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主张敬隐渔在里昂就学的理由，在这篇日记里只提出两条。还有他当时没有明言但同样看重的一点，那就是里昂风气淳朴，而繁华的巴黎充满诱惑，他担心西方文明的美酒会让这个稚嫩的青年人受到毒害。
敬隐渔告别时，罗曼·罗兰以他的《甘地传》、《爱与死的游戏》以及末卷《约翰一克利斯朵夫》相赠。不过，敬隐渔带走的不仅是几本书，更有罗兰一家的亲情。蕾芒湖畔之晤，让年轻的中国客人终生难忘，从此他不但称罗曼·罗兰为“我亲爱的导师”，还把罗兰的父亲称作“您的老爸爸”，把罗兰的妹妹称作“您的妹妹小姐”，不知不觉中和他们亲如家人。
当两颗心灵互相吸引，思想和情感深度交融，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无须任何请求和承诺，敬隐渔从此成了罗兰的弟子和被保护人。罗兰的关怀，将在敬隐渔此后的人生中，无论是顺利还是艰难的关头，都产生重大的影响。
敬隐渔在《蕾芒湖畔》中谦虚地说：“我料到这恐怕是第一回才自神秘的极东，自古老的中华诱来了一位青年拜访。”笔者阅遍罗曼·罗兰日记和书信，可以肯定敬隐渔的确是造访奥尔加别墅的第一个中国人。梁宗岱（1903一1983）、汪德耀（1903一2000）、阎宗临（1904—1978），这些同代的知识精英到法国留学都先于敬隐渔，有的甚至早了数年，然而他们都是受到敬隐渔蕾芒湖畔拜师的启发和鼓舞，才循着敬隐渔的足迹相继拜访了罗兰。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为了寻找逝去的时光，笔者和夫人来到瑞士维尔纳夫。现代的电气化“火车”不再发出脱卜脱卜的声响。走出车站，仍旧是一片柔和的静谧。步行三五百米，穿过滨湖路来到湖边，一幅壮阔的中国山水画似的天下罕有的美景豁然展现在眼前：蕾芒湖这欧洲西部最大的湖泊，从我们脚下伸向无垠。它由阿尔卑斯山无数条融雪的激流和汹涌的罗纳河水汇注而成，但它却碧水如镜，波浪不兴，真正是有容乃大。举目远眺，湖对岸，阿尔卑斯山脉干峰峥嵘，山头白雪皑皑，山腰云雾缭绕，雄奇险峻中蕴含着坚忍高洁；而这一切又都倒映在清澈的湖水中，仿佛在和我们亲近。联想起敬隐渔在《蕾芒湖畔》中的描写：“庄严的亚尔伯山脉被翠烟笼罩，下边照在碧湖里，上边剪断苍天”，我慨叹八十多年的光阴并未让大自然的容颜稍改，也为敬隐渔的神来之笔历久弥新而心折。身临其境，我更能够领悟敬隐渔的话：“这湖山的美景恰配得它的高标出尘的住客，罗曼·罗兰。”
我们沿着坡路几经转折，再经几个中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指点，终于看到一块路牌：“罗曼·罗兰林荫路”。奥尔加别墅就在这条路的九号。瑞士人民以罗曼·罗兰的名字命名他生活、写作、战斗过的街道，是对这位卓越人物最好的纪念。我们熟悉《小说月报》一九二六年发表敬译《约翰一克利斯朵夫》时所配的奥尔加别墅的图片，急于见到那山村农家似的园地和小楼。
我们来到罗曼·罗兰林荫路九号。昔日“乡式的篱落”已经被修剪得十分工整的高高的绿篱代替，“半掩的柴扉”已经变成关得严严实实的宽大铁门，两扇门做成一宽一窄闭合的黑色郁金香花瓣的形式，宽的一扇上画着几支白色的郁金香。门左边嵌着一块醒目的标牌：“罗曼·罗兰别墅”。别墅今日的主人是一位法国实业家。我们正在大门前拍照，来了一位邮递员，告诉我们别墅的主人目前不在这里。我们围着高高的绿篱徘徊，通过绿篱的间隙从几个角度向里面探望。是它，是它，虽然经过装修，有些改变，我们还是认出了昔日的它！双层的小楼，屋顶有一个老虎窗……啊，终于见到了你，奥尔加别墅！
我们依依不合地离开奥尔加别墅，感觉中，仿佛刚从昔日那座朴素的山村住宅中走出来。像当年罗曼·罗兰陪伴着敬隐渔一样，我们顺坡路而下，不出二百米，越过拜伦林荫路，就到了昔日的拜伦旅馆。那座原建于一八四一年的旅馆，后来又接待过访问罗曼·罗兰的尼赫鲁和泰戈尔；一九二九年改为中学；一九三三年毁于火灾。我们看到的楼房是按原样重建的，现已改为老人之家，但雨果在阳台上向欢呼的人群致意的场面永远留在维尔纳夫的史册。从那里向右方眺望，希雍堡屹立在水中，我们索性再接再厉，去抚摸一下相传拜伦参观时在地牢石柱上留下的印记。从希雍堡出来，我们再向西行，走到佛威，重温卢梭和华伦夫人的故事……而在这令人心旷神怡的漫步中，我眼前不断闪现的是，拿着手杖的欧洲长者罗曼·罗兰和中国青年敬隐渔一边并肩漫步一边亲切交谈的身影。
P110-112
这本书凝聚了笔者五年多的心血。这项工作用了这么长时间，真是始料未及。
我在前言中曾经表达过自己对文献资料的推崇和对历史真实的虔敬，期望孜孜以求地写一部科学的历史传记。一切尽在书中，自有读者评判。
只要如初所愿，通过这本书再现敬隐渔的真实人生，增进读者对这个历史人物的了解和关注，对敬隐渔研究有所推动，我这文化田园的不惜力的耕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此时此刻，我最想说的是，多亏许多单位和人士的热情支持，本书才得以完成并具有今天的面貌。
我要感谢法国国家图书馆、里昂市图书馆、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图书馆、巴黎亚洲之家图书馆、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巴黎外方传教会亚洲图书馆、法国外交档案馆、法国邮船公司历史档案馆、瑞士巴塞尔高等院校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成都市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等，没有他们悉心收藏和慷慨借阅于我的珍贵资料，本书的写作便失却了依据。
我要感谢的热心人士有：
沙百里（Jean-Pierre Charbonnier）博士，法国著名宗教学家、汉学家、鲁迅研究专家。初次会面，他就将事前认真准备的一摞笔记和资料相赠。他不但帮助我了解了法国天主教在四川的历史，还成为我在宗教和拉丁文化方面有问必答的顾问；
让-马克·格兰（Jean-Marc Guerin）先生，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出色的考据专家。他为我提供的八十年前法国和瑞士史地人文的精确细节为本书增色良多。尤其让我感动的是，他曾在圣诞节前夕冒雪驱车从度假地前往百里外的勒阿弗尔市，为我获取一份有关敬隐渔的文件；
巴黎第四大学接待处的菲利普·绍伯恩（Philip Schonborn）先生。该校就是敬隐渔曾经读书的索尔邦。听了敬隐渔的故事，绍伯恩先生深受感动，破例为我开启了索尔邦大礼堂的庄严的大门，让我有缘目睹敬隐渔激赏的皮维·德·沙瓦纳巨型画作。他还多方联系，帮助我查询敬隐渔当年在该校学习的档案：
胡传淮先生，文史学者，也写过关于敬隐渔的文章。他任职于遂宁市蓬溪县政协文史研究室。承他和有关领导的重视，为我的学术调研组织了座谈和访问：
以拍摄系列方言剧“李扯火”走红的遂宁电视台的易亨良先生。他人脉广、善沟通，我在遂宁调研期间蒙他陪同，效率大大提高。为追踪敬隐渔家族历史的变迁，他竟约集来当地公检法各界的朋友；
上海理工大学的王细荣先生，图书情报学专家。他陪同我参观了敬隐渔母校上海中法工业专门学校旧址。他说：“我会向您无保留地提供自己掌握的一切资料。”这句话让我难以忘怀；
还有法国里昂大学李尘生（Danielle Li）教授，里昂福尔维耶尔大教堂吉尔（Sander Gilles）神父，法兰西研究院岑咏芳女士，瑞士维尔纳夫旅游处罗让（Chantal Logean）女士，资深出版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李景端先生，四川大学王锦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张振辉研究员、高中甫研究员、罗新璋研究员、叶廷芳研究员、林一安编审、林洪亮研究员、王逢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葛夫平研究员，画家高连华先生，美籍华裔张克琦女士，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胡晓副教授，四川大学图书馆范晓燕女士，成都李渝女士，上海欧阳建新女士，里昂中国留学生余苏先生等。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夫人陈绪光，由于她全程全力的支持，我才能锲而不舍，实现这考验意志和耐力的长征似的探索之旅。
二○一四年四月九日
搁笔于巴黎蒙马特尔高地北麓寓所
我要为本书的问世向上海文艺出版社郏宗培总编辑表示敬意。他编务繁重，还经常奔波于书展和学术活动。但他在百忙中读了这部书稿，迅即作出决断：“您的此作是对二三十年代上海文界材料的一个补充，内容和您的功力都不错，当前纸质书的市场前景是不乐观的，但我还是想接受下来。”这句平实的话表现出一个优秀出版家的眼光、承担和魄力。
罗曼·罗兰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十日的日记中写道：“年轻的中国人、《约翰一克利斯朵夫》的译者敬隐渔来访。他从上海直接抵法。”在一九二六年为罗兰六十寿辰出版的《罗曼·罗兰友人之书》的撰稿人名录上标明：“敬隐渔，让一巴蒂斯特，作家，中国上海。”敬隐渔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文坛尽显才华，又于三十年代初在上海绝迹人间。在他被历史隐蔽了八十余年之后，这部《敬隐渔传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更具有一层象征性的意义。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日又记
二○○九年四月初的一天，巴黎蒙马特尔高地北麓笔者的寓所。漫长阴冷的冬季之后，终于迎来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窗外，街对面人行道上走过一群户外活动的小学生，像放出笼子的鸟儿，叽叽喳喳、乐乐陶陶，更添一重春意。
我刚在网上淘来一个路易一菲利普时代的书柜，虽是将近二百年前的古董，但红樱桃木的质地，简约的线条，仍透着雅致和淡泊。书柜就放在这临街的客厅兼书房里，射进来的阳光经玻璃柜门反射，斗室显得明亮多了。我和夫人绪光正从过厅的书架上选一些最常用的书，搬过来充实这书柜。忙碌间，她递给我一个文件夹，说：“你的这些宝贝，是不是放在书柜下层的抽屉里？”
这文件夹里保存着昔日良师益友们给我的一些信。我随手打开，一页页地翻着。虽然都是故纸陈迹，有的甚至仅写着片言只语，偶又读之，每张纸面所承载的记忆犹新：在北京大学西语系读书时盛澄华（1912—1970）教授的一页短信，对班里要举行的莫泊桑作品学习心得讨论会提出建言；郭麟阁（1904—1984）教授的一张字条，交代我在法语讲演晚会上讲演时应注意的细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研究生时的导师罗大冈（1909—1998）的几封信，对我的习作详加评点。
一封印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红字笺头的信，映入我的眼帘。那是戈宝权（1913—2000）先生给我的一封信，信文是用蓝色墨水钢笔写的，字迹已有些淡化，但那笔画紧凑、一丝不苟的钢笔行书仍是那么熟悉。宝权先生是俄罗斯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后来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是我敬重的前辈文人。他翻译的普希金名诗《我的墓志铭》、《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少年时代曾吟诵不倦。从一九六二年北大毕业，到一九八八年负笈旅欧，在二十六年时间里，我和宝权先生同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有幸经常聆教于他。他曾不止一次和我讨论过涉及法国文学的问题，例如《国际歌》翻译中的问题；偶尔也让我为他翻译一点法文资料。
我不禁坐下来，细细阅读。
张英伦同志：
当此新春佳节即将到来的时候，谨先向你祝贺节日幸福康乐！
承你为我把罗曼·罗兰夫人的来信译出，非常感谢！现我可根据你的精确的译文再复信给罗曼·罗兰夫人。又罗曼·罗兰夫人还寄了Jean Lepine写给罗曼·罗兰的信给我，其中提到有关敬隐渔的病的问题，也请你在有空时协助译出，因我正准备写的一篇《鲁迅、罗曼·罗兰和敬隐渔》的文字中，要引用上数行，现在此向你预致谢意！
我刚接到《名作欣赏》一九八一年第五期，知道你的《大仲马传》已经连载完；还有你译的《茶花女》（剧本）也即将出版，很为你高兴！谨祝你在新的一年里，在科研和译作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戈宝权
八二年一月十八日
外奉上《（阿Q正传>在国外》一本，请教正！
宝权先生信中所说的Jean Lepine，中文名雷宾（1876—1967），是法国精神病学专家、里昂大学医学和药学院院长、里昂中法大学协会会长。要我翻译的雷宾给罗曼·罗兰的信，内容主要是向罗兰介绍里昂中法大学学生敬隐渔的病情。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把这封信的译文交给宝权先生时，他很认真地对我说：“英伦同志！早在二十年代，敬隐渔就把罗曼·罗兰的《约翰一克利斯朵夫》译成中文，把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译成法文。他是作家、翻译家，也曾在法国留学。你懂法文，正在写外国作家传记，希望你将来能有机会对敬隐渔做个全面的研究，写一部敬隐渔的传记。”
敬隐渔这个名字，我是读了雷宾的这封信才知道的。而这封信谈的仅仅是敬隐渔的病情；敬隐渔是何许人，我还不甚了了。那时期我正专注于外国作家传记的写作，对宝权先生的这个建议并没有多加。考虑。
数年过去，一九八八年九月初的一天，我从北京东城的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到西郊的北大燕东园拜访罗大冈先生。我曾无数次登上燕东园三十号那座二层小楼向他请益。因我即将赴法，这一天话题更加丰富。大冈先生是罗曼·罗兰研究专家，他谈起自己一九八二年最后一次访法时三访罗兰夫人的一些情况，并由此说到和罗兰交往过的敬隐渔。他不无遗憾地说：“这次访法，本想搜集一些敬隐渔的资料，可惜未能如愿。”他又习惯地用手轻拍着我的胳膊说：“你这次去法国，建议你把敬隐渔纳入调研计划。他和罗曼·罗兰关系密切。他的传记还是个空白。”说罢，递给我一份他发表于《人民文学》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的《三访罗曼·罗兰夫人》的复印件。其中写到，罗兰夫人拿出一些中国人的来信，让他帮助整理：
我注意寻找敬隐渔的信，可惜没有发现，因为敬隐渔是中国最早介绍罗曼·罗兰和翻译《约翰一克利斯朵夫》的人，可能也是和罗曼·罗兰往还最早、时间最久、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中国青年。
我体会到大冈先生希望我继续他未竟之事的心意，也意识到完成这托付的难度。
二位师长不约而同的建议，终于引起了我的重视。不过来法国后要做的工作很多，这件事还是搁置了下来。
不料这一搁就是二十年！宝权先生和大冈先生都已作古。接连几天，这桩憾事萦绕着我。绪光说：“或许已经有人写了敬隐渔的传记呢！”于是，在她的帮助下，我在互联网上对有关敬隐渔的信息作了一次大搜索。网上读不到的文章，就托国内亲友扫描后传给我。我发现人们对敬隐渔的关注有增无减，注意到人们对敬隐渔及其文学成就已经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不过显而易见，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文献资料的匮乏和语言、地域的隔阂，人们对敬隐渔的了解还很不全面，谈论大抵限于敬隐渔翻译《阿Q正传》和《约翰一克利斯朵夫》的简略情况，而对其整个文学成就，尤其是占很大比重的法文著作和译作的研究，还基本是空白。对敬隐渔生平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还止于传说。从他的出生、家庭、学历、活动、疾病到死亡，许多环节上真知有限，而谬传不少。与他有关的文学史上的疑案，虽然做了一些探究，仍然难说已经水落石出。
总之，给我的印象是：敬隐渔仿佛站在一条宽阔的河的对岸，人们知道他就在那里，但其形象却犹如雾里看花，影影绰绰，远不完整和清晰。
戈、罗二位师长的话在我的脑海里回旋，我有了涉过河去，真切地认识敬隐渔，写一部敬隐渔传记的强烈意愿。
但我要写的是一个历史人物的真实传记，不容许任何的想象和虚构。有关敬隐渔生平和创作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既是检验各种传说的试金石，又是涉过河去一睹敬隐渔真颜的立足基石。而能否获得足够的文献资料，我还毫无把握。
决心既下，我就为收集敬隐渔文献资料而全力以赴地展开了行动。我去过欧洲所有可能收藏相关资料的地方。每到一处，我都先向接待者介绍敬隐渔其人，虽只寥寥数语，但每一次都能赢得他们的理解，一扇扇历史文献阅览室的重门向我这个中国学者敞开。经过大海捞针般的寻觅和发掘，书信、日记、文章、书籍、报刊、杂志，一件又一件有助于了解敬隐渔的文献资料呈现在我的眼前。几乎每一程的奔波都或多或少有所收获，令我一次又一次地惊喜。
宝权先生在发表于一九八六年第四期《法国研究》的《罗曼·罗兰和中国》一文中说，据罗兰夫人提供的信息，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封存的罗兰档案中有三十七封敬隐渔来信。我不但极其幸运地看到了这些信函的真迹，而且还收集到更多的敬隐渔信函，并且做了全盘抄录，得以从容研读。
欧洲人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浓厚的历史情怀。他们对作为历史见证的档案资料视若珍宝，保存得完整而又科学。以罗曼·罗兰这个历史人物为例，他们不但珍藏罗兰本人的全部著作手稿，连别人给罗兰的信件也尽数保存。敬隐渔这个东方青年的为数可观的手迹，就这样得以存留。
在发掘文献资料的同时，我遍访了敬隐渔旅欧期间到过的地方：法国的巴黎、里昂、马赛、莫东、安纳西，瑞士的苏黎世、维尔纳夫、佛威、格朗、莱因费尔登。身临其境，重温敬隐渔昔日活动的情景，感同身受。
这期间，除了在国内查询书刊资料，我还循着敬隐渔的足迹，在上海、成都、遂宁、彭州等地做了两次长途的调查研究。
不少空白还有待弥补，其中的一些恐怕再也无望恢复。但是，通过几年来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的成果，一个相当充实和生动的敬隐渔的形象已经活跃在我的脑海，我要再现敬隐渔真实人生的信心也随之坚定。
敬隐渔虽非伟人，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由生到死，幸与不幸，集中了那么多奇特的元素，堪称一个天造地设的不平凡的人物。可以说，像他这样奇特的人物，生活中不多见，中国文学史上更是难得一遇。
我相信，一部敬隐渔的真实传记，不但对我们了解一段中国文学史和敬隐渔其人具有认识价值，也许还能引发我们对人生、对事业、对疾病、对友谊、对人本主义理念等多方面的深层思考。
我迫不及待地要和读者们来分享这一切了。
最先把法国文豪罗曼·罗兰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部分内容翻译成中文的人！
最早把鲁迅的作品《阿Q正传》译介到法国的人！
敬隐渔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法国文学翻译史中一位长期被遮蔽了的传奇人物！
著名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和翻译家张英伦先生历时五年余，循着敬隐渔的足迹访遍欧洲各大图书馆藏，通过《敬隐渔传奇》一书，首次披露大量从未公开过的史料。他拨开浩繁卷帙，将敬隐渔与罗曼·罗兰密切交往的数十封信函公之于众。最大限度地逼近并还原出了敬隐渔短促如闪电，却闪动过刹那光辉的传奇一生。
《敬隐渔传奇》一书，张英伦先生用力颇深，历时5载，曾循着敬隐渔生前在四川、上海、法国、瑞士的足迹，实地探访调研，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并基于相关书信、日记、文章、书籍、报刊杂志等文献资料，一改以往“传说”的风格，通过考据、比较、分析，首次披露大量从未公开过的史料，将敬隐渔的个人活动置于当时的政治、文化、教育大背景下，全面、系统、客观地描绘了敬隐渔短暂而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可谓迄今最翔实、最科学、最接近史实的关于敬隐渔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值得一读。书中，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范式，娓娓道出有关敬隐渔的身世、学历、活动、作品、疾病、消逝等故事，且每每还罗列它们曾经的不同版本说辞，并一一加以辨析，故此书与其说为“敬隐渔传奇”，还不如说是“敬隐渔辩”。阅读此著，透过那优美、严谨而又具亲和力的文字叙述，可以感觉其字里行间，无不闪动作者对人生、对事业、对友谊的中西合璧式的思考，仿佛走进张先生创作的“自在世界”，忘记“阅”与“被阅”、“讲述”与“聆听”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