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把大学毕业时寄存在亲戚家的八箱书从乌鲁木齐运到了伊犁。当时也不知道，这一存就是七八年。而不觉间，我来新疆也已经十一年了。去年，进疆十周年时，我写完散文集《西出阳关》后曾梳理过十年来在新疆生活的一些关键词，其中就有散文和《散文》。
前一个散文，是我现在主要写作的文体。后一个《散文》，是十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在看的杂志。
也是在这八箱书里，有一箱是青少年时的摘抄本和初到新疆在图书馆借阅时复印留存的资料。在理书时，忍不住先翻起了摘抄本，主要是2003年和2004年阅读时的摘抄记录，大约因为多年未曾翻动，硬面抄本子还是完好的。随手一页页翻开去，真是想不到我那时会有这样的精力和耐力一页页地抄下去，两年抄了三本。要知道，那两年，正是我经历两次高考的年头。
从摘抄本中竟然发现抄于2003年的两篇文章，落款是摘自《散文》杂志，十二年过去，我已经忘记当初是怎么接触《散文》的了，肯定不是从其他文摘类杂志上转抄来的。联想起当时班里读报读刊的氛围很不错，同学间互相交换订阅的杂志，猜想大概是有同学订阅了《散文》，我交换着来看的，见有喜欢的短章，就抄了下来。后来终于因为高考的压力，报刊都丢在一边不再读了。细看我的那三本摘抄时间，基本都是两年高三时抄录的。到新疆上学时，大概觉得这些抄录的文章价值很大，就随身带到了乌鲁木齐。
到了新疆，重新接触《散文》，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陈所巨先生。那年。我十九岁．一个人跑到离家万里的陌生之地，正做着文学的梦，而家乡的作家陈所巨正是我就近模仿的对象。初到学校，每天都泡在图书馆，经常在一楼的期刊阅览室读一两个小时的文学杂志，再到三楼去借书。《散文》也是在这时候重新进入我的视野。从一本图书馆存档的《散文》合订本中偶然看到了陈所巨先生的大作，于是就将整本合订本(共六期)借回去看。除了陈先生的文章外，其他的文章也一篇篇地认真拜读，从此就迷上了《散文》里的散文，它的风格、遣词、立意，甚至装帧、设计，都是我所喜欢的。那是2004年10月、11月的事。
至此，每次在期刊阅览室总是先找找看有无最新的《散文》，时常遇到喜欢的文章，就随手抄在本子上。等到2005年第四期时，又看到了陈所巨先生的文章《庄子的草帽。》，正准备像往常一样抄存时，随口问了下图书馆管理员是否可以复印，没想到很方便，只是价格比复印店稍贵而已，于是复印《散文》里的佳作自此开始，近四年下来，共复印了两三公分厚，这些现在都和从乌鲁木齐运回的书一起存在我的书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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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排在这本开头的毕亮兄，我觉得是有福的，这并非是说姓氏音序赐福于他，况且，随喜帮助我们做了这本书未见得就有多大的快乐。十有七八，这个小册子及其上的文章，年末的时候也不能拿来凑算自己的创作指标。我今年三十五岁了。《散文》比我大两个月，也是三十五岁，像毕亮兄这样记挂着《散文》，专门写就了文字来为这本杂志庆祝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说毕亮兄有福，是因为毕亮兄听过我讲笑话。《散文》的土产之一，据说是张森的笑话，又据说有恰好为本书压轴的赵瑜兄所说的“天津style”，遇到极其投契的作者朋友来编辑部做客，汪惠仁老师一般会让贵客带一些笑话走，临行密密叮嘱一下：你来晚了，马三立你见不着了，凑合着看看张森吧。
毕亮兄还“切”了汪老师一幅字，而且是和同行的两位女作家一人一幅，要说这么多年了，汪老师的字，我还一幅也没有呢。
与毕亮老师同行的两位女作家，是毕亮老师在鲁院学习时的同学，皆一世之美人。
以上是毕亮老师唯一一次光临编辑部时的所作所为。
如果是领导视察，当然不能讲笑话；如果大驾光临的朋友特别严肃，过分担心中国文学的命运。也不便讲笑话；而事实上，笑话在我看来，是自己在编辑部的内部读物，或者是交给老师和同仁的学习心得。走出编辑部就没有笑话可讲，已经好多年了。
周星驰在他的电影作品有一个经年老梗，谓某某破败潦倒而幼时却为街坊谬赞，略具有出息之假象，其父母必望子成为律师医生云云。此梗一出，则鲁迅先生“从前阔多了”为之所活画出矣。
我的父母正是这样，律师医生固然比较美观一些，但若有朝一日终须对美观绝望，退而求其次，他们大约觉得能指着电视机告诉邻居和同事：“主持人……旁边这个难看的就是我儿子”也是可以接受的，若是在律师和出没银屏的职业之间取个交集，早早地订一份《演讲与口才》就十分必要，然后……试试去学说相声吧。
大概在快要到二十岁的时候，我暗暗立志不再说相声和讲笑话。一年之后。我大学毕业，离开实习和打工的电视台，到《散文》编辑部工作，现在是第十五年了。
在《散文》编辑部的这十几年里，有“冥冥中……”之感的首先是诸同仁的出生年月，汪惠仁老师和我算是恰好，1970和1980，鲍伯霞老师是比1960稍早的1958，之前的刘雁主编和现为《散文海外版》执行主编的刘洁老师分别是比1970稍早的1968和1969，新到编辑部的田静女兄是比1990稍早的1989。按照十年一个年代的惯常眼光看，编辑部无一不诞生在年代之交，女同仁们觉得自己被分在了自己所在的“几O后”里有点未老先衰的冤屈，汪老师和我又多少觉得自己应该是“N一1”的“O后”。非要归纳的话，这种情绪是有的：这个时代啊。不是你们的，也不是我们的，时代，归根结底，是他们的嘛。
大家都跨在时代之交，可能就共同地感觉到世俗按时代划分心态的尴尬，两边都看得见摸得到，也都尽力地去理解，体现在工作上，就是编辑十年一代人，而每个编辑熟悉的作者朋友的年龄、体现时间特征的写作习惯，都跨越了二十年。据说《散文》被认为具有很强的时间包容性，我想，编辑同仁的出生年头可能也是与此有关的。
关于出生年月的另一个巧合是，女同仁们的生日无一不是在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的区间里，是所谓射手座的区间，就连和编辑部同在出版社的好友，曾为杂志做过数次特约编辑的赵芳老师。也在这个区间。此区间是编辑部的生日季，一度生日饭吃得嘈嘈切切，一度又错后提前地研讨集中庆祝的可能。据说射手座多少有点急性子，在女同仁们身上看不出来，而且相反，是沉静和慢的，还稍稍有些松弛。这是对我有极大教益的一点。这种l曼和静，
之所以讲上面那个笑话，其实和汪老师倒没什么关系，是和我有关。大约十年前，汪老师是我现在的年纪，我比他小十岁，看他朱笔在稿子上画大杠子，觉得再有十年，应该自己就能像他这样，把五千字改成八百字的妙文了。
现在觉得再有二十年可能差不多吧。
编辑部闲暇时的重要谈资是菜谱和烹饪，汪惠仁老师是做菜高手，食材好得不得了，卖相好得不得了，有的朋友在他微信的朋友圈可以看到，写字力透纸背，做菜味道把samsung随便call的高端屏幕都香裂了。但印象里没有吃到过，当年汪老师刚搬家的时候在他家住过一夜，抽他的烟喝他的茶，听了一句一生不忘的好话，但没吃到剩菜，师母出差了。
田静女兄做的菜式，总是自己怎么吃也吃不完，给我吃又不够吃的样子。
鲍老师的爱人马先生也是烹饪高手。知道我不喜欢胶印而喜欢铅印的书，前些天鲍老师把家里的上下两册的《东周列国志》送给了我，翻开封面，有“马某某某年某月购于宁”极秀丽的钢笔字迹。高手，高手。
像我所崇敬的瞿秋白先生《多余的话》那样写的话，我要说：“除了鱼虾，马先生的菜非常好吃，编辑部第一。”
《散文》三十五年了，前前后后，想起了很多温暖的事。
《散文》创刊于1980年1月。
徐柏容先生曾有专文论及《散文》之创刊构想及成刊的过程。这一案例，经徐先生的论述，业已成为中国当代期刊制作的经典教材。
《散文》是当代中国第一本专发散文的文学期刊。它直接以一个文学体裁来做自己的名字——也许，您可以理解为它抢占了先机；而在我看来，它抢挑了重担。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代中国重新对“人”的发现中创刊开始，《散文》注定要面对这副重担，它注定要把传统看成一条能够自新的河流，它注定要把每一时期中国散文最富于活力的部分认真记取。
编辑《散文》的人，在一代代更新，幸运的是，这本刊物始终与那些伟大心灵紧密联系着，它始终与那些深情而省察的品格紧密联系着——听啊，在中国，一直在回荡着它们的合唱。
散文编辑部编著的《我与散文(附创刊号复刻版)》系《散文》创刊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特邀一批兼具文学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的优秀散文创作者撰写。以“我与散文”的专题式角度切入，阐述不为人知的文学经历与创作故事，展现读者与杂志、作者与杂志、作者与编者之间的深厚情谊。《散文》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呈现当代中国巅峰笔意，鼓励作者表达发现，是当代文学界尤其是散文界极具分量的文学读本，在读者、作者、文学评论者心中地位崇高。本次多位实力作家的文章突破以往题材风格，满怀热情分享他们与《散文》的动人时刻。这本非虚构的诚意小品相信会给读者带来新鲜的阅读体验和亲历一般的在场感，重拾《散文》粉丝集体记忆，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上达到良好的效果。
《散文》是当代中国第一本转发散文的文学期刊。散文编辑部编著的《我与散文(附创刊号复刻版)》是数十位《散文》作者讲述与《散文》相识相知的故事，追忆自己的散文创作之路，叙说他们眼中的《散文》，细数与《散文》相伴数十年的情与缘。随书附赠《散文》创刊号复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