人受了丹柯这颗比阳光更灿烂的心的指引，才终于走出森林，回到了和睦相处的故乡。我应该向丹柯学习，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改变人们谈性色变和无知愚昧而进一步贡献力量。我的一生有长处有短处，优点与缺点、高尚与庸俗、光荣与羞耻共存，我要把它都坦然地如实地写出来。也许有人会以为是丢人现丑，我不这么认为，人无完人，性学家也是人，也应该不断地改造自己。几十年来我一直有自己的追求，有明确的人格坐标，把自己放在心灵的解剖台上，让大家来检视，就是为了让大家从中获得启发，吸取教训，真正认识自己，把握好自己。

两千五六百年前，孔子还告诫人们“发乎情，止乎礼”；现代著名学者钱穆也说过，时代是一堵墙，任何人都越不过这堵墙——这也是我一生的教训，有多少次差一点儿在儿女私情的“墙”前碰得头破血流。我深深体会到人类的性有很多都是真诚的、美好的，两情相悦是自由的，但是都必须“止”于社会规范的合理限制，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拥有美好的精神家园，一生幸福。

现代的性学家们接受咨询、办讲座，往往是解剖别人，而从来不解剖自己，其实他们的涉性之事可能比一般人更多，也应该敢于解剖，敢于把自己放上心灵的解剖台——以身析性，就从我开始做起吧。

本书中的主要人物，我都用了化名，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也做了必要的技术处理，这是为保护别人的隐私；我改第一人称的叙述为用第三人称来写，则为了更好地抒发感情；我又采用形容、抒情、比兴、场景刻画等手段，来反映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心理活动，这样，叙述的内容完全还原我过去生活的原生态；有些文学色彩，则变得生动起来，这正是我所想达到的效果。

第一次涉猎文学纪实作品的写作，幸蒙马立群、倪志兵、鹿耀世、赵鸿钧几位好友指引，尽力地帮助，卒得以成。对他们的感谢真难以言表，我当永远铭记在心。

刘达临

2016年6月于上海万春轩

刘达临教授写了一部别开生面的书稿《风雨情天》，我经朋友极力推荐，并受出版社委派，担任了此书的特约责任编辑。《风雨情天》中的内容情节很让人感动，作者和我反复深入这些客观事实的细节，推敲它当时存在的意义，孜孜以作，收获甚丰。完稿之际，我跟朋友们谈体会，作者提议书面记下，盛情难却，拟为编后记。

刘达临教授是当今国内外著名的学者，一直致力于社会学、性学方面的研究，致力于创办性文化博物馆，曾经推出一百多部学术专著。今年别出机杼，又推出《风雨情天》这部自传，谓之“此生最后一搏”。实际上这是他履行使命的继续，也是他的高度责任感的一种表现。

从理论著述到写自传，对刘教授而言，有它的必然性，在学术层面上这是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同时，他以对自己一生儿女之情的回忆写时代，写事业，写人性；以文艺手法写真实；既写了性的自然存在，又写了性的社会规范，此书因此有了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风雨情天》不是言情小说，不是鸿篇巨著，可是他写得扣人心弦，很有震撼力。为什么呢？因为他写了自己几十年的心路历程、传奇事迹，心理上情景上的描述细致透彻，就像一盏灯，能探入每个人的灵魂深处。他将社会上很多人不敢说、不能说甚至不敢看也不能看的“性”，作为人类生活中的常态，坦诚而又勇敢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写出很多人羞于启齿、不敢承认的那些由性观念、性心理驱动而产生的行为，没有一点黄色，没有一点下流，这些行为就像平时我们所笑谈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一样，很正常，是属于常态化的生活内容，问题是现在很多时候它人为地“不常态”了。

刘教授写这些内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把自己放在心灵的解剖台上，让大家来检视，让大家从中获得启发，吸取教训，真正地认识自己，把握好自己。一个八十多岁的社会学家、性学家，能有这么大的动作，能这样做，很难能可贵。

十多年前，我国老一辈的社会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费孝通教授对刘达临等学者的努力，曾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性，是一大突破”，现在刘教授又从社会的表象，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对爱情和性从每个人活动的意识、心理甚至灵魂上去研究、剖析，应该是“突破”之后的纵深发展。

二

《风雨情天》反映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学、性科学的发展，生动地叙述了这个领域中专家学者们所作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同时介绍作者本人和他的同事们开讲座，办刊物，进行规模宏大、范围广阔的“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接受民众咨询，创办性文化博物馆等社会实践活动，这对广大民众克服性愚昧、追求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和建立和谐的精神家园，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经历了近千年的性禁锢，人们长期处于性愚昧、性无知的状态，直到改革、开放的年代，由于许多学者的努力，加以全社会对“人性化”的倡导，这扇性禁锢的大门才逐渐被打开。但是，三十多年来，夫妻性和谐、青少年性教育等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钱色交易、权色交易骇人听闻地蔓延，爱情被蒙上了一层功利主义的尘土，甚至有些性学理论也过于偏向“性自由”而忽略了必要的控制。面对这些现象，不少人、包括刘达临教授在内，忧心忡忡。他和其他性学家一样，在积极提倡自然的、科学的、健康的性的同时，还明确提出“性文明”就是自由加控制，二者缺一不可。写这本《风雨情天》也是以他自己一生风风雨雨中的儿女之情，生动地阐明他的新的学术理念。

关于性自由，在19世纪末，早期的性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专家弗洛依德就已经明确指出，人类是不能既得到生理上和心理上无穷欢乐的满足，又得到社会的进步的，“文明和智力的发展，必然要以人的性生活的一些限制为代价。”因为人类跟动物有着本质区别，动物的行为只是出自本能，而人则有思想、有追求，依靠劳动、依靠集体的力量一起创造财富，要推进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人是不能背离社会，单凭本能行事而倒退到动物境界的。而且，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前进方向，硬要把明天、将来才有可能实现的事拿到今天来干，就势必会撞到时代的墙上，撞得头破血流。

刘教授告诉我们，人类的性爱应该是很美好的，因为它跟人的思想感情、命运、理想和追求连接在一起，每个时代都如此，并且性爱、情爱作为一种性意识、性心理的萌发，不一定都是床笫之欢。《风雨情天》中出现的十几位女性，善良、聪明，向往美好的生活，渴望找到自己生活的另一半，作者对她们的人性美予以热情歌颂与分析，那是很感动人的。这十几位女性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环境和际遇不一样，走过的路也各有不同，命运也不一样，作者同情她们，与这十几位女性的交往，就成为人生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过去，有不少人提出过这样的疑义：为什么“饮食男女”中可以有几十种菜谱，让人美味千百，而男女交往就形不成一幕幕各有千秋、令人低徊不尽的人间戏剧？这个问题问得很有道理，因此，我很佩服作者在这方面具有的胆识和所作的艰苦卓越的努力，晚年还拿出这么精彩的“男女风景照”，而且他写的不是表面，写的是真正的人性。他让大家看到人生中“男女关系”的酸甜苦辣，催人们去思索，去汲取应该有的经验和教训。同时，我们也知道，社会学、性学作为理论学科，和生动的现实生活有时存在距离，它比较抽象，一般人不容易理解。《风雨情天》因为直接写生活，从生活中挖掘学科理念；写婚姻与家庭、事业与爱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披露心迹，朴实无华，没有刻意的说教，从而成为刘达临教授在新形势下社会学和性学研究中的一个创举，这本书因此也起到了生活教科书的作用。

三

人类的性，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在新中国有两个来源：一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二是西方文化中的精华，而“文化大革命”把这两个方面都否定了。近年来，党中央号召在汲取西方文化精华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精华的研究和汲取，这是非常正确的。三十多年前，中国现代性科学兴起之始，是较多地汲取了西方文化，而忽略了传统文化，现在我们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性科学，这应该是一种发展。

刘达临教授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他十分赞赏孔孟之道中的“发乎情，止乎礼”，在社会学、性学理论研究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这是现代“性文明”的理论基础和依据，这个崭新的观点也自然而然地成为《风雨情天》中的一条思想主线。

“发乎情，止乎礼”是由孔子提出的，孔子70岁时还说过他已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几千年后，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中，很多人的思想境界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孔子的这句话告诉我们，他也热爱自由，但即使在“从心所欲”的自由里，仍然还有不可逾越的“矩”，这个“矩”就是个人自由行使时不可逾越的界线。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界限该如何划定？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提出过一个著名的“伤害原则”——“能阻止我做想做之事的唯一理由是，别人可能因此受到伤害。”这种伤害，有时是直接的，有时却是间接的。现在理论界认为对直接伤害可以采取法制手段，而“间接伤害”法不可及，则应该研究怎么防范。

“发乎隋，止乎礼”就是对“间接伤害”的—种防范。人们“发乎隋”，“情”油然而生，很正常，而“止乎礼”就不那么容易了，那可能要经历剧烈的思想斗争。“止乎礼”怎么“止”呢？一，还是以法制观念，运用法律使人“不敢为”，二是要对那些法不可及的事隋“止”于道德而“不愿为”。在《风雨隋天》中作者叙述了自己在这方面迈过的几个坎儿，就是他“止”于良心（道德），“止”于军纪（法律）的作为。那些犯了罪、犯了错误的人就不—样，他们是因为缺失了以上应该有的这些心灵的敬畏。作者在本书中说到的那个“铁主席”可以算是官员贪污腐化的一个典型，这些腐败份子以为自己身居高位，法律管不了他；甚至以为玩几个女人“理所当然”，同时他们又用道貌岸然和极“左”的姿态来伪装，于是跌进了罪恶的深渊。有些“官二代”、“富二代”总认为“我的爸爸是李刚（泛指高官富豪）”，自己“止”不了自己，别人也“止”不了他，于是为所欲为，犯了一生都追悔莫及的错误。因此，自己要能“止”于自己当“止”之处，社会要能“止”一些人的不轨之举，这实在是—件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大问题。

《风雨情天》这本书当然难以面面俱到地述及这么一件大事，但是作者以切身的经历，说明了性爱的正常、人性的重要，要能管住自己，不要把美变成丑——如果这本书能给读者这么一点启发，我感到他也确实是为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马立群

丙申年立秋于上海西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