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童年的回忆
江苏省沭阳县是全国人口较大的县份之一，1952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就是百万人以上的大县。沭阳县地属黄淮平原，土地平衍，成陆较早。境内河渠纵横，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四季分明，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适合农牧业发展和人口居住，历史上就是苏北平原的重要农牧产品基地，也是沭阳人口众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0年8月下旬，沭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率先建立，从此，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抓紧根据地建设，成为苏北较早的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从1942年初开始，日本法西斯企图彻底摧毁苏北抗日根据地，加紧了“清剿”“蚕食”“伪化”的侵略活动。1942年7月20日黎明，离我家不远的桑墟日军据点出动了300多名日伪军，大举向西北方向进行“扫荡”。沭阳军民在县委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在新四军的支持下，为保卫淮海根据地，保卫自己的家乡做出了重要贡献。
出生在反“扫荡”时期
在日伪军对我家乡进行“扫荡”，当地军民反“扫荡”的大动乱日子里，农历1942年10月18日，我出生在沭阳县和睦乡李圩村河哨庄一个简陋的茅草屋内。据母亲讲：我出生7天时，日本鬼子又一次对我们村庄进行“扫荡”。当时天下着雨，乡村小路泥泞，母亲抱着我，“小脚”艰难地行走“跑反”，躲避日本鬼子的抓捕。一次在即将和日本鬼子相遇时，母亲急中生智，躲进一片未收割的庄稼地。当时，庄稼地还淤积着脚面深的水，日本鬼子的嘶叫声、马蹄声，仿佛就在身边。为了防止敌人发现我们，当我啼哭时，母亲用乳头堵住我的嘴。母亲说，在生我的日子里，没有安静地吃过像样的一顿饭，有时连水都喝不上。当时我的大姨妈家所在的池庄村离我们家10来里路，她看到我们家中这种艰难处境，以我出生向我们家贺喜吃“百家饭”为名，向庄上各邻居家借粮食。母亲拖着虚弱的身体，为了维持家中生活，在我还没满月时，就背上粪箕(筐)和锄头上坡挖茅草，回家烧火做饭。据说，当时我们和小叔张永奎家合伙养一头牛，我们家没草喂养，他们照顾我们，由他家单独喂养，不再轮流，但烧火做饭只能靠挖茅草根来解决。母亲讲，一次在日本鬼子进村“扫荡”时，在我家用刺刀对准我的胸膛，吓得我浑身哆嗦，脸色发黄。一个汉奸说：“这孩子像生病一样，不刺死他也活不了几天。”临走时，日本鬼子把我家的锅屋放火烧了。
母亲撑起这个家
对祖辈我知道得不多,对爹爹我也没有印象,奶奶在我记事时因终日劳累50多岁即弯腰驼背了，家中的事她还要管着。对父辈我是了解的。据老人们讲，因生活所迫，父辈只存活兄妹三人。大爷张永乐在当地是个能说能干的庄稼人，谁家有事他都去说说、评评道理，庄上人送他外号“尖嘴”。由于父亲张永贤从小上学，后来参加革命，一直没呆在家，大爷是我们家中的顶梁柱。小姑出嫁在李圩,姑父李增科是小学教师。大爷家有三个孩子，我家是兄妹五个。由于父辈没有分家，我们堂兄妹都是排行称呼的。男孩中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女孩姐妹四人。20世纪60年代初父辈分家后，我的家庭完全由母亲当家做主。
据母亲讲：父亲结婚后还上了一年中学，第二年下学后，就被徐殿高、徐春高兄弟二人介绍参加地下党组织。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共产党的活动要求保密性强，善良的母亲也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只知道八路军好、国民党坏。父亲加入地下党组织后，母亲说他经常晚上出去开“黑会”，也不知道干的是什么事，有时还免不了和父亲发生口角。母亲还经常唠叨，叫父亲不要干坏事。
1946年，父亲参加了八路军，参军不久即随部队北撤山东。父亲参军后他参加革命的身份就公开了。当地以赵××为首的国民党伪政权、“还乡团”知道后，纠集地方土豪劣绅把我家的粮食扒光了，草和房屋烧光了，还把我大爷张永乐吊在家门前的树上打得皮开肉绽，要他劝说我父亲回来投降国民党，不然就斩草除根。无奈之下，母亲将出嫁时娘家陪送的16块大洋全部拿出给我大爷做盘缠。我大爷知道这钱沉甸甸的，这是救命的钱啊！大爷无奈之下就提着篮子，手拿水瓢，一路上冲破敌人多道关卡，一边讨饭，一边打听父亲的消息。
到了山东郯城找到父亲所在部队的领导后，大爷向父亲和所在部队的领导诉说家乡的土豪劣绅对我们家的压榨后，父亲坚定地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既然我跟着共产党，我就坚定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日本鬼子已经投降了，国民党统治的时间也不会太长。”父亲千叮咛万嘱咐，要大爷回家路上保重，把我奶奶照顾好。并叫我母亲耐心等待，拉着我好歹地过日子，他会活着回去的。当时，家中生活相当艰难。
大爷从郯城回家后，故意装着没有找到我父亲，当时的土豪劣绅几乎天天带着枪到我家威胁。母亲说：“当时是今天活着，明天还不知道到哪去呢？”这个家大爷是不能呆了，只好出远门给人打长工。家里没有男人了，只有奶奶、大娘、母亲、堂姐和我们小姊妹，母亲在家生活更加艰难，当地土豪劣绅头子赵××、张××等人三天两头提着枪到我家，要我家出去找人。母亲说：“他大爷（比做我的称呼）去山东这么长时间没找到，你叫我娘儿们到哪里去找人啊？”在他们的威逼下，母亲只好丢下我们家中老小，一边讨饭，一边往东乡找我大爷。为了安全，母亲脸上还故意抹了锅底灰，破衣褴褛地提着篮子走了。当路过桑墟大桥时，母亲发现桥上桥下都是正在洗澡和没洗澡的国民党兵，河边还站放着打开刺刀的枪支。
父亲没找到，我大爷也没回来，地方伪政权更加对我们家残酷压榨。母亲非常坚强，为了维系这个家的生存，她起早贪黑，披星戴月，白天为地主家锄地打工，夜里还要赶做布鞋到集市上卖。据说，当时一双布鞋能卖两块大洋，母亲利用二至三个晚上就可以做好一双布鞋。当时一亩地要20块大洋就能买到，大约10双左右布鞋就可以买一亩地。就这样，一两年下来，母亲利用卖鞋和为地主打工的钱买了四五亩地，家中有了基本的生活来源。
我对母亲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的勤劳和对子女的管教。母亲大字不识一个，但很聪明，会算计过日子；很能干，庄里庄外经常有人找她帮忙；通情达理，乐于助人，善于持家。她对我们子女教育很严格，她经常要求我们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连吃饭坐姿都要管；她最不能容忍的是孩子说假话，一旦发现就要挨打。她对家庭管理严格，她常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母亲的一生是厚德善行的一生、饱经风霜的一生、勤劳质朴的一生、节俭持家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她为了社会的和谐、家乡的美好，为了家庭的幸福和子女的成长成才历经沧桑，含辛茹苦，不辍劳作，默默无闻，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和汗水；她宽厚仁慈，教子有方，呕心沥血，任劳任怨，把子女培养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她待人真诚，乐善好施，和睦邻里，友善乡亲，深得远亲近邻的敬重和爱戴。她的崇高人品和亲善美德是我们子女及其后代至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母亲已91岁高龄，我们兄妹几个的家事她还在经常操心。2013年4月郑州发生H7N9禽流感，她叫我妹妹张建华专门打电话给我，要我不要到处乱跑乱吃，注意防范。我听了非常感动，我都70多岁啦，还有母亲在关心着，真是幸福啊！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