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娄承浩、陶祎珺编著的这本《走近上海高校老建筑》以上海开埠后高等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为线索，主要记述官督商办、教会办学、民办官助社会背景下高等学府的建设情况，并通过介绍校园内现存的历史建筑，从建筑上留下的岁月痕迹探索上海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上海城市记忆丛书》的编写运用文献、影像、人物采访等多种手段，立体式呈现近现代上海城市与市民生活发展的轨迹，反映上海国际大都市的沧桑巨变和风土人情。

娄承浩、陶祎珺编著的这本《走近上海高校老建筑》就是该系列丛书之一，主要介绍了上海高校老建筑因缘，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及其他院校的老建筑。

序言

第一章 上海高校老建筑因缘

 第一节 洋务运动影响与维新变法推动，产生上海官督商办高等教育

 第二节 西方文化浸透、中方的渴求，产生教会大学

 第三节 清末上海新教育时期，中外绅商联合积极办学

 第四节 建国初期院系大调整，新建和调整校园建筑

第二章 上海交通大学

 第一节 中院

 第二节 新中院

 第三节 老图书馆

 第四节 上院

 第五节 体育馆

 第六节 总办公厅

 第七节 工程馆

 第八节 新文治堂

 第九节 执信西斋

 第十节 校门

 第十一节 震旦图书馆

第三章 上海理工大学

 第一节 校园规划

 第二节 思晏堂

 第三节 思裴堂、思伊堂

 第四节 怀德堂、馥赉堂

 第五节 体育馆、艾德蒙堂

 第六节 图书馆

 第七节 音乐堂

 第八节 大礼堂与思魏堂

 第九节 科学馆

 第十节 麦氏医院

 第十一节 德文医学堂

第四章 华东政法大学

 第一节 怀施堂

 第二节 格致楼

 第三节 思颜堂

 第四节 霍格别墅

 第五节 思孟堂

 第六节 罗氏图书馆

 第七节 交谊室

 第八节 顾斐德体育室

 第九节 西门堂

 第十节 新科学馆

 第十一节 斐蔚堂

 第十二节 礼拜堂

 第十三节 树人堂

 第十四节 纪念牌坊

第五章 复旦大学

 第一节 简公堂

 第二节 奕柱堂

 第三节 子彬院

 第四节 相辉堂

 第五节 老校门、燕园

 第六节 一号楼

第六章 同济大学

 第一节 一·二九礼堂、一·二九楼

 第二节 文远楼

 第三节 南、北楼教学楼

 第四节 西南楼

 第五节 大礼堂

第七章 华东师范大学

 第一节 群贤堂

 第二节 思群堂

第八章 其他院校

 第一节 上海戏剧学院熊佛西楼

 第二节 上海音乐学院办公楼与专家楼

 第三节 上海体育学院办公楼

 第四节 第二军医大学飞机楼

附录

 附表一 列入上海市第一～四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录上海高等院校里的老建筑

 附表二 1930年上海大学、专科学校名录

参考文献

后记

外国教会在上海的传教活动约始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天主教徒松江府上海县人徐光启因父去世由京返乡守制，路过南京拜访了一位意大利神父郭居静，请他来上海开教。神父来沪后，徐光启在自己宅院“九间堂”附近为方便传教盖了两幢简易的教堂，成为当时传播福音的中心。

教会来华传教的初衷多少是带有一种侵略性的，尤其在上海开埠以后，帝国主义不但是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利用金融、航运、进出口贸易把控中国的经济命脉，同时文化渗透作为对被侵略者从思想上的洗礼与教化也在积极进行之中。他们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各项特权与庇护，大肆宣扬教会理念。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办报、办学、办医院等传输教旨理念，将西方文明中积极的一面引入中国，推进教会事业，培植其在华根基。不得不承认这些举措对我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办报开了中国近代报业之肇端，由美国传教士伍德创办于1861年的《上海新报》，被誉为“上海中文报纸的第一颗新星”。办医院做慈善，引入西方先进的医疗服务，创办了如公济医院、广慈医院、圣心医院等一批悬壶济世的医疗机构，这些医院随着历史的更迭成为今天沪上那些著名三甲医院的历史根基。

办学，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传教士们认为这种方式更容易让这片东方土地上的人民从内心中接受他们。从办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教育从孩童抓起，达到驯服可靠，忠诚不变，真正接受教的理念。因此在签订的一些不平等条约中，大都提到办学的一些特权。如《中英上海租地章程》中规定：洋商租地后“得修建教堂、医院、慈善机关、学校及会堂”。《中美华盛顿续约》强调：“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虽然教会办学初衷为传教，课程设置上神学课程等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但与此同时西方的现代教育模式被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中国，后来事实证明，教会大学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南京条约》开放五处通商口岸，上海居其一，而不得不承认上海居东南各省水陆交通的枢纽，又处长江水道入海口的地理优势，使其迅速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都市，近代文明空前发达。19世纪末期中日甲午海战后，英国专栏作家干德利（R.S.Gundry）在《中国的今昔》一书中这样描述：“上海的工部局是最好的传教士……每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由帝国他处去过上海，他们可以看到美丽的建筑，整洁的街道，燃着电灯或瓦斯灯，他们可以看到机器、自来水、电报、电话、火轮船、公园。他们在这里所得到的印象，必将多少传到内地区。”

随着上海近代工业文明的广泛传播，民间“崇洋”风气日盛，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教会的活动也受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影响。加之如维新派人士康、梁来到上海，无需踏出国门便亲身感受了这里近乎原汁原味的西方文明，坚定了向西方学习和变法图强的信念。在这种里应外合之下，为教会办学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天主教、基督教纷纷在上海开办小、中、大学，其中高等教育的学府在如今的诸多高校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甚至教学场所仍保留至今。

当时天主教在上海创办的高等教育是震旦学院，1902年由天主教耶稣会司铎马相伯主持创建。马相伯的父母均信奉天主教，因此还在襁褓中的他就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成为一名天主教徒。12岁时入学法国耶稣会办的圣依纳爵公学（后改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1862年到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小修院攻读拉丁文、法文、希腊文，研究神学、哲学和数学，1870年获神学博士。马相伯是上海教会大学最早的推手，他始终有创办新式大学以救国的梦想，1900年变卖祖产，将松江、青浦的3000亩农田捐给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所用，但终未如愿。

马相伯住在徐家汇土山湾一带，他是当时少有的宣贯中西的人才，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等都曾来向他求学。其中在南洋公学执教的蔡元培每日清晨五点来马相伯寓所学习拉丁文，他同时还挑选了学校“特班”中24名学生一同去学习，筹组译社。这24名学生中后来大都成为了一代大家，如日后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弘一法师李叔同、数学教育家胡敦复等。逐渐慕名来马相伯寓所求教的人越来越多，马相伯再度与教会交涉希望完成当年捐献所愿，终于在1903年震旦学院成立，取名“震旦”意寓中国之曙光，含“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学校选址法租界卢家湾一带，因其倾产建校，法国天主教承认他是学校创始人，奉为董事长，但不让他过问校务。1932年在教育部立案，定名震旦大学，设文、法、理工、医四个学院，后来在法国立案，学校毕业证书中法均认可。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后，所设文、法、理工、医四个学院分别并入他校。

圣约翰大学是基督教在上海创办的近代高等教育学校，是由1865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培雅书院及次年成立的度恩书院于1879年合并成立，校址选在沪西梵皇渡。1892年起学校正式开设大学课程，并且将英语作为最重要的学科教授。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为了吸引学生和扩大影响，学校免收入学学生杂费，免费提供住宿和生活用品。美国传教士卜舫济1888年担任学校校长，直到1942年退休，长达54年。学校最初设国文和神学两部，1880年设医学部，1881年设英文部，学校规定用英文授锞。20世纪后扩大办学，设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1906年以后毕业生可进美国大学深造。历届毕业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为近现代杰出人材，其中有外交家顾维钧；政治家宋子文、严家淦；实业家刘鸿生、荣毅仁；新闻家邹韬奋；作家林语堂；建筑家贝聿铭；医学家颜福庆等，还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足球队。

沪江大学原是1906年美国基督教南、北浸礼会创办的上海浸会学院，校址选择在沪东黄浦江畔，校长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博士柏高德。后易名为沪江学院。1912年将原设在四川路的初级道学院并入，于1915年正式更名为沪江大学。1917年与美国教育行政机关挂钩，获准可授美国学位。1929年为学校设文、理、商、教四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向中国政府教育部备案。1928年31岁的刘湛恩任校长，他主张沪江大学要更为中国化、本土化，他任校长期间，建图书馆、教学楼、体育室、食堂、大礼堂等，为学校发展作出重大贡献。1938年刘湛恩校长拒绝当汪伪教育部长，同年4月7日上班路上被日伪特务暗杀。现在，学校校园内特置刘湛恩铜像纪念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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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国际化的大潮中，到处都在有规模地开发、建设，红红火火地实现着“旧貌换新颜”。然而，在一片新气象中，我们也经常听到了另一种声音人们变得越来越“怀旧”，也即越来越向往和钟情于旧时岁月里的东西了，同时，那后面的历史文化及其遗产从上到下开始被高度重视，并且，社会同样为之作出了有规模的行动。

如在物质文化领域，大多数城市只要有可能，都在市内设定了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以个性化的特色展现出自己城市的历史风采；更有甚者，不少古城重新砌筑起城墙，修复了高大的城楼、城门，以显古城的厚重旧貌；许多古镇均精心打造，恢复以往的各种旧元素，从而成了旅游者趋之若鹜的地方；远在穷乡僻壤的古村落，也一个一个地被开掘、整理出来，参观者接踵而至，竟顿时出名；而在许多城市里，有古街的恢复重建之，没有古街的，会硬生生地打造布置出一条“历史老街”，同样填入各种老的元素，从而成了这个城市非常特别的一道新风景线。至于在非物质文化领域，从2006年开始，我国开始从下到上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度，于是包括民俗、民间传统文艺、民间传统技艺、民间传统游艺等，被广泛地挖掘、提炼与利用起来。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可以表演和演示的，它们现今已广泛充实到和活跃在我们每年的传统节庆和群众文化活动中，以非常别致亮眼的节目，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闪耀出了奇光异彩。

人们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怀旧情结，历史文化及其遗产到今天能冲破现代化、国际化的重围，受到当代大众广泛的尊重和青睐，我想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中国毕竟是文明古国，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从悠久历史中一路行进过来，民族之魂永在，文化之根根深蒂固，这是极难动摇的；第二，在现代化、国际化的环境中，国家和地方的性格必然也被提到极大的高度，民族个性、地域特色于是被充分地肯定和阐扬，历史文化正好是民族个性和地域特色中最核心最有代表性的内容；第三，我国各个时代的文字记载，以及口耳相传的文化情节，丰厚无边，留下了无限广大和精彩的记录和口述，这足以使我们的文化记忆不会磨灭；第四，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旅游事业大发展，旅游需要文化，必然推进到历史文化，于是，借着旅游事业的春风，历史文化景点及项目的开发与兴旺就可谓如火如荼了。

也就在上述这样的大背景下，同济大学出版社适时地推出了这套《上海城市记忆丛书》来，为我们上海文化遗产事业的传承和弘扬来增光添彩。这套丛书的编撰工作由以娄承浩先生为首的一批建筑史专家承担，以上海的重要历史建筑（既有尚在的，也包括已消失的）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一个专业性的系列。

关于建筑，我一直认为是我们每天目所必及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伴侣，而它们又正是每个城市里非常有历史底蕴，有人文内涵，同时以其形形色色的造型、装饰等，生成为一个城市宏观和微观的风貌、风情的主要载体。我想，建筑及建筑文化的伟大与令人感到亲切之处也主要就在此吧。而上海更是特别。上海在近代开埠以后，从一个县城跃起而为中国的第一大城和世界著名都会。在这一翻天覆地的变迁中，上海海纳百川，开全国的先河，各种各样的新颖事业，如近代的市政建设事业、近代公用事业、近代房地产业、近代教育事业、近代卫生事业、近代科技事业……在此全面地大举兴起。而每一个事业都需要由实体的建筑来承载的，于是巨量的、五花八门的各种建筑便在这个城市应运而生了。

目前有关上海的建筑图书已出版了不少，但这套丛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以近代上海各种新兴事业为分类，一类一书，这样就做到了比较集中、比较专业，如你要了解、研究每一个专门事业的领域的建筑状况，就十分便利了。在写作上，做到了既有建筑的变迁追叙，又有它们的现状交代；既有建筑的结构风格，又有它们的人文故事；既有文字记述，又有大量图照的配合。所以虽然属于建筑方面的书，但称得上是简明清晰、阅读便易、引人入胜的了。这套丛书对唤起和强化我们的城市记忆，必然会起到清新的、独特的功效。

如果提什么希望的话，我但愿这套丛书能继续发动更多的作者，加入其中，以写出更多的专题来。因为大上海历史上形成和延续至今的新兴事业实在太多了，从而相随而起的建筑也是百业百态，丰富多彩，同样多值得我们在今天广泛地回顾和推介。当然，要全面反映和展示它们，并不容易，尤其是一些特殊的类别。不过，来日方长，可以慢慢地不断延伸，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我想这个系列一定就会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强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郑祖安

2016年12月

策划这套书始于2009年初，那时我刚来到同济大学出版社工作，在选题开发上我对艺术类选题有了新的认识，对城市的历史发展、建筑、人文、艺术更加关注。同济大学具有百年历史，通过对她的发展、变迁以及独特的学科建设的思考，我拓宽自己选题思路。

两干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好留在城市。”这代表了人类对城市亘古不变的希冀与期待。

当时也是心血来潮想个题目“上海城市记忆”。开始写策划书，找作者，收集资料，编写写作计划。需要编写人员有足够的学识、文脉与写作经验来完成，这是不小的出版工程，写作难度比较大，文献资料，影像资料力求原始。作者找到了，由于种种原因拖延好久没有定夺，辗转三年多流产了。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多元化的信息交流，已经有近八年微博的我经常关注人文、艺术等城市影像内容，每天都见到关注我的粉丝，经常交流我们共同关注的内容。其中有个粉丝叫“乔茗星”的，用其儿子名字命名的微博，其本人叫乔士敏，八十年代初上海美术学校毕业，1986年创办活跃于上海的巴黎咖啡厅艺术沙龙，2000年成立自己的艺术工作室。乔先生的作品特点是用摄影作品表现其绘画的艺术效果，体现本土文化的又一特点。我们交流得很深，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都是学美术出身，对视觉艺术都有一个共同点。尤其对不间断记录这个城市变迁的过程、留取城市在时光中的片段、剪辑记忆在生活中的足迹。珍重自然文化与历史文化，给了我们感悟与抚慰。

《上海城市记忆丛书》的编写运用文献、影像、人物采访等多种手段，立体式呈现近现代上海城市与市民生活发展的轨迹，反映上海国际大都市的沧桑巨变和风土人情。城市记忆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记忆。城市应该成为一件艺术品，保留曾经在此居住和生活过的人们的想象力，从而涵养一种独特的历史记忆和人文气质。一幢幢就在人们身边的老房子，透过年轮的沧桑，折射出一段段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百年建筑，建筑百年，表现的正是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形象和城市精神。建筑不仅是上海城市精神和创造力的表现，更是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走向和发展脉络的折射点。

策划这套丛书，全面、系统总结、呈现上海建筑的历史风貌、时代变迁和今昔变革，铅色的高楼大厦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可能长久，而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却是永恒的。那些看似窄小破旧的弄堂，墙壁斑驳的旧式建筑，无一不是一本本具体真实的人类文化与城市发展轨迹的记录簿。历史和文化才是一座城市长盛不衰的魅力与个性。在这些老屋老街的背后所隐含着的民俗民风，独特历史构成了上海的底蕴和内涵，这些历经岁月沧桑却风光依旧的古建筑，浑身上下洋溢着的是一种无法替代的文化气质。  历史建筑和历史景观在城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越是现代化的社会，越会将自己的传统和历史文化奉若神明。因为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城市的发展才具有了历史的延续性和连贯性，生活在城市之中的市民才能拥有同一份记忆，才能让情感联系得更为紧密。

那泽民

2016年1月28日于同济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