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武先生是北京市杂文学会副秘书长，长期从事杂文创作，已出版多部杂文集，是当等待中国杂文著名作家。他的作品观点独到精辟，文字精美朴实，风格幽默洒脱，体现了智性雅趣和悲悯苍生的人文情怀，读来令人深思。《文人的政治幼稚病(杨学武杂文自选集)(精)》收录了杨学武先生近百篇杂文精品。在书中，作者既有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判和追忆，也有对当今社会现象的揭露与剖析，充分发挥了杂文作为“投枪”“匕首”的功能。

《文人的政治幼稚病(杨学武杂文自选集)(精)》收录了杂文家杨学武的几十篇杂文精品。面对历史上的那些人和事儿及当下的社会现象，作者都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作了深刻的剖析。内容包括：《想想“现在我是谁”》、《杂文与时评：相煎何太急？》、《允许一部分人暂“穷”下去》等。

写在前面的话／朱铁志

可悲的“自我原谅”

简单的复杂

再穷也不会穷干部

为章明杂文补充一例

“门前雪”的是与非

欢迎领导天天来

从“最低要求”做起

忘记现在意味着什么

领导的眼睛怎么了

曹操造“航母”

重在“人在”

爱可爱之母

中国的“自了汉”

寻找“资产阶级”

中国人也想“免于恐惧”

是非功过现在也要评说

要黑一起黑

哪里有“清水衙门”

雨果的“附告”

“老师”与“小姐”

“害病有益”论

还有什么可发现

马屁股与现代化

无“敌”不英雄

用什么担保最可靠

答案在诗外

服老才能服人

屈原有“屈”

节日“不宜”

当官越来越难吗？

常识也需要提醒

西施的缺点与阿Q的优点

“难言之隐”一说了之

把人当动物看

官员的简历不简单

告别演说也精彩

蹲下来跟孩子谈话

经济学家的实验室在哪里

让有钱人当法官？

西服扣子与国际惯例

“文明”让我如此痛苦

莫以名气论英雄

手机是个幽灵

李鸿章的“国情论”

想想“现在我是谁”

如实说明副作用

天下最难写的字

还有什么要“抢救”

何谓“私愤”？

“正常批评”不正常

唯“新”主义

中国可以奢侈了吗？

中国还像中国吗？

副职的“副作用”

富豪的脑袋有多大

杂文与时评：相煎何太急？

止哭经济学

文人不敌美人

中国的钱比外国的“大”

文人的政治幼稚病

“真正的中国”在哪里

中美英雄异同论

郑和下西洋猜想

允许一部分人暂“穷”下去

死亡麻木症

不孝父母何以孝天下

鲁迅“好玩”么？

鲁迅“无颜”回故乡

对联式悲歌

中国的“大”PK欧洲的“小”

普京的“稳定观”

到美国学做官

杨秀珠“打倒”史沫特莱

官员有泪不轻弹

“梁祝”与“罗朱”

学会“搁置”

假如我当罗马市长

俄罗斯“姓”什么

选集与全集

我也想“上街执法”

“朱毛”与“毛朱”

赫鲁晓夫的不幸与戈尔巴乔夫的有幸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保护孩子

“开了大门”说闯王

标点符号如是说

“通例”何以不通

我为何“幸灾乐祸”

愤怒不出历史学家？

争论也是胜利

人的正确思想是“整理”出来的吗？

真相面前人人平等

我喜欢有毛病的领导人

凤凰一去不复返

看历史与看庐山

莫言的“镜子”

杂文家的眼睛也要“向后看”

雾霾面前人人平等？

杂文集的厚与薄

恭喜陈四益未得“鲁奖”

后记

“门前雪”的是与非

“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句成语的“知识产权”大约是属于私有制，乃个人所有，因此在公开出版的《辞典》中，给它下的定义几乎都是一个调子：“比喻只管自己不管别人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行为。”在大力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时代，这句成语一直是批评的靶子。

然而，在改革开放、观念更新的今天，这句成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有意思的是，关于“门前雪”的问题，不仅引起了笔墨官司，还引起了法律官司。今年元月6日，一个名叫刘勇的人在北京成都白帝城火锅酒家吃完饭离去时，因下雪地滑跌倒在该酒家的大理石台阶上，造成腰部扭伤。刘勇与该酒家开始打嘴巴官司未果，于是便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刘勇认为，该酒家不扫门前雪，不仅是在道义上应该受到谴责，而且是违背了北京市政府3号令中“下雪天应及时铲除和采取防滑措施”之规定，应该赔偿他受伤的一切损失共计4000元。而该酒家在辩护中却强调，下雪天，地上是滑的，这一点连小孩就知道，刘勇是成年人，完全是自己不小心造成的，摔伤只能怨老天。(事见1997年4月18日(《羊城晚报》)据记者称，这起不扫门前雪而引起的法律官司，在我国尚属首例。

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上述这起不扫门前雪的官司是可以“私了”的。门前摔倒，屋内解决，何必对簿公堂？中国到底是法律滞后的国家，直到今天才出了这么一个不扫门前雪的案子。而在美国，一百多年以前就有了这类案例。相传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一个小伙子在他人家门口不慎摔倒，致使坐骨粉碎性骨折，医疗费花去了上万美元。这个小伙子毫不犹豫地向法院递了状子，要求房主承担不扫门前雪的责任，赔偿他受伤的一切损失。当时这个案子也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人说这是意外事件，与房主没有关系；有人说这是小伙子自己疏忽，走路不长眼，摔着还能怪别人？可法院认为小伙子再怎么不小心，也不会有意想把自己的坐骨摔个粉碎，而房主没扫门前雪，地上当然是滑的，滑地是潜在的危险，作为地主的房主自然有责任和义务消除地上的潜在危险。于是，法院果断判决房主赔偿小伙子受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事见1997年4月18日《南方周末》)

中国人与美国人的观念不同，中国人讲究道德至上，美国人讲究法律至上。在对待“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问题上，中国人一切从道德角度出发，轻视“自扫门前雪”，重视“他人瓦上霜”；批判“各人自扫门前雪”，颂扬“要管他人瓦上霜”。而美国人一切从法律角度出发，把“各人自扫门前雪”当做一种责任，认真对待，必须履行，不敢马虎；把“要管他人瓦上霜”当做一种道义，管与不管，任凭自愿，不予强求。中国人与美国人谁对谁错？似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过，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是：在中国，不扫自己门前雪的人越来越多，而需管他人瓦上霜的事也越来越多；在美国，不扫自己门前雪的人越来越少，而需管他人瓦上霜的事也越来越少。这种反差，反映了人治与法治的差别。

正是因为人治与法治的差别，同类项的官司，判决的结果却不同。据受理中国首例“不扫门前雪致人受伤”案的北京市崇文区法院判决，原告刘勇败诉。法院声称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原告起诉所依据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扫雪铲冰管理的规定》和《北京市‘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办法》是行政规章，这两个文件没有规定民事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对其滑倒摔伤承担民事责任，并赔偿其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事见1997年4月26日《羊城晚报》)老实说，对于这判决结果，我是一点也不感到意外的。中国毕竟是中国，莫把中国当美国。扫不扫门前雪，至今连个法律依据就没有，官司怎么打？不过，刘勇是不服这个判决的，他对记者表示他将上诉。上诉的结果如何，人们将拭目以待。

原载《文汇报》1997年6月11日P15-17

写在前面的话

朱铁志

选编一套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杂文创作概貌的大型丛书，是我一段时间以来的愿望。

现代意义的杂文创作，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鲁迅先生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阶段。从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由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杂文创作就整体而言比较萧条，只有前后三个阶段短暂的“繁荣’’期，出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长短录》等代表性作品，就时间而言，累计不超过两年。

杂文真正的繁荣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标志，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时期文学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新时代。在文学大军浩荡前行的队伍里，杂文与小说、诗歌一道，成为引领思想解放的光荣一翼。它以睿智的眼光、坚韧的意志、不屈的姿态，傲然挺立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土地上。仿佛报晓的雄鸡，又像滚动的春雷，将蛰伏的生灵唤醒，把冰冻的土地融化。于是，无数思索的目光透过“花边文学”窥见时代风云变幻，无数焦渴的灵魂在震撼中开始寻找失落的尊严。由鲁迅先生开启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文传统，在这一刻焕发出特殊的力量，启发群伦，激励民众，推动社会变革。

如果说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发端，那么完全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苏醒、奋起、繁荣，既有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诗歌的功绩，有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有以《鬣狗的风格》、《江东子弟今犹在》、《东方红这首歌》、《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华表的沧桑》、《语录考》、《万岁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文的贡献。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新时期的发动机，是杂文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量；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

作为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新时期杂文以最敏感的神经感应世事变迁，以最锋利的武器对腐朽势力发起有效进攻。时代进步有它的助力，社会发展有它的功绩。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历史进步的先声，新时期杂文以其宏大的创作群体、优异的创作实绩、广泛的社会影响，彪炳文学史，笑对时代潮，成为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这当中，有以严秀、秦牧、何满子、章明、林放、牧惠、邵燕祥、王春瑜等为代表的前辈作家，有以陈四益、陈泽群、符号、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甲乙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有以张心阳、陆春祥、潘多拉、杨学武、杨庆春、刘洪波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1989年《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标志着新时期杂文创作的顶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艺术魅力和社会影响力，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标志性事件。

集中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就的文集数量庞大，规模不等，目前被普遍关注的主要有七种，一是曾彦修(严秀)、秦牧、陶白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二是严秀、牧惠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选粹》，四辑共40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是张华、蓝翎、姚春树、牧惠、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杂文大观》，1989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四是刘成信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1997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五是朱大路主编的《杂文300篇》和《世纪末杂文200篇》，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六是刘成信主编的《中国杂文》(百部)，2013年起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七是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在协助牧惠先生主编《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过程中，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以来的杂文作品，搜集了大量杂文集和其他杂文资料。2006年，承蒙王蒙、王元化二位先生的邀请，由王充闾先生和我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王充闾先生后因健康原因退出)，再次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的杂文作品。两次经历使我突出感到，新时期杂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最为宽松、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两个大型选本虽然以时间为序，各自选编了五六十万字的杂文佳作，但限于篇幅，远不能全面反映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全貌，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杂文家为线索，选编一套全景式展现新时期杂文创作整体水平的大型丛书。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就是这个设想的产物。

我们拟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选编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权威、更加开放、更大规模的选本。该丛书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每人精选一本本人迄今为止全部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杂文创作水平、可资信赖和检索的翔实资料。选本的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2013年，但其重点如前所述，毫无疑问是新时期以来的杂文创作。选本不存门户之见，不论名气大小，不搞亲疏远近，不做成封闭体系，力争客观、公允、理性、包容。人选数量将从创作实际出发随时增减。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何满子、冯英子、黄秋耘、老烈、牧惠、谢云、舒展、蓝翎、李汝伦、陈泽群、王大海等杂文宿将先后离我们而去；严秀、方成、章明、刘征、虞丹、周修睦、邵燕祥、黄一龙等前辈已逾耄耋之年；而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的王春瑜、陈四益、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阮直等，也已跨越退休年龄；即便是安立志、杨学武、张心阳、陆春祥等中坚力量，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年轻如刘洪波、徐迅雷、杨庆春、潘多拉诸位，其实也已年逾“不惑”。由此看来，杂文实实在在面临一个“传”与“承”的问题。“传”，是把前辈优秀的作品整理出来，传之后世；“承”，是通过我们的选编出版，让后人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中国还有杂文这样一种古已有之并由鲁迅先生完善的独特文体，还有一群为之殚精竭力、焚膏继晷的辛勤作者，还有生生不息、佳作迭出的杂文作品。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不灭。从这个意义上讲，选编这套丛书无论怎样繁难艰苦，都是值得的。

感谢金城出版社以足够的远见卓识和人文关怀接受并全力支持本丛书出版。说老实话，在这个把“物”与“利”作为万物尺度的世界上，并不是随便哪个出版家都有这样的眼光，都愿意为此承担可能的风险。不过我相信，本书即便不能成为出版商所期盼的“畅销书”，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长销书”；本书的编者和出版者很快都会退出历史舞台，但这套丛书一定会留在时间深处，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小事”。毋宁说，“大发展大繁荣”恰恰有赖于“小作为”，选编这套丛书，庶几近之。

感谢所有入选本丛书的杂文作者，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中国的文化园地无疑会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的声音。他们是“雅典的牛虻”，是“中国的良心”，是值得关注和记住的一群。

2014年惊蛰于北京沙滩

挚友朱铁志兄筹划杂文出版重点工程——《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三十多位杂文名家加盟，我也忝列其中，既荣幸之至，又惭愧不已。虽然我已有三十多年的杂文写作经历，发表作品也有上千件，可自以为称得上精品的篇什实在太少，而且倘以鲁迅的杂文为标准，那就不是太少而是几乎没有了。我对自己如此“差评”，并非像某些政客作秀表演“伟大的谦虚”，而是觉得身为一个以鲁迅为师的杂文作者，倘不像鲁迅那样“严于解剖自己”，那就愧对鲁迅，死后就无颜去见他老人家。

老实说我也不能置铁志兄的盛情于不顾，而拒绝加盟《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毕竟这是杂文史上的一次“大阅兵”，几十年与杂文为伍的我，怎甘心失去上“天安门广场”的机会？即便没资格当一个领队的将军，但怎么也不可当一个临阵的逃兵啊。我想，在这项杂文出版重点工程里，像邵燕祥先生那样的大家，就是大厦的脊梁或柱子，而我这样的小兵，就是一块砖头或瓦片……于是，在不断地自我安慰和自我鼓励下，我“煞费苦心”地完成了本选集的编辑。

新近出版的《中国当代杂文家》，将我“封”为杂文界的‘‘另类”，虽有“不入流”或“入另册”之嫌，但我感到“正中下怀”，并下定决心在杂文写作的道路上将“另类”进行到底。不过我所认可的‘‘另类”，不单是我的身份特殊——我是个“下海”的生意人，在大多为报人和作家的杂文界，确属“鸡立鹤群”(本人属鸡且个矮)；而我的杂文写作理念和风格，也实属与众不同。别人认为写杂文要全面，不能片面，我却认为一篇“千字文”很难面面俱到，有时片面一点也无妨；别人认为写杂文要理性，不能偏激，我却认为正如“愤怒出诗人”，愤怒也出杂文，而愤怒则难免偏激；别人认为写杂文要曲径通幽，不能直截了当，我却认为杂文的特点既然是“短平快”，那么在写作上就要开门见山、一针见血、直抒胸臆……我对那些一贯正确、四平八稳、故弄玄虚的杂文，向来是不屑一顾的。尽管我的杂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属一般化，但我一直保持“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写作状态，有人把这称之为自由写作，我将它通俗化为痛快写作。自我感觉痛快写作才是一种享受和一种境界，而且自以为写杂文的人写得就不痛快，那怎能让读者读得痛快？一篇杂文，倘使读者连痛快一下的感觉就没有，其价值恐怕也就大打折扣了。众所周知，读者之所以喜欢杂文，就因为它辣味十足，一读为快。当年《中国青年报》把刊发杂文小品的副刊取名为“辣椒”，其寓意就在于此。

如今报刊几乎没有杂文了，取而代之的是时评，某些貌似正宗的杂文家对此愤愤不平，哀叹杂文有灭种之势，甚而至于大有“国将不国”之忧。我尽管很少写时评，且对那些“急就章”的时评也看不顺眼，但我从不歧视时评，曾写《杂文与时评：相煎何太急》，认为时评的兴起乃大势所趋，是不以某些杂文家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依我之见，时评的特点就是直话直说和快人快语，使读者感到一目了然和一时痛快。而某些杂文家不以为然，觉得时评思想性浅薄，文学性贫乏。其实，鲁迅的很多作品就是时评，许多文化名人和文学大家都写过时评，当年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名人大家所写的时评最受读者喜爱，它们至今不仅不过时，反而愈久弥新。好的时评，当然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文学性。而在我看来，无论是杂文还是时评，其文学性主要体现在语言上，所谓文学就是“语言艺术”，杂文与时评有无文学性，就是看它们有无“语言艺术”。某些杂文家把杂文的思想性和文学性说得神乎其神，似乎不如此就不能让杂文“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其实杂文所说的“那些事”，都是老百姓所知道的常事、常识和常理，而杂文家能够把“那些事”说得形象生动、引人入胜，就在于“语言艺术”所产生的魅力。因此，一个优秀杂文家，其语言表达工夫非同一般，具有幽默、风趣、机智、俏皮、泼辣、讥讽、调侃、搞笑等多种元素。有人把杂文与相声当做孪生兄弟，就是因为二者在“语言艺术”的运用上高度合拍。

这本集子得以问世，除了感谢老友铁志兄的诚邀，还要感谢新友柯湘君的鼓励。金城出版社在当今许多报刊和出版社对杂文“谈虎色变”的情势下，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胆识，推出《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这在杂文史上是重要的一页。

2015年11月29日完稿于自得斋

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不灭。——朱铁志

我热爱鲁迅而爱好杂文，坚持把杂文写作当作“严肃的工作”(鲁迅语)，从不怠慢，永不放弃。我主张杂文写作要有激情，嬉笑怒骂，随心所欲，愤怒出诗人，愤怒出杂文家。——杨学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