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欧洲在五百年前征服了整个世界？这是一个令众多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之着迷的难题，是一个问题和答案相伴而生循环不息的未解之谜！但是菲利普·霍夫曼著的《欧洲何以征服世界(精)》又会给出一个怎样与众不同的诠释？我们看待历史的视角会不会再一次被颠覆？打开本书，知晓答案。

1492年至1914年，欧洲人征服了全球84％的地区。然而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日本、奥斯曼和南亚更为领先，为何却由欧洲占据了全球主导地位？对于“欧洲何以征服世界”这个问题，菲利普·霍夫曼认为传统解释——例如地理、流行病和工业革命——无法提供答案。《欧洲何以征服世界(精)》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分析视角和洞见。

霍夫曼运用一个简单的“锦标赛”模型，论证了欧洲各政体的军事对抗和战争如何促使欧洲军事部门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增长，并使它们在火药和其他军事技术方面取得了不可逾越的领先地位；这种军事上的优势又如何在其独特的经济、政治和历史背景下，推动欧洲的殖民扩张，进而成为历史性的全球霸主。

“比较译丛”序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近代早期欧洲的锦标赛如何使征服成为可能

第三章 欧亚其他地区为何衰落

第四章 根本原因：解释西欧与欧亚其他地区的差异

第五章 从火药技术到个人远征

第六章 19世纪欧洲的技术变化与武装和平

第七章 结论：征服的代价

附录A 战争模型与“干中学”的技术变化

附录B 运用价格来衡量军事部门的生产力发展

附录C 政治学习模型

附录D 表4.1和表4.2的数据

附录E 武装和平模型和通过研究获得的技术变化

致谢

参考文献

这四个条件在近代早期的西欧是否成立？

这四个条件在何时何地是成立的？首先，让我们将时间限定在近代早期（第六章将检验19世纪的情况），并且先考虑西欧的情况。我们将把欧亚其他地区就这一问题的回答留至第三章讨论。

第一个条件明确符合西欧在整个近代早期的状况，因为西欧强国的统治者之间频繁交战（图2.1）。他们这样的频繁交战并不令人意外。正如我们所知，他们在战争中成长，他们珍视自己获得的军事战利品，不管是领土、贸易特权、在信仰上战胜敌人或者霍布斯所说的荣耀和名誉。这样的战利品确实是有价值的。

在决定是否参战时，他们所面临的固定成本也很低。对于一些统治者来说，那是因为他们的前辈已经派出了收税员、修建了海军造船所、建立起了一套征募士兵的体系、征用了船只或提供了补给。他们继承了前辈所创造的一切，这意味着相当比例的固定成本已被支付。用经济学术语来说，那是沉没成本。

西欧国家固定成本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与国之间的距离较短。这里所指的距离是指西欧主要强国之间的距离，而不是这些国家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距离。它们之间的距离很短，因为至少从近代早期帝国的范围来看，西欧主要势力国家的规模都是很小的。由于主要国家之间距离很近，它们的统治者在开战之前不需要聚集大量的入侵势力，因而不会耗费太多的固定成本。这其中当然会有意外情况，比如西班牙无敌舰队或西班牙与荷兰的对战，但这是例外，不是常态。

这些国家调动资源的可变成本是相近的。我们可以（从模型中）通过比较统治者在开战时所征集的税收看到：他们的税收基本上是相同的。实际上，他们所得的税收大概是一致的，至少在西欧主要国家之间的战争中是这样，例如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以及18世纪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大部分西欧主要强国的国家规模也是相当的，那些像荷兰和英国这样更小的国家，它们的领土面积弱势被其经济实力和强大的代议制所抵消，这些实力大大增加了这两个国家的人均税收水平。大部分西欧强国可以轻松获得借款以资助战争，代议制使那些更小的国家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借款。

第一个条件是成立的。我们不难理解近代早期欧洲遭受连绵不断的战争。但持续不断的战争只是火药技术推动生产率增长所需的四个条件之一。另外三个条件也必须成立。

第二个条件要求统治者在战争上投人大量资源。这一条件需要统治者愿意为有价值的战利品而战，并且能够以低成本来调动资源。我们已经知道西欧领导人为那些有重要价值的战利品不断对战，但他们的可变成本是否很低呢？

战争期间的繁重税负是可变成本低的明确标志。照此看来，按照欧亚大陆的标准，西欧的税负极其繁重。其中最确凿的证据是西欧国家与奥斯曼帝国的税收比较。奥斯曼帝国的皇帝们为争夺同样的战利品与欧洲国家开战。但是到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税收少于欧洲主要国家税收的中值，不仅少于其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奥地利，更远远低于法国、英格兰或西班牙所征收的赋税。所以我们可以得出欧洲国家筹集资源所承担的可变成本要低于奥斯曼帝国。

欧洲国家的可变成本也低于中国。其证据来自战时的人均税率，欧洲的这一数据要大大高于中国（表2.3）。用劳动天数来衡量税收以及在更长时间内的比较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虽然这样的差异可能只反映了在中国的战利品价值更低或者中国敌人的本性，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的税收实际受叛乱威胁的限制，而且在这样一个更大的王国，精英们能方便地抽走税收。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在欧洲可变成本是很低的，因此欧洲主要国家能够为战争调动大量资源。

P49-51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钱颖一

2015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