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大众儒学既相互影响，又彼此有别。大众儒学关心人伦日用和生活践履。“大众儒学经典”是我国儒学史上第一套由学者编纂解读，面向普通大众，包括“蒙学基础”、“家训家礼”、“劝善经典”、“四书五经通解”四个板块的儒学经典读本，以现代的视野、大众的角度、践行的立场，深入浅出地讲解儒家修身做人的道理。

这本韩星编写的《孝经曾子论孝读本》是其中一册。

《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以孔子与其门人曾参谈话的形式，以孝为中心，对孝的含义、作用等问题加以阐述，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全书共分十八章，将社会上各种阶层的人士——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分为五个层级，而就各人的地位与职业，标示出其实践孝亲的法则与途径。

“百善孝为先”，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孝行为道德的根源，《孝经》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孝道的书，强调敬老养老，重视血缘亲情，对规范人伦秩序、调节人际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维持社会稳定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今天仍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大戴礼记》中的《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记载着曾子对孝道的论述，本书辑为《曾子论孝》。

这本韩星编写的《孝经曾子论孝读本》读本分原文、注释、译文、解读等部分，对原典的主要内容做了全新解读。

孝经

曾子论孝

这一章是讲《孝经》传授的缘起，孝道大旨，行孝之方，在全书中具有纲领作用，对孝的意义、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做了扼要的概括，即使不读下面的17章，只读本章，也能得到《孝经》的基本精神。本章首言孝是“至德要道”，把“孝”看成是天下最高尚的德行和最精要的道理，从而将孝提升到道德修养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可以与《吕氏春秋·孝行览》的一段话相互印证：“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意思是说，孝是三皇五帝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是各种事情的纲纪。掌握了一种治国平天下的方法而所有的好事都会出现，所有的坏事都能去掉，天下都会顺从，恐怕只有孝道吧。

接着对孝做了进一步阐释：“夫孝，德之本也”，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教之所由生也”，孝是一切教化的源泉。说明孝是人之为人最根本的行为准则，也是教化的源泉所在。

行孝的基本内容是不毁伤自己的身体四肢、毛发皮肤，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给予的，与父母血脉相通，情感相系，因此要爱护我们的身体。《论语·泰伯》载：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日：“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就是说，曾子有病，把他的学生召集到身边，说道：“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看看有没有损伤)《诗经》上说：‘小心谨慎呀，好像站在深渊旁边，好像踩在薄冰上面。’从今以后，我知道我的身体是不会再受到损伤了，弟子们!”曾子借用《诗经》里的三句，来说明白己一生谨慎小心，避免损伤身体，能够对父母尽孝。《礼记·祭义》也记载曾子曾经说过：“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引曾子说：“身者，亲之遗体也。”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给的，可以说是遗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要珍惜爱护，保全我们的身体就是在行孝。“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 (《礼记·祭义》)意思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父母所生，父母完全给予了我们，我们就要完全回归天地，让父母的这部分遗产得以保全，这就叫孝。怎么叫全呢?不使身体缺损，不让身体受辱，这就叫全。对自己身体的爱护当然不是宣扬自私的活命哲学，而是一种自爱、自尊，自爱是儒家仁爱思想连环上的一个重要环节，自爱使我们可以爱护生命，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生活规律，早睡早起，按时吃饭，注意锻炼，没有不良嗜好，避免自杀、铤而走险、违法犯罪等行为的发生。

孝的最高的表现形式是，通过行孝，名扬天下后世，光耀父母。行孝不是只停留在不毁伤其身，还要进一步提升，要立身立德，做君子，希圣希贤，有所成就，奉行道义，建功立业，让自己的好名声传扬后世，从而使父母荣耀显赫。这种光宗耀祖的行孝观念深深地渗透到了我们民族的意识之中，古人所谓“衣锦还乡”就包含这样的意思在内，《三字经》中就有“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儒林外史》第十五回“葬神仙马秀才送丧思父母匡童生尽孝”，马二先生开导匡超人，劝他潜心举业：“贤弟，你听我说。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

人在青年时期以侍奉亲人来体现孝道，中年以服务于国君为孝，晚年则表现为立身扬名，成就圣贤人格。唐玄宗《孝经御注》说：“言行孝以事亲为始，事君为中。忠孝道著，乃能扬名荣亲，故日终于立身也。”这讲得很明白，孝道从奉事父母开始，在家里要养成这颗孝心，孝心养成以后，到了朝廷就叫事君，在事君过程中建功立业，显亲扬名。其实“中于事君’’也就是传统说的“移孝做忠”，当然，我们现在解释“忠’’不能像过去那样忠于皇帝，而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这是孙中山讲的。P8-10

进入21世纪以来，一股全国性的大众儒学热潮从各地涌起，成为当代中国最值得关注的文化事件。这波儒学热的兴起自然不是无本之木，它既是儒学被人为压抑摧折一个多世纪后的强力反弹，又反映了转型社会对于道德底线失守的焦灼，更是古老的儒家传统在国家现代转型的历史背景下，重新探寻自己的社会定位以图返本开新的努力。因此，无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现实，大众儒学的兴起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众儒学的历史渊源

从社会学存在的角度分析，传统中国的儒学存在形态包括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民间儒学三部分。朝廷儒学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主要是政治儒学；士大夫儒学重在阐释儒家道统；民间儒学面向社会大众，重在化民成俗，是教化大众的儒学。民间儒学的政治色彩较淡，也不太关注理论体系的建构，它关心的是人伦日用和生活践履。如果说作为一个学派的儒家的诞生是儒教国家建构的逻辑起点，儒学普及化和大众化的完成则是儒教中国形成的现实标志。在历史上，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民间儒学既相互影响，又彼此有别，构成了彼此间复杂的张力关系。

在传统中国，儒学的大众化与民间化有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孔颖达认为：“周礼：百里之内，二十五家为闾，同共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已经有学者指出，将普及化的塾庠制度推到三代的说法，多半是为了突出儒家教学制度的悠久性，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三代之时，学在官府，“六经”皆为王官典藏秘籍，王官之学是学在君侯与学在世卿，教育与大众无缘。西周礼乐虽然文质彬彬，极一时之盛，却同样“礼不下庶人”。

儒学走向大众的历史转折点是孔子在民间开创私学。在王官之学衰微的历史背景下，孔子开始民间讲学，首次将原先被禁锢于庙堂之上、作为王官贵族特权的六艺之学传播到民间。孔子的民间讲学无疑是大众儒学的历史起点，它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孔子的私学拆除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教育壁垒，开创了大众儒学的先声。孔门教育以有教无类著称，来到孔门受教的，有世卿官贵、富商巨贾、贩夫走卒、无业游民等，以至于时人感叹：“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孔子之前的王官之学属于贵族之学，诗书礼乐高雅非凡，却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它们出现伊始就被封锁在贵族的深宅大院之中，无由进入寻常百姓家，社会也因此而划分为有教养的贵族和没有教养的群氓两部分，前者为“君子”而后者为“小人”。然而，随着一位圣贤的到来，这一文化的壁垒被打破了。儒学本来是属于贵族的，但是，现在它开始走向平民，并在民间社会找到了更为深厚的土壤。从此，“君子”与“小人”从以是否拥有官爵来区分，变成以是否具有德行来区分。在朝衮衮诸公可以是“小人”，贫寒如颜回者也可以称“君子”。儒学深入民间使得过去的“野人”(周代与“国人”相对)也具备了高雅的贵族气质。孔子是中华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拆墙者，他拆掉了那道古老的墙，将礼乐文明的清流引入民间的沃土。

其次，孔子的私学在官学之外培育了一个致力于传道授业的师儒阶层，该阶层成为儒学走向大众的主导力量。孔子去世后，子夏设教于西河，曾子设教于武城，其他门徒也在各地继续推广儒学。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覆盖全社会的儒家教化体系，使儒学成为全民性的人生指南与信仰，此举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堪与基督教之形成对于西洋文明的意义相媲关。

从内容看，着眼于儒学修身做人的学修次第，“大众儒学经典”包括蒙学基础、家训家礼、劝善经典和四书五经通解四个板块。蒙学基础用以童蒙养正，家训家礼培养良好家教家风，劝善经典激发人的为善之心，四书五经通解则是对儒家义理的系统阐述，囊括了从蒙训、礼仪、心性到信仰的不同方面，四个板块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大致反映了儒家教化不同阶段与层面的需求，体现了大众儒学的社会性、实用性和阶梯性。其中的劝善经典，本丛书选择了《了凡四训》和《王凤仪言行录》，它们具有儒释道合一的特征，是儒家思想与民间信仰相融会的产物，体现了大众儒学自身的特色，对于社会教化具有良好的效果。针对近代以来女德教育严重滞后的现实，本丛书特意选入了《女四书》，并从古今之辨的角度加以辨析，以满足读者需要。从体例上，每部经典包括原文、注释、译文、解读等部分，以达到忠于原著、贯通古今和深入浅出的编写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时代的局限，上述传统经典中同样存在不少不适应当代的内容。比如，女德文本和蒙学经典中那些强调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等单方面服从的思想内容，并不符合原始儒家的思想，是汉代以后儒学受到法家浸染的产物。对于经典中那些不适合于当代的部分，本丛书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保留原貌，但在解读部分予以辨析，提请读者明鉴。

最后，本丛书是编著者集体合作的结晶，得到了各位儒学前辈大家的关心指导，还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潘宇女士、翟江虹女士和刘静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