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的统治策略
公元前三世纪初，秦始皇兼并六国，终于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雄达数百年的局面，建立起一个空前强大、统一、专制的秦王朝，在治理这个没有先例的帝国时，始皇实行了一些重要的统治策略。
给“皇帝”加上神秘的光圈
兼并天下以后，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秦王政，想到的头一件大事，就是要改变自己的称号。在此以前的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分封制，“王”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三代的国王虽拥有普天之下的疆土与臣民，但只是称王而已，却把“帝”的称号交给了想象中主宰万物的天神。后来人们又将“帝”的称号加到黄帝、尧、舜等祖先身上，是为“五帝”。然而，真正拥有权力之尊的，还是实实在在的国王。在周代，周王才是天下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到了战国中期，周天子的权力已经丧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出现了七雄并立的局面，于是，中原地区的几个大的诸侯国最终抛弃了“尊王攘夷”的旗号，也学着“蛮夷”楚国的样子纷纷称王。都称王了，“王”的称号也就不那么尊贵了。于是，强盛的秦国与齐国的国君便相约并称为“西帝”和“东帝”。然而，这时毕竟还是群雄并立，称“帝”还为时尚早，因此，他们的行为遭到了各国的一致谴责，不到两个月，秦、齐不得不取消了帝号。
统一六国以后，秦王政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朝议中，秦王政对臣下所上的尊号“泰皇”进行了斟酌，决定去“泰”用“皇”采上古帝的帝号，称为“皇帝”。自此，“皇帝”便被正式确立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秦王政便是中国第一任皇帝。
“皇帝”称谓的出现，看似一场简单的名号变更，实际上是一种愚民统治术。商周时代的君主称为“天子”就已表明：君主是上天之子，具有入神结合的性质。而秦王政把上古对祖先及天神的尊称结合在一起，说明他认为仅仅用人间最高统治者的权威还不足以震慑臣民，必须借助于神的力量为他的权威再涂上一层神秘的光环。“皇帝”作为神在人间的化身，神的代表而统治人间，与神同享尊荣，共执权柄，区别不过是一个在虚无的天上，一个在现实的人间罢了。“皇帝”的统治就是神的统治，如此，谁还敢藐视“皇帝”的权威，谁又敢违背“皇帝”的意志。这是一种借助于民众的神圣信仰来束缚民众的统治手段。
同时，始皇还追尊其父庄襄王为太上皇，又规定皇帝的母亲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妻称皇后，妾皆称夫人，以此与臣民的父亲、母亲、祖母、妻妾的称谓严格区别开来。
自周初以降，通行谥法，即国君死后，继位者与臣下据已故国君事迹功过，议论谥号，有大的德行得到好的名号，德行小的得到差的名号。始皇对此很不满意，认为子议父，臣议君，有失皇帝尊严，于是下令废除谥法(汉代又恢复)。并正式规定：自己生称皇帝，死后则号日始皇帝，后世子孙依序数号日“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无需死后再议谥号，其意在维持皇帝尊严。
避讳制度起源于周代，秦统一后渐趋完备。避讳，就是规定对当代君主以及其所尊者不得直称其名，凡遇与这些人的名字相同的字眼，都要通过改字等方法来回避。始皇的父亲名子楚，而改楚国的楚为荆；始皇出生于正月名叫政，为避始皇讳，改“正月”为“端月”。其他用语中凡遇正字也要改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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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大一统所铸就的帝国，不仅将中国历史的进程推上了第一个最高峰值，而且使中华帝国的文明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秦汉文明都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在丰富多彩的秦汉文明中，韬略文明是其中的一枝秀丽的奇葩。本书分八章进行了叙说，下面对一些具有共性的和理性的内容略作探讨，以便于读者阅读全书。
一、“德治”与“刑治”
“德治”与“刑治”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有的君主崇尚“德治”，有的帝王则着意于“刑治”，但更多的是兼而用之。
秦始皇偏重刑治。在秦帝国创建之初，秦始皇和大臣李斯等人就有共识，说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只知道教化(德治)，而“法度不明”，不能镇服背叛的诸侯，不能将国家永远传给子孙。他认为端正法度，作为万物纲纪，才是维持帝国基业的长久之策，因此决定“普施明法，治理天下，永为法则”。始皇的事业，追求急政，赋敛无度，人民不堪重负。严刑峻法在秦朝盛极一时，虽产生过一定效果，但难以持久。
始皇死后，二世胡亥继承了皇位，实为赵高篡权的一个阴谋。二世名义上是皇上，李斯仍然当丞相，但实权则操纵在赵高手中。赵高本为宦官，因精通狱法而被举荐为始皇身边的中车府令。他很早就私下交结了胡亥这位皇子，并从小就教他“决狱”。李斯也是由儒而法的人物，所以在始皇死后，整个秦廷一派法家氛围，不重视教化，不体恤民众。赵高教二世“肆志宠乐”“严法而刻刑”；李斯则进“督责之术”，教二世“独制”、“穷乐”。二世则自言：“凡所以有天下为贵，是因能得以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就可以控制驾驭海内了。”把教化和恤民抛到九霄云外。因而“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税民深”“杀人众”。结果，陈胜、吴广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原拟万世而传之无穷的秦王朝，仅十余年而亡。
亡秦之鉴，使汉初君臣心有余悸，“攻守治异”，成为热门的政治话题。
最初提出“攻守治异”话题的是刘邦近臣陆贾。汉朝建立后，他时常在刘邦面前谈论《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听到这些，高祖很不高兴，就对他大骂道：“老子的天下是靠骑在马上得之，哪里用得着《诗》《书》！”陆生回答说：“骑在马上得之，难道可以马上治之吗？”也就是说靠武力攻取天下，不能靠武力治理天下。他认为秦王朝一味任刑法不变，最后导致灭亡。提出文武并用，是长久之术。刘邦最终接受了陆贾治国理念。
直到文帝时，政治家们仍对这一课题感兴趣。其中尤以贾谊的《过秦论》最为深刻。他认为秦之所以失天下，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攻守不分”。说秦从战国到统一天下，治国方略没有改，政令没有变，它对天下取之守之者无异。始皇在世时国家危机已显露。当秦二世初登王位时，天下人莫不伸长脖子盼着看到好政策，正是新皇帝施仁政，收揽人心的机会。二世服丧期间就正先帝之过，满足万民的愿望，以仁德治天下，天下人就归附了。如果天下人都各自安居乐业，唯恐发生变乱，即使有奸诈不轨的人，而民众也不会有背叛主上之心，图谋不轨的臣子也就无法掩饰他的奸诈，暴乱的阴谋就可以被阻止了。二世不行此术，却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繁刑严诛，百姓穷困已极，而君主却不加救济，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所以容易发生动乱。因此陈涉不凭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不借公侯那样的尊贵，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所以古代圣王深知国家存亡的关键：治民之道，务在安民而已。这样，天下即使出现叛逆的臣子，也必然没有人响应，得不到帮助力量。所谓“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尊贵到做了天子，富足到拥有天下，而自身却不能免于被杀戮，这是由于挽救倾覆局势的方法上的错误，是二世的过错。
陆贾与贾谊的攻守治异论，实质上就是以亡秦为鉴，讨论“刑治”与“德治”的问题。“马上治之”，就是陆贾所不赞成的“极武”“任刑法不变”，即贾谊所指的崇尚“诈力”“繁刑严诛”之类。而陆贾所提倡的“顺守”“行仁义”，以及贾谊所说的“顺权”“施仁义”就是讲的守治之术，也就是“德治”。贾谊除有这种见解之外，还指出二世即位之际是一次“正先帝之过”，挽救秦朝危机的机会，若务在安民，“施仁义”“约法省刑”，可转危为安，而二世“不行此术”而亡。这一论述给危政指出了转机之术，对汉帝启示颇多，武帝晚年挽救朝廷危机就是这一理论的成功的实践。
西汉时期中华帝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头等强国，皆因在治国理念上“刑治”与“德治”兼用，也就是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据《汉书·元帝纪》所载，元帝“柔仁好儒”，其为太子时，见父皇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因言语讥刺就被定罪诛杀。元帝对此颇怀心事，趁侍宴的机会，对宣帝说：“陛下执法过重，应该任用儒生。”宣帝听了勃然大怒，说：“汉家自从有制度以来，就是霸王道杂之，为何纯用德教，改用周朝的制度呢？更何况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好古非今，混淆名实，不知所从，怎能把国事委托给这些人呢？”并叹息道：“乱我家者，太子也！”元帝还因此差点丢了继承帝位的资格。
宣帝所言“霸王道”，即“霸道”和“王道”的合称。王道就是德治之术，霸道就是刑治之术。“霸王道杂之”，就是指二者相辅为用。
事实上，刑治与德治，在法家和儒者那里虽往往各持一端，但在治国实践中，是无法绝对分开的，“纯任德教”或纯任刑治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后来，汉元帝继位，专以“王道”治国，虽有“古之风烈”，但权柄下移、吏治腐败，帝国衰降，实乱汉家。秦二世专以刑治之术治国，认为“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结果严法刻刑非但未能挽救秦朝的危机，反而因此亡国丧身。是二者只能兼用，不可纯任。
刑治与德治二者应当兼用，关键还在于以刑治为主，还是以德治为主。始皇帝以刑治为主，德治为辅，即贾谊《过秦论》所谓“先诈力而后仁义”。如前所说，二世则“废王道”，纯任刑治，导致秦朝的败亡。
……
另外，还有一些有职有爵者，如列侯，将军、卿大夫、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于郎中授予侍中、中常侍等加官；大夫、博士、议郎等授予给事中的加官头衔，亦均参与内朝决策。但他们都不是以本身职官，而是以加官谋臣身份出现在内朝的。
秦汉时代，除皇帝拥有内朝决策集团外，以丞相为首的外朝也不定期地召集谋士，商议国事。如武帝时公孙弘为丞相，“开东阁以招请贤人，让其参与谋议”。昭帝时，著名的盐铁会议，就是丞相田千秋主持的。
其他，如掌征伐的将军，东汉就有明确规定，大将出征，置中护军一人；将军置从事中郎二人，“职参谋议”，也就是军队参谋官。
秦汉时期，谋士职业的职官化、团体化既是大一统国家事业的需求，也是谋略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
其二，谋士的仕途及谋士群体的人格。
谋土出身于士人，即知识分子阶层。秦汉时主要是通过征辟、察举以及其他方式选拔录用。征辟，指皇帝征召，公府和州郡辟除。秦代，叔孙通以文学(经学)征，即以经学被始皇所征召为博士。武帝即位之初，遣使以安车蒲轮，迎接德高望重的老儒生申公，任为太中大夫。
察举即由下而上的推选。东汉应劭《汉官仪》记述察举标准时云：“一日德行高尚，志节清白；二日学通行修，能以经学中博士；三日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审案，文才可充任御史；四日刚毅多略，遇事不惑，明足以决，才干能任三辅的县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这既是整个选官的标准，自然也是谋士的选择标准。标准虽只四条，科目则颇多，其中与谋士关系密切的有孝廉(孝子、廉吏)、贤良方正与文学诸科。孝廉科初中举时，多为郎官，再晋升则为尚书、侍御史、侍中、中郎将等官，在皇帝身边的侍从问对。贤良方正与文学科所举最初也都为皇帝侍从官，武帝时的晁错、董仲舒、公孙弘、严助等就是如此。此外，还有毛遂自荐，上书拜官的。高祖刘邦刚即帝位时，齐人娄(刘)敬戍守陇西，挽车过洛阳，求其虞将军引见“上言”，被刘邦拜为郎中，取得“谋士”资格。武帝时的东方朔、主父偃、终军等都是通过“上书言事”而初获侍从官的。 秦代和汉初的博士，秦汉时的侍中、中常侍。给事中大夫、议郎等都是皇帝近臣，侍从官，顾问应对，参与议政，汉武帝时为内朝主要成员。甚至于参与朝议，“辩于然否”，供皇帝决断参考。但其地位均不高，俸禄均在干石以下(东汉末中常侍多为宦官充任，增至二干石)，论级别至多相当于县令，因侍从皇帝，参与机要所发挥的作用则是很大的。而且，他们也可由此得到皇帝信任而晋迁高官，如武帝时的公孙弘由此官至丞相。
作为谋士，不论是皇帝身边的侍从官甚或丞相所招“贤人”，以至将军府的参谋官，都是替人，即替皇帝、丞相、将军出谋划策，并由此而获得相应职官和生活来源，即官俸。其谋划是否被采取，不取决于谋士，而决定权在于谋主。所谓“智囊纵然多妙计，主人不用也枉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若是遇上昏暴之君，非但不能施展其智囊妙计，甚至连谋者本身还会遭到贬斥和无辜获罪。秦二世时，陈胜吴广起义，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起义情况，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如实讲了当时局势，并请二世急发兵击之。二世恶闻有反叛大逆之事，于是令御史把讲有反叛的人治罪，说只是一般“强盗”的就放过。这些都表明了谋士群体人格的非独立性。当然也可以离去，二世问陈胜吴广情况时，叔孙通在列，他心知二世为人，尽量佯言：四方都归顺朝廷，没有反叛之人，陈胜吴广起义只是“鼠窃狗盗”之辈，不足挂齿。叔孙通因此获得奖赏和晋升，事后便逃回老家去了。又如董仲舒，知公孙弘因妒忌而有害他之意，恐日久获罪，称病辞职，以修学著书为事。可见，秦汉时的谋士虽没有完整的人格，但却有一定的离退自由。
其三，谋略文化的基本特点。
统言谋略，既包括专职谋臣的，也包括非专职谋臣的谋略。若以事分类，则又有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思想文化的、经济管理的、乃至于为人处世等等。这些内容在以上各节及本书各章均有论述，此不赘述。
谋略本身就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代，“大一统”，是秦汉谋略文化的内核和主体精神。巩固和发展“大一统”则是秦汉谋略的基本特点。无论是治国安邦还是乱世征战的谋略以及相关的为人处世之法大都体现了这一主体精神和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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