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假如拥有十分复杂的宗教成分，那么这个国家的资本家、工商界领袖、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和那些受过商业及高等技术培训的管理者，大部分都会是新教徒。由于最后的这些管理者更有可能接触新教，因此上述情况在这些人中会表现得更加明显。这类情况似乎适合任何一个这样的国家。假如你持着怀疑的心态，那么你可以翻阅一下这些国家的职业状况统计数据。天主教的出版品也记载着这点。就连德国的天主教大会也常常会谈及这一情况，波兰和东部的德国便是一个例子。它们在文化、民族，以及宗教的差别上都保持着一致。一个地区的资本主义假如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并且还能依据所需改变人口的职业分划和社会布局的话，那么这个地区的宗教派别的统计数据便大体和以上统计数据一致。这类现象在资本主义发展越快的时候，表现得越明显。

历史因素也可能会让大部分资本家、管理者和企业高级技术人员成为新教徒。如此一来，我们便需要探索遥远的从前了。然而，那时的宗教派别不但无法对经济情况造成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实际上，正是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宗教派别。一定的资金通常来说是一个人在接受教育或展开经济活动时的首要条件。另外，人们一般在展开经济活动的时候，也在接受着教育。大部分的现代人只有在得到帮助的情况下，才能使这两种需求获得满足。就最低限度而言，人们也需要一些作为保障的物质基础。古老帝国里的某些拥有良好的环境、丰富的资源以及发达经济的地区，尤其是那些繁华的市镇，在公元16世纪的时候，全都在极大程度上发展了新教。新教徒之所以还能在当下的生存斗争中占据上风，正是基于这个因素。如此一来，人们忍不住会问：“教会为什么越是在经济发达的地方，越能得到快速的发展呢？”这并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地给出答案的问题。

在质疑宗教的时候，人们会求助于质疑所有传统权威的做法。经济一旦脱离了传统的约束力，一定会对上述趋势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必须铭记在心的是，教会在宗教改革①之后只不过变换了一种掌控人们日常生活的新措施。它们并不会放弃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掌控。然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会忽视这一点。教会在那时只不过是在形式上掌控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掌控状况极为松散。宗教改革不但要让教会掌控公共和个人生活的所有领域，还要让其掌控所有人的全部行为。人们必须得严格遵守这种难以忍受的方式。在实施天主教会的教规，也就是“原谅犯人、处罚异教”时，从前的情况要比当下的情况更为有力。世界上最先进并且最有钱的民族，在15世纪的早期，也对这一教规予以接受。拥有现代经济特征的所有民族如今都已宽恕了它。与天主教会的教规完全不同的是加尔文教的教规。在16世纪的苏格兰和日内瓦、16世纪与17世纪之间的大部分荷兰区域，以及17世纪的新英格兰，加尔文教都对民众实施了一种使人完全没有办法忍受的掌控。在那时，以这种眼光对待加尔文教教规的，还有英格兰、荷兰，以及日内瓦的绝大多数商业贵族。不过，宗教改革者在那些经济极为发达的区域，不但不认为教会对民众的生活进行了太多的干扰，甚至觉得教会还没有对民众的生活进行足够的监督。这些区域的资产阶级在那时，于事业上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对于这类十分严重的专制，他们不但没有进行抵抗，甚至竭尽所能地提供着保护。该怎么解释这种情况呢？资产阶级确实从古至今都没有做出多少具备这类英雄主义性质的事。卡莱尔就这一情况表示道：“这是我们所做过的唯一一件带有英雄主义性质的事。”这是一句颇有道理的话。

近代的新教徒不但能够拥有更强大的掌控经济生活的能力，甚至能够得到管理者的地位。这是一种值得我们深刻探讨的更加关键的一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当下的新教徒继承了比较多的产业。然而，这并不是一种拥有广泛适用性的解释。举个例子来说，在为子女提供的高等教育类别上，匈牙利、巴登或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徒父母和这些地方的新教徒父母有着很大的不同。天主教徒在高等学校里的在校生或毕业生中所占的比重，通常不会高于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能够解释这种事实的一个状况是他们继承的财产差距。然而，天主教徒在专门培养工商业人才以及技术人才的学校的毕业生，和着重培养中产阶级工作人员的学校的毕业生里，所占的比重，更低于新教徒所占的比重。我们却无法用以上新教徒拥有比较多的产业的观点，来解释这种状况。天主教徒之所以很少进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活动，原因恰恰是他们十分热爱人文教育。

天主教徒在近代工业中的那些熟练的工人中，只占了极小的比例。这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事实。究竟是什么因素引发了这类状况呢？我们能够通过一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解释这一状况。工厂里的那些熟练的工人过去通常都是年轻的手工业者。这是一个人人尽皆知的情况。这类改换角色的状况，绝大多数是在新教徒身上发生的。换一种说法就是，同样身为手工业者的天主教徒一般都会留在自己在一开始就选择好的行业。为了成为该行业的师傅，这些天主教徒会变得十分刻苦。新教徒则是另一种情况。在被工厂接纳之后，他们多数会成为管理者或熟练工人。在解释这类状况的时候，我们只能采用这些观念：决定一个人在最初选择行业的结果，甚至他一生的职业的，是环境所带给他的精神特征和心理状态。共同决定精神特征和心理状态的是家庭、父母，以及宗教气氛等因素。

P21-24

马克斯·韦伯是历来登上学术舞台的角色中最有影响的一个。

——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为现代经典的地位已经确定无疑，这对于重要的学术著作来说，当然就是达到了最高境界。

——英国社会学家弗兰克·帕金

马克斯·韦伯是一个集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于一身的人物。尽管由于命运和环境的作弄，他没有在政治方面享有显赫的地位，但却毫不减损他杰出政治家的本色，他的伟大就像一个没有手的拉斐尔，没有功绩但却有无限的潜力。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

韦伯的脑袋是一个能够容纳多种矛盾思想的神经系统。总的看来，韦伯既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又是一个学术上的民主主义者；既是一个不受传统宗教观念束缚的自由学者，又是一个对宗教传统抱有浓厚兴趣的社会学家；既是一个批判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又是一个十分敬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思想家。

——美国历史学家休斯

总序

导论

上卷 问题

 第一章 宗教派系和社会阶层

 第二章 “资本主义精神”

 第三章 本书的探究对象：路德的职业观

下卷 禁欲主义新教各支派的职业伦理

 第四章 禁欲主义的宗教根基

 第五章 禁欲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联系

原注

只有人类才有思想。人类作为能动的主体，它的意识就不仅仅是存在的反映，还能够超越存在，改造存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正因为人的思想具有能动性。人的能动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的能动性，然后才作用于人改变世界的实践。人的思想能够从实践提升理论，从现象透视本质，从已知透视未知，从历史透视未来。构成人类思想的感性和理性，逻辑推理力以及想象力和幻想力，使人类的思想成为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的强大精神力量。思想家正是以自己的杰出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成为有益人类历史进步的卓越人物。

前些年，欧洲曾把孔子和马克思推崇为人类历史千年以来的两大思想家，当然都基于认识到他们的思想对人类的历史进步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不仅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的精神支柱，对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家也产生过仍然有益的借鉴。直到今天，孔子思想中的积极部分，仍然滋养着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和他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剖析，对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和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变革改善，其波澜壮阔的推进历史进步的作用，已无人能够否认！

思想是无国界的。可以说，人类自脱离动物界成为高等动物以来，就不断在借鉴和分享彼此的思想。有益的思想也只有获得更多人群的享有，它才能通过人们的广泛实践，产生改造世界的伟大作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越能获得更多促使人类进步的思想资源，就越有利于使自己强大，使自己走向历史前进的潮头！

我想，这就是作家出版社与北京高高国际文化传媒在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前提下合力打造的这套大型“思想家”书系的初衷。这套书系计划精选、汇集自古以来人类精神思想文化长河中最为璀璨耀眼的传世名著，以及当代探寻社会发展的深刻的人文思考，争取覆盖历史、文化、哲学、政治、社会科学、文学理论等多个重要领域。出版方致力于译文流畅、精准和学术严谨、可靠；并参考已有译本，力求文字浅显，通俗，版式、纸张达到鲜亮、悦目，易于贴近普通读者，宜于读者捧读、收藏。

我国正在为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我相信，这套书系的出版和发行，必将有益于我国思想文化资源的广泛积累，也必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一定有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是为序。

二〇一六年五月五日于北京

马克斯·韦伯著刘作宾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精)/思想家大师经典》是韦伯对宗教社会学初期的研究，韦伯在这本书中主张，宗教的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并且强调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和法律权威的发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此书在现代社会科学诸领域皆有深远影响，引用率极高，为教学研究的必读经典。

马克斯·韦伯著刘作宾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精)/思想家大师经典》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探讨近代资本主义在欧洲而不是其他大陆发轫和发展的根源，让读者看到隐藏在制度背后的精神力量，从另一个视角来重新认识这套西方花了数百年时间才酝酿出来的资本主义生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