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张伯驹的收藏，写了张伯驹的词，也就是写了张伯驹的人生。书画伴随着他的一生，词也伴着他的一生，在行笔之间，真如欣赏旧时月色，斑斑驳驳，时隐时现，他那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贵胄子弟的倜傥而又富有诗意的情怀，无法用新文化的语境来评定，只能用传统的品评文人的标准来看，他是集牡丹之高贵、菊花之隐逸、莲花之君子、丝竹之潇洒于一身啊！

张伯驹的人生品格该值多少啊！张伯驹身上集聚的比国宝更珍贵的，是他的文人精神。也许，这是在今后的时代里很难再看到的一种做人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永恒的。

《文汇报》高级记者郑重先生多年来一直关注张伯驹其人，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编撰《烟云过(张伯驹传)》一书，以生动细腻的笔触，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尘烟，寻找关于张伯驹的种种记忆。

张伯驹（1898—1982），原名张家骐，河南项城人。是一位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著有《丛碧词》、《红毹纪梦诗注》等。出身官宦世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被称为“民国四公子”。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等职。刘海粟曾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文汇报》高级记者郑重先生多年来一直关注张伯驹其人，在张伯驹生前曾多次拜访，深得张伯驹信赖，亲闻了许多往事。《烟云过（张伯驹传）》以张伯驹的经历为主线，以其所好之书画鉴赏、诗词、戏曲等为生发点，用一些重大事件来全面反映其波涛汹涌、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生动细腻的笔触，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烟尘，寻找关于张伯驹的种种记忆。

自序

开卷

第一章 身世钩沉，张家旧事

第二章 少历风浪，称帝与复辟之间

第三章 勘破政局乱象，解甲从商

第四章 一妻三妾，欢乐与纠葛并存

第五章 翩翩四公子，齐名海上闻

第六章 师从余叔岩，红毹梦圆

第七章 三购《平复帖》，终偿所愿

第八章 沪上涉险，感受炎凉世态

第九章 为保书画，避走长安

第十章 变卖豪宅，辗转买进《游春图》

第十一章 痴心付收藏

第十二章 旧家烦恼，剪不断理还乱的财产纠纷

第十三章 好景难留，承泽园中往事

第十四章 再见《伯远帖》，物是人已非

第十五章 捐献八大宝，至情至性真爱国

第十六章 一出《马思远》，断送中州老词人

第十七章 报知遇之恩，再捐《百花图》

第十八章 几经磨难，终归平淡

第十九章 过眼烟云，收藏趣事

第二十章 以诗词相伴的人生

终篇 聪明正直即为神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关东军撤退，伪宫也是一片混乱。溥仪把从北京宫中盗出的书画珍宝，捆载而去，为了减轻负担，不惜把原有的木盒和所有的花绫包袱皮一概去掉，塞入木箱之中，其他均无法装运走。溥仪逃出长春伪宫，一行人数还是不少，有旧时臣僚，伪宫侍卫，还有皇亲国戚，当然是日用浩繁，只能以最低廉的价格出售书画以换取一群人的生活消费。再就是从长春小白楼散出的书画，也是甚为可观。

1946年，散失在东北的书画文物逐渐出现在市场，国民党接收大员、文物鉴藏家、外国古董商及北京、长春、沈阳、天津等城古玩文物店商人，纷纷登场，为猎取文物而进行角逐。

在这个角逐场上，张伯驹匆匆而至。但他不是要抢购某件国宝，而是找到刚从重庆东归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提出两项建议：一，所有赏溥杰单内的文物，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价购收回；二，选精品经过审查论价收回。经张伯驹考订，佚目一千一百九十八件中，除赝品及不甚重要者外，有历史艺术价值的精品约有四五百件。按当时的价格，不需要过巨经费可大部分收回。

“你这一建议的结果如何？”笔者曾这样问他。

“南京政府对此漠不关心，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亦只是委蛇进退，犹豫不决，遂使许多名迹大多落入琉璃厂古董商之手。”张伯驹似乎不太愿意再回忆往事，只是简单地说了这两句就又沉默了。

“往事不堪回首，有些事都写在《春游琐谈》那部稿子里……”他拿了印泥盒，又到另一个房间去了。

最早打开伪宫佚失书画买卖大门的是北京玉池山房主人马霁川（一作马济川），他去东北收购最早，其次则是论文斋主人靳伯声。提到这两个人，张伯驹说：“两人皆精干有魄力，而马尤狡滑。”其后就是由琉璃厂发展起来的“八公司”。对北京的古玩行业来说，如同发现新大陆，兴奋不已。于是东北货成了热门，大走红运。凡是国外公私收藏的《佚目》书画，除了当时接收大员郑洞国和少数国民党要员在长春有限收购的一部分外，余则多由玉池山房、论文斋及琉璃厂八公司经手。

马霁川第一次从东北就带回二十多件，送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约请张伯驹、张大千、邓以蛰、于省吾、徐悲鸿、启功等审定。对这二十多件书画，张伯驹都有具体的审定意见：

明文徵明书《卢鸿草堂十志》册，真；宋拓欧阳询《化度寺碑》旧拓，不精；明文震孟书《唐人诗意》册，不精；宋拓《兰亭》并宋人摹《萧翼赚兰亭图》画，不佳；明人《秋山萧寺》卷，不精；清刘统勋书苏诗卷，平常之品；五代胡瓌《番马图》卷，绢本，不真；宋人《斫琴图》卷，绢本，真；唐人书《金粟山大藏出曜论》卷，藏经纸本，宋人笔；明人《山堂文会》卷，纸本，不精；明文徵明《新燕篇诗意》卷，纸本，不真；明李东阳自书各体诗卷，绢本，真，不精；明仇英仿赵伯驹《桃源图》卷，绢本，不真；宋缂丝米芾书卷，米书本，伪；宋高宗书马和之画《诗经？闵小子之什》卷，绢本，真，首段后补；元盛懋昭《老子授经图》卷，纸本，不真；明沈周《山水》卷，纸本，不真；清王原祁《富春山图》卷，纸本，浅绛，真；明祝允明书《离骚首篇》卷，不真（见高士奇《秘录》）。以上审定者多伪迹及平常之品。另有唐陈闳《八功图》卷，绢本；元钱选《观鹅图》卷，纸本；钱选《杨妃上马图》卷，绢本，则送沪出售。而《八功图》与《杨妃上马图》并已流出国外。盖马霁川之意，以伪迹及平常之品售于故宫博物院，得回本金而有余；真精之迹则售与上海，以取重利，甚至勾结沪商展转出国，手段殊为狡狯。

由于马衡的“委蛇进退”，没有接受张伯驹的建议收购伪宫散出来的精品，而今天收进这样一批鱼目混珠的东西，叫人该作如何感想呢？

后来，故宫博物院开理事会，讨论收购事宜，会上决定共收五卷，为宋高宗书马和之画《闵予小子之什》卷、宋人《斫琴图》卷、盛懋昭《老子授经图》卷、李东阳自书各体诗卷、文徵明书《卢鸿草堂十志》册。其他虽有几件精品，无法再收了。马衡认为买马霁川的那批东西，时间已过去一个多月，款子还未付清，日占本息，有点对不起马霁川。对此，张伯驹感慨地说：“诚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矣。”讨论到范仲淹《道服赞》卷，理事胡适、陈垣等以价钱昂贵而拒收，决定退回。此时正是急景残年，张伯驹鬻物举债把《道服赞》卷收了下来，他说：“胡适、陈垣等，对于此道实无知耳。”

P119－121

我退休之后，兴趣集中于人物传记写作，所写的人物都是自己所熟悉的，而且有过较多的交往。我和他们相识是在“文革”期间，那时他们已被打入另册，生存环境维艰，我是由于工作之便而接触了他们。所谓日久见人心，和他们接触的时间长了，他们对我的防范渐消。我走进他们的心中，感受到他们人格的魅力，敬慕之情油然而生。我和他们交谈，不是作为采访者，而是一名仰慕者，所以交谈时就不能穷追不舍地去“挖”材料，只是听他们谈，谈什么我就听什么，谈到哪里算哪里，加上我多方搜集，积聚了许多资料。后来有人说我是在做“抢救”工作，我实在是没有那样的境界。那时我也很迷茫，只是感到中国文化已处于末日黄昏，今后可能再也见不到像他们这样的人了，中国再也不会出现像他们这样的人了。那时没有写书的想法，只是想做一本秘籍，传诸朋友间，对他们的人格及艺术作一番品赏。

几度春风，几番秋雨，换了人间。可以写书出书了，我才想到了人物传记的写作。那时我就有了一个理念：在历史长河中，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并不能说明什么，如果把许多人的生命历程和活动环境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真实地表述出来，那就是历史，才能体现他们的价值。在这样的理念支持下，我写了一批人物传记，这也正是从事传记写作的人常以此而自慰的。但是，我这种自慰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在传记陆续出版之后，我就发现材料的疏漏及写作中的不足，心中难免产生了遗憾。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传主的材料发现得越多，我就越感到愧对传主，心中的遗憾也就越大，而补充、修改甚至重写原来作品的愿望也就愈发强烈。所以人物传记的写作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遗憾有时会变成一种心病。

2014年某日，中华书局余佐赞、于欣、胡正娟诸君来寒舍小坐。一杯清茶道古今，也谈写书出书的事，言及我的这种遗憾，他们也未置可否。闲谈时这种言者无意、听者无意之事是常有的。可在数日后，于欣、胡正娟二君又再次光临舍下，谈起如何让我弥补遗憾，重新出版几种人物传记之事。我被他们的善解人意感动得几乎老泪纵横。她们随即带走我过去写的几种人物传记，说是研究后才能决定。数月后，她们告知拟重新出版《林风眠传》、《张伯驹传》和《张珩传》。

我先对《林风眠传》作了较多的补充和修改。这是因为我认识了电影制片人柳和清先生，20世纪50年代，他和林先生有较多的交往；我还认识了席素华女士之子王泽良先生，他少年时代随林先生左右，他们都为我提供了许多资料。有趣的是，杭州风眠民间工作室的徐宗帅先生，自费“寻找林风眠”十多年。凡是林先生生活过的地方他都去，凡是认识林先生的人他都要访问，他为我提供了一些珍贵的照片。林风眠重访巴黎并举办个人画展的情况，我一直不甚了然，广州林风眠艺术美术馆的姚远东方小姐和巴黎的李丹妮相识，得到了林先生去巴黎时与李丹妮往来信件几十封。李丹妮是林先生老朋友李树化的女儿，又是林先生在巴黎举办画展的经办人。以后，我又联系到姚远东方小姐，她为我提供了林先生巴黎之行的照片。更为重要的是林先生的外孙杰拉德从巴西来到上海，我和他见了面，然后他又去了杭州、香港，《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陈若茜沿途跟随采访，陈小姐后来把采访到的资料提供给了我。

对张伯驹、张珩也是这样。我为他们写的传记虽然出版了，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对他们的关注，继续在收集他们的资料。如果不把新的资料、新的发现通过对原来的传记予以修订时表现出来，那不是让我心中留下更大的遗憾，承受着更大的不安吗？

我曾经多次拜过张伯驹先生，也请他为我的藏画写过题跋。张先生内敛寡言，我又是带着敬慕的心情去看他，不敢请他谈传闻中的事情。后来读到他儿子张柳溪先生的口述《父亲张伯驹的婚姻》(张恩岭整理)，看到他收藏之外生活的一角；后又从中央文史馆资料中张伯驹写的几种《自述》及“文革”期间在东北写的交代材料；近来又从寓真著《张伯驹身世钩沉》一书中，读到张家财产纠纷的几个法律文件。在这次修改时，除了对张先生写的一些材料及张柳溪的“口述”作了较多的引用外，也采用了寓真先生及其他有关著述中的资料，但对张先生生活中的事都未作展开，还是主要集中在收藏方面。在修改时，把张先生的收藏和他的词对应起来，加强了他收藏时心情的分析。张伯驹不只是大收藏家，也是当代大词人，对词的理论研究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功。词是张伯驹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且两者融合在一起，要了解张伯驹，就不能不读他的词，特别是每首词前的短序，更值得细读和深入研究。

我没有见过张珩(葱玉)先生，但是他的朋友谢稚柳、启功、谢辰生、曹大铁、唐云、王世襄、谭敬等，都是我熟悉的。我之所以要为张珩写传，那是因为从他们那里听到他的许多故事，只要谈到古书画鉴定，张珩的事总是挂在他们嘴边。但是张珩在1949年以前的资料很少，在开始为他写传记时，我是下了功夫的，待把他的日记、诗稿发掘出来后，对他才渐渐地清晰起来。后又认识了张先生的两个公子和女儿。某年我去美国探亲，得到王伊悠小姐、马成名先生的帮助，了解到张珩收藏的书画流散在国外的情况，诸如藏品的名称，如何流散出去，现在藏于何处，查到的藏品和流散了的藏品相比，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次传记修改，还介绍了张先生对一些古书画的鉴定，特别是对一些有争议作品的鉴定。在这方面已经引起海内外鉴定界、收藏界的关注和研究。

我这次对三本传记的修改都补充了一些新资料，应该说也尽了一些努力。但还是难免有旧的遗憾未能全消，又增添了某些新的遗憾之感，真是无可奈何，只能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了。  光阴岁月不饶人。我在修改三部书稿时，常有力不从心之感，所以有些章节稍显得杂乱。责任编辑于欣、胡正娟二君，删冗去杂，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万君超先生对样书稿作了审读校正，作出了奉献。他们的辛劳又恰值酷暑炙人，实在令我惴惴不安。连同本文中所提到的对这次修改有所帮助的海内外诸君，我再次致以最真诚的感谢。

郑重

2015年7月30日百里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