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家华百纳教授以说书人般的扣人心弦、历史学家的严谨钻研，带您深入二战上海各国厮杀角逐的丛林。

《上海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由上海史著名学者周育民教授亲自校译。书中更附有二战期间上海各大势力占领情况地图，以及多位情报局负责人和间谍真身肖像，读者可据此按图索骥，穿越二战时期的上海。

这本由华百纳著的《上海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在上海租界的情报战和情报人员活动情况，进行了详尽而生动的还原和剖析，其内容全部基于对英、美、德、法等各国情报局档案所进行的严谨历史学研究。由于在远东有着至关重要的经济、战略利益，各个主要大国在二战期间的上海这个五方杂处、同床异梦的情报大都会中，以各种方式编织各自的情报网，它们通过谍战、颠覆、欺诈活动展开的这场秘密战，是列强之间在全球范围内互相角逐的微观缩影。

缩略语及人物表

 缩略语

 脚注中使用的缩略语

 人物表

序

第一章 孤岛

第二章 歹徒

第三章 公共租界的“赝战”

第四章 “静候蛮族”

第五章 黑暗世界

第六章 东方行动

第七章 被禁闭的鹰

第八章 通敌分子

第九章 流亡的上海外侨

第十章 战争中的战争

第十一章 游戏结局

第十二章 旧上海的暮光

结束语

参考书目

 1.未出版资料

 2.已出版资料

A.当时在上海出版的报刊

B.书籍与文章

后记

第一章 孤岛

1937年7月7日晚，日本士兵在旧帝国时代的京城，当时称为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发动了挑衅性事件。这一事件很可能并非预谋的侵略计划中的一部分，然而日本军部抓住这一事件，作为发动大规模对华侵略战争的借口。在战争初期，日本人所向披靡，到这个月末，中国军队被迫从北京，随后从天津撤退。

到8月份，战事转移到了上海。中国人主动在这里开辟了战场。在8月7日召开的国防会议上，蒋介石与他的主要参谋人员决定在上海发动反击。这项决定既有军事上的，也有政治上的考虑。他们相信，凭借在当地远超日军的人数优势可以在上海取胜，扭转战局；他们还希望战事在国际关注的这一地区展开，可以激起外国列强的同情乃至于干预。8月11日，蒋介石调动了3个整编师前往上海。两天之后大规模战事展开，8万中国军队开始进攻驻扎了5000人的日本兵营。

上海战事的最初几天，日本人几乎要被赶入黄浦江，然而当援军赶到后，他们很快收回了阵地。8月23日，松井石根将军统率的上万步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上海附近登陆。在整个上海战事中，日方动员的总兵力为9万人，而中方动员的兵力达到30万人。日方以其战略战术、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弥补了兵力的不足。停泊在黄浦江的日本第三舰队的炮火无情地向城内华界倾泻。10月底，战事进入了高潮，一支人仅800的中国孤军面对日军毁灭性的炮火，坚守闸北阵地整整四天。有关中国军队在上海战事中的伤亡范围在10万至25万之间，不管精确的伤亡数字究竟多少，中国丧失了军官团中的精锐，其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单位也损失掺重。日军的伤亡约在4万左右。

11月10日，上海市长召集了一次誓死决战的紧急会议，但第二天天还未亮，他便登上飞机开溜了，据说，飞机上还运载了他收藏的大量金条。日本进而占领了整个华界，举行了凯旋的阅兵式。松井将军执意要行使其军队通过公共租界的权利，只是因为法国驻军摆出阵势才没能进入法租界。

在战事进行中，外国租界(除了苏州河以北地区)依然相对保持完好，一位法国记者评论道，“就像稍损了边角的邮票”。公共租界的万国商团在8月12日曾出动了一次，也是为了应付中国军队似将威胁租界完整的行动。整个战事由于几乎完全在外国“飞地”之外进行，万国商团只是作壁上观而已。然而，战争的残酷还是以可怕的形式进入了公共租界的心脏地区。8月14日，中国战机企图轰炸停泊在黄浦江外滩对岸的日本军舰初云号，有四枚炸弹误落在了附近的闹市大街上。两枚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爆炸，另外两枚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位于爱多亚路的大世界娱乐场前爆炸，顿时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估计约有2 000名顾客和行人被炸死。

上海战事对这座城市进一步产生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大批建筑物被摧毁，在闸北尤其严重。稍后于12月末在那里安家的一个美国人描述了当地遭受破坏的一些情况：

上海的面貌已经大变。虽然所有的沙袋从外滩和大多数闹市的街道上撤清，但几乎所有大小街道的交汇点，铁丝网依旧在四处缠绕。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汇处，不仅栅栏和铁丝网仍然设置，而且所有地点都有人日夜把守。……我看到闸北的一些地方满目疮痍，即使我见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也没有被破坏得如此彻底的。在法租界徐家汇路迤南的南市区，我看到景象也差不多。情况惨不忍睹。

战争的直接经济后果也是灾难性的。从7月到12月，上海的对外贸易额下降了76％。即使市内交战已经结束，但因上海与长江各埠的水道联系持续受到破坏，导致了1938年贸易额的持续下跌。日本在上海附近富饶的长江三角洲的征用提高了米价，导致了食品恐慌。大量中国工厂企业内迁，还有一些则打出外国国旗作为保护伞或干脆搬进法租界、公共租界。

P17-19

1937年7月7日，日本向中国大举进攻，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远东的开始。这年秋天在上海的战事是这场冲突第一阶段血腥的顶点。在1941年12月以前，英美国家并没有被正式卷人其中，苏联只是在1945年最后的日子里才参加进来。但实际上，主要大国从一开始就以各种方式涉足这场控制亚洲大陆的争斗之中。它们在这里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因此都建立了有效的情报机构。在1939年至1945年期间，它们都在试图拓展自己的利益，有时甚至不惜使用残忍的暴力，但更多时候通常采用富于心计的隐蔽手段。这场战争的战场，就是远东情报的大都会——一上海。本书讲述的就是这场秘密战。它将透过谍战、颠覆、欺诈和恐怖的缝隙，深入到阴暗政治的地下层面，它制造了奇异的纵横捭阖，激起了英雄气概或变节投降，反映了国家之间在全球范围内互相角逐的微观世界。

一

1930至1940年代的上海，充满了可怕的罪恶、野蛮的犯罪和阴险的政治，地球上没有一块地方能比这里更适于展开秘密战争了。这座中国最大、最繁华同时又最危险的城市，财富堆积而五方杂处，以致成了经济角力、观念冲突和险恶政争的屠宰场。

上海的门户洞开，招引来了一些互相敌视的异国社群：“白俄”和“红俄”把在母国彼此的仇恨带到这里，即使流亡异国他乡仍念念不忘；德国商人在德国花园总会忠心为希特勒祝寿，却因数千名受纳粹迫害而流亡上海、口操德语的“非雅利安人”的人多势众而气馁；自居上流的英国“上海居留者”不得不与“巴格达犹太”富豪摩肩接踵；朝鲜黑帮、菲律宾艺人、潦倒的“千手”、扒手、骗子各行其道，干着五花八门的勾当。不同国籍的小姐、太太，风光不再，也操起了在花园、都城、华懋饭店门前招徕游客的行当，甚至在其他暧昧的场所勾搭五六种国籍的水手和军人。即使在这座城市看起来似乎高档的地段，也是纸醉金迷与穷困潦倒孪生并存。在仙乐斯夜总会，这座城市里第一个配备全空调的娱乐场所，英国大班和中国盗匪带着太太或情妇一起共销午夜。而在门外，身穿笔挺的制服，自称为前沙皇时代的“将军”，佩戴着成打从虹口买来的勋章的俄国门卫，却在应付着成群结队衣衫褴褛的乞丐。在乌烟瘴气的舞厅、酒吧和下流场所，坐着成排的俄国“舞娘”和中国“歌女”等待顾客“垂青”。据估计，在1935年，上海每13个女人中就有一个是娼妓。

充斥的政治暗杀、帮会火并或情敌决斗各种暴力，始终是这座城市的威胁。法租界“血巷”(朱葆三路，今溪口路)上肮脏的铺路石也见证了外国士兵与水手不时发生的打斗。“上帝啊，是谁把上海变成了罪孽深重的所多玛和蛾摩拉！”一位不懈清除心魔的美国新教传教士如是说。一位中国读者也发出了同样的感叹，他写道：上海在“二十四层高楼底下还有四十八层的地狱”。

黄浦江畔名声遐迩的外滩欧式风格的银行、商行大楼，俨然坚不可摧。但这座城市的地基简直是脆弱不堪，林立的大厦不过是漂浮于泥层之上的木筏而已。

二

现代上海，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的而不是中国的产物。确实，南市的“老城厢”在几个世纪以来曾经是重要的口岸和商业重镇。但城市的重大发展，开始于结束鸦片战争的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根据这个条约以及之后的中美条约、中法条约，上海等一些沿海城市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基础并加以宽泛的解释，外国列强按照其商人的意愿在“条约口岸”逐步扩大特权。这些口岸的一些地方被辟为“租界”，由这些列强进行准殖民地式的直接统治。在这些“飞地”中，外国人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做生意，不必向中国人交纳税收，也不受中国法庭和官员的干预。不到半个世纪，上海成长为整个长江流域与世界其他地方水陆贸易的交易中心。长达35英里的码头，可以同时停泊70多艘和500多只沙船。中国半数以上的国际贸易都得经由上海交易。

……

……

英国人在私下表达的对中国人的感受，要比在公开场合下更加放肆。这种态度的极端例子可见于1921年上海的一个英国警官写给其英格兰亲戚的一封书信：东方人“只配当牲畜一样对待”。1926年，这个人对他的姐姐愤愤不平地说：“列强‘巴结’这些黄种猪的行径让人恶心。”两年以后，在写给姑妈的信中，他把中国人说成是“一群卑贱的、背信弃义的黄皮爬虫”。这些言论绝不仅仅是发泄个人不满的狂言，而是外侨社区乃至官场普遍态度的反映。一份发给驻印英军的题为《1928年上海注意事项》的官方文件，对“中国人的若干特性”作了如下说明：

中国人的心性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其消极被动。他(原文如此)“缺乏创造积极的、建构性”(原文如此)信条的能力，充满着自相矛盾……

众所周知，中国人“踩不着世界的步调”；西方标准与他格格不入。我们所公认的公民或国家义务观念他一无所知……

至于中国人当的兵，几乎乏善可陈，按照西方标准简直是群废物。普通士兵与一班盗贼的差别也微不足道。

尽管英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与中国士兵在同一条战壕作战，他们却一直持有强烈的居高临下的态度。

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传统看法与之惊人相似。1932年，一个日本观察家评论道：

中国兵就是穿着军服的匪，匪就是脱下军服的兵，听起来有点夸张，但这就是中国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中国军队的)士兵从各个方面看，实际上就是一群穿着军装的乌合之众……他们缺乏训练，临阵胆怯，既不爱国，又无节操，见利忘义，军人不应有的缺点他们都有。

1940年，一本日文指南坦然宣称：“至今日本人对于邻近居住的所有中国人的态度依然是(尽量)与之少打交道，他们(即日本人)的种族优越感太强烈了。”

当然并非所有在华日本人，也并非所有在华英国人都会表露这种态度，两者也都有努力了解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出色成果的事例。但在外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基调，还是对周围当地居民的种族蔑视。

这样，在争夺在中国的霸权的斗争中，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主要的大国列强，往往只是把中国人视为或作为工具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在上海舞台上演的角逐中，中国人只能扮演傀儡或群众的角色。

本书定位在中国，但并非主要谈论中国。在上海这块外国“飞地”上离奇的微型世界大战，只是世界性列强在更大范围的观念和战略竞争在中国屏幕上的投影。本书所写的不是战场上的拼杀搏斗，而是考察研究一个狭小、微观的舞台上以其他手段进行的斗智斗勇：话语和行动的宣传；情报机构之间和内部的冲突；良心和利益的挣扎驱使着一些上海外国侨民抵制日本人的占领，而另有些则坠入背叛的深渊；连俄耳甫斯(Orpheus)也难以平抚的乱舞群魔，在犯罪的渊薮与政治的地下社会问暗中携手。

就像所有在战时情报史领域辛勤探索的人一样，我特别感谢美国国家档案馆的John Taylor。Robert Bickers、Parks Coble、傅葆石和David Wasserstein审阅并在原稿上写下了极有帮助的评论。我还想感谢其他一些曾经鼓励和帮助我研究的人，他们是：Avraham Altman、Chiara Betta、Geoffrey Bolton、Geoffrey Brooks、Jeremy Brown、Ronald M. Bulatoff、Nicholas R.Clifford、Sherman Cochran\\Robert T.Crowley、Jrene Eber、Celia Fassberg、John Freely、Jonathan Goldstein、潘光、Marilla B Guptil、Ambassador Wilhelm Haas、Tess Johnston、教授村山直(Murayama Naoki)、Larry McDonald、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叶文心(Wen-hsin Yeh)、George Pinto、教授Takao Matsumara、H.P.Eisfelder、Nicholas Lane、Margaret Blair。我感谢白丽诗(Betty Barr)、Fiona Eberts、Rose Horowitz、Sasson Jacoby、George Leonoff、王正文(George Wang)，以及其他许多让我分享他们有关老上海回忆的人。我还想对我工作过的所有档案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感谢太古洋行(John Swire&sons)档案馆的Charlotte Havilland提供该公司档案及有关上海的照片，感谢所有其他提供照片的人。我要感谢对我的研究提供帮助的Sandra Gereau、John Hill和Mark Rosenberg；感谢在中文和日文翻译方面提供帮助的杜先菊。感谢Brandeis大学图书馆特需基金的资助，使图书馆得以购置63卷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缩微胶卷。我的研究还得到了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和：Brandeis大学国际比较研究中心的资助。前者使我有机会于1990年访问中国，并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热情接待。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本书的出版者Andrew Franklin，编辑Nicky White，出版机构BrLice Hunter of DaridHigham Associates，还有我的女儿Charlotte。

我还要特别感谢杜先菊女士在本书中译本的翻译定稿过程中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

华百纳以说书人的娴熟技巧，将堪称地球上最步步惊心、扑朔迷离城市之列的上海，说得活灵活现。

——《星期日泰晤士报》

在充满了恶习、暴力和阴谋的环境中，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极好地代表了介于政治秩序和犯罪行为之间的城市状态。在二战之前，上海是一个特别的城市。内战在中国众多政治派系和黑帮势力间如火如荼地展开，情报局、警察机关和众多国家的准军事集团相互竞争，贩卖机密情报，投身远东地区至高权的争夺战。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之后，这种情报战日趋白热化。

作者从6个国家的情报局档案中揭露出令人吃惊的证据，展现了同盟国和轴心国的特工是如何在这块东方战场上互相较劲的。他还揭示了英、美、澳大利亚国民是在何种程度与日本通敌，相互合作的。本书描述了一段充满串通、欺骗和背叛历史，以及其中不时出现的英勇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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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之前，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也是亚洲最有活力而迷人的大城市。以内战为背景，上海由一个国际势力组成的集团管理，意图剥削手无寸铁的中国。1941年日本帝国夺取上海，虽然结束了它大部分的辉煌，但并未结束其作为间谍活动、腐败和罪行的巢穴。

作者敏锐地构建了由不同政治掮客构成的复杂场景，从各国大使到匪徒，与日本占领军相适应。角色千奇百怪，从左尔格那样的间谍大师，他的突然行动是为了警告斯大林迫在眉睫的德国入侵，到冒名顶替的小特务，靠施展小聪明过日子。人不可貌相：作者揭露了书中主角们在挣扎求生和互挖情报时面具下污秽的真实面貌。在充分研究了一手史料的基础上，本书在生动地描绘不同国民群体发现他们自己深陷囹圄方面尤其成功：赤贫的白俄、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英国大班试图保住他们的商业利益。如同一部生动的小说，同时又全都基于严谨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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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描述了二战期间几大势力在华北地区的对抗，所使用的一部分资料，与《Trebitsch Lincoln传》类似，来源于由英国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档案。本书对于当时上海的外国社团（包括英国和美国人）普遍通敌情况的描写，引发了许多争议。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网站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