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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处在睡眠中的卫国，梦见自己的臀部被一只硕大的巴掌狠狠地拍了一板。他翻了一个身，想继续做梦，但臀部又挨了一巴掌。他睁开眼，看见顾南丹的手高高地扬着，快要把第三个巴掌拍下来了。卫国说我还以为是做梦呢。顾南丹说到站了。
所有的旅客都往门边挤。卫国跳到下铺穿好鞋，弯腰去拉卧铺底下的皮箱。但是，他把腰弯下去了却没有直起来。他的头部钻到了卧铺底，整个身子散开，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了。顾南丹拍了他一下，说怎么了？卫国的头从里面退出来，额头上全是汗。他说我的皮箱呢？我的皮箱不见了。顾南丹弯腰看了一下，没有看见皮箱。她说是谁拿走了你的皮箱？顾南丹扑到车窗边，望着那些走下车厢的乘客，重点望着乘客手里的皮箱。
卫国的心脏像被谁捏了一下，紧得气都出不来了。他从车窗跳下去，追赶走向出口的人群。他的目光从这只皮箱移向那只皮箱，一直移到出口，也没发现他的那只。他又逆着出去的人流往回走，眼睛在人群里搜索。人群一点一点地从出口漏出去，最后全都漏完了，站台上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他坐过的那列车现在空空荡荡地驶出站台，上面没有一个旅客，下面也没有一个旅客。他看了一眼滚动的车轮，想一头扎到车轮底下。但是那会很痛，还不如选择一种不痛的。
当列车的尾巴完全摆出去后，卫国看见顾南丹还站在列车的那边，她的脚下堆着行李，身边站着一个男人。卫国想她为什么还不走？顾南丹笑了一下，朝他挥手。卫国想她怎么还笑，都什么时候了她还笑？她一笑，我的双腿就软。卫国蹲到地上。顾南丹和那个男人拖着行李朝他走来。顾南丹指着那个男人说，张唐，我的表哥。张唐向卫国伸出一只大手。卫国没有把手抬起来。张唐的那只手一直悬而未决。顾南丹也伸出一只手。他们每人伸出一只手，把卫国从地上拉起来，然后托着他的胳膊往外走。从顾南丹咬紧的牙关，我们可以断定卫国现在并没有用自己的力气来走路，他的胳膊和大腿都僵硬了。
他们把他架到车站派出所，让他坐到条凳上。值班警察杜质新拿出一张表格，开始向他们问话。杜质新说是什么样的皮箱？卫国比画着，说这么大，长方形的，棕色。顾南丹补充说皮箱上有两把密码锁，是他爸爸留下来的，知道他爸爸吗？卫思齐，著名核能专家，参加过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顾南丹以为杜质新会对她的话题加以重视，至少也应该露出一点儿惊讶。但是没有，杜质新平静地问里面有些什么？卫国说有现金、证件、获奖证书和衣裳。杜质新说多少现金？卫国说三万。杜质新说怎么会有那么多现金？卫国说那是我的全部家产，我把几年的积蓄全部领了出来。杜质新说有那么多吗？卫国从凳子上站起来。顾南丹想他怎么有力气站起来了？刚才连路都不会走，现在怎么呼地一下站起来了。是愤怒，他的脸上充满了愤怒，出气粗壮，身体颤抖。他说怎么会没有？请别忘了，我是工业学院的教授，堂堂一个教授，怎么会没有三万块钱？
没有愤怒就没有力气。卫国一说完，就像一只漏气的皮球，重新跌坐到条凳上。杜质新说看来你们学院的奖金还不少。既然有那么多奖金，还来这个地方干什么？卫国说这个可以不回答吗？杜质新一合笔记本，说可以，就这样吧，有消息会及时告诉你。（P3-6）
东西是一个尖锐的人，一个饱含同情的作家。他的小说，总是从世道人心中那些微妙的疑难出发，以富有现代意味和精神警觉的叙事，生动地讲述了一个时代的欢笑和泪水。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我们有幸置身于这个巨变的时代，既看到了坚定不移的特色，也看到了灵活多变的市场经济，还看到了声色犬马和人心渐变。我们从关心政治到关心生活，从狂热到冷静，从集体到个体，从禁忌到放荡，从贫穷到富有，从平均到差别，从羞于谈钱到金钱万能……每一点滴的改变都曾让我们的身心紧缩，仿佛瞬间经历冰火。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经历了西方几百年的历程，那种仿如“龟步蟹行”的心灵变化在此忽然提速，人心的跨度和拉扯度几乎超出了力学的限度，现实像拨弄琵琶一样无时不在拨弄着我们的心弦，刺激我们的神经。一个巨变的时代，给文学提供了足够的养分，我们理应写出更多的伟大的文学作品。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分明坐在文学的富矿之上，却鲜有与优质材料对等的佳作，特别是直面现实的佳作。
不得不怀疑，我们已经丧失了直面现实的写作能力。下这个结论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有些不服气。但必须声明，本文所说的“直面现实的写作”不是指简单地照搬生活，不是不经过作家深思熟虑的流水账般的记录。这里所强调的“直面现实的写作”，是指经过作家观察思考之后，有提炼有概括的写作。这种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被年轻的写作者们轻视。他们，包括我，急于恶补写作技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把西方的各种写作技法都演练了一遍。在练技法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入迷，像相信科学救国那样相信技巧能够拯救文学。然而某天，当我们从技术课里猛地抬起头来，却发现我们已经变成了“哑巴”。面对一桌桌热辣滚烫的现实，我们不仅下不了嘴，还忽然失声，好像连发言都不会了。曾经，作家是重大事件、新鲜现象的第一发言人，他们曾经那么勇敢地亮出自己的观点，让读者及时明辨是非。但是，今天的作家们已经学会了沉默，他们或者说我们悄悄地背过身去，彻底地丧失了对现实发言的兴趣。
……
我有一个错觉，或者说一种焦虑，好像作家、评论家和读者都在等待一部伟大的中国作品，这部作品最好有点像《红楼梦》，又有点像《战争与和平》，还有点像《百年孤独》。在中国作家还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好多人都认为中国作家之所以没获得这个奖，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写出像前面三部那样伟大的作品。当莫言先生获得这个奖之后，大家似乎还觉得不过瘾，还在继续期待，总觉得在如此丰富的现实面前，没有理由不产生一部内容扎实、思想深刻、人物栩栩如生的伟大作品。
数年前，美籍华人作家哈金受“伟大的美国小说”定义启发，给伟大的中国小说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正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他承认按照这个定义，“伟大的中国小说从未写成，也不会写成，就是《红楼梦》也不可能得到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的认同，至多只是那个时代的小说的最高成就。也就是说，作家们必须放弃历史的完结感，必须建立起伟大的小说仍待写成的信念。”
在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存在一部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要求完全吻合的作品。一个作家想写出一部人人满意的作品，那是绝对的空想，而读者也别指望会有这么一部作品从天而降。这部所谓的伟大作品，需要众多的作家去共同完成，他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丰富它，慢慢形成高原，最后再形成高峰。所以，每个作家去完成他该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他为这个时代做出的写作贡献。
东西著的《不要问我(精)》讲述了卫国的人生一直顺风顺水，年仅二十八岁就被破格评为物理系副教授。一个周末，他被几个没评上副教授的同事灌醉，并在他们的怂恿下，强吻了班花冯尘，并因此引咎辞职。在从西安到北海的火车上，卫国结识了顾南丹，两人一见如故，却阴差阳错，卫国丢失了装有全部家当的皮箱，更要命的是，关于身份证明的所有证件也一起丢失了。
东西著的《不要问我(精)》讲述了时代巨变下的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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