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卡夫卡作品的人，总会从他的字里行间，读到诸如：孤独、恐惧、绝望、威胁、谎言、审判、衰落、毁灭、死亡等字眼，这些文字像暗夜的幽灵一样游荡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构成了他作品的全部主题。

莱纳·史塔赫著的《领悟年代--卡夫卡的一生(精)》展示了卡夫卡的生活、写作细节，并且对卡夫卡的著作进行了阐释，用翔实的材料记录了他的精彩一生。这本传记对于理解卡夫卡作品大有裨益，是卡夫卡迷们的最好礼物。

在这本《领悟年代--卡夫卡的一生(精)》中，莱纳·史塔赫用全新的视角，展示了卡夫卡的生活、写作细节，并且对卡夫卡的著作进行了阐释，用翔实的材料记录了他的精彩一生。展现了那个时代叙事文学厚重、多姿的全景。同时，这本传记也以易于产生共鸣的方式将一位非同寻常之人的“私人神话”呈现给读者。

从1916年到卡夫卡去世的1924年，在后一个年代里，卡夫卡身边的世界——从政治到物质——都坍塌了。卡夫卡是一个出生在布拉格的奥地利籍犹太人，并且被疾病折磨着，这使得他无法实现梦寐以求的文学创作者的生活方式。但是这反到提升了他的敏锐度，所以这些年正是卡夫卡的领悟年代。

序言 布拉格的蚁群

第一章 自我放逐

第二章 卡夫卡未被授予任何文学奖

第三章 平民卡夫卡：战争时期的工作

第四章 玛利亚温泉城的奇迹

第五章 我和犹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

第六章 卡夫卡遇见他的读者

第七章 一位炼金术士

第八章 奥特拉和菲利斯

第九章 《乡村医生》的突然到来

第十章 结核分枝杆菌性肺结核

第十一章 祖豪“疗养院”

第十二章 沉思冥想

第十三章 西班牙流感、捷克的叛乱和犹太人的恐慌

第十四章 一位下层女子

第十五章 赫尔曼·卡夫卡，存邮局待领

第十六章 梅兰、二等舱

第十七章 米莲娜

第十八章 充满活力的火焰

第十九章 大逆反

第二十章 逃避到山中

第二十一章 发烧和大雪：塔特伦斯克·玛特里厄瑞山

第二十二章 内部和外部的时钟

第二十三章 私人的神话：《城堡》

第二十四章 领取养老金者和饥饿艺术家

第二十五章 一个巴勒斯坦人

第二十六章 多拉

第二十七章 柏林郊区

第二十八章 最后的痛苦

后记

鸣谢

文献和索引

 人名索引

 地名索引

 作品索引

就卡夫卡的整个人生而言，可以算作是一个独特的、不幸的，但有一定典型性的偶然事件，而双重灾难——精神上和身体上的——都使得有关重新开始的希望每每落空，大多数时候都是祸不单行：在阿斯肯纳夏霍夫酒店的“公开”审判，以及不到三周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向俄罗斯宣战了。午后游泳学校，”卡夫卡在日记中简短地写道——仿佛他亲眼看到了第二个灾难；而这段日记记录中的无意为之的诙谐——这方面的内容记录得稍微多了些——事实上恰恰证明了，卡夫卡做了很多努力去消化在柏林的惨败，以使得自己对这个庞大的灾难有所认知。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卡夫卡的内心极其有力，其力量远大于所有外界向他施加的压力；他最终发展出自己所遵从的内心世界法则；无论是他的人生还是他的作品，都不会偏离尽可能回避那场战争所带来的内心痛苦的方向。

一幅极富诱惑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令人欣慰的图景是：这位天才如同岩石一般的心灵里，却驻扎着一个杂乱无章而粗糙的世界。令人遗憾的是，就连一个梦，卡夫卡——阐释者和卡夫卡——阅读者也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正因为如此，出现了专门的专业，来研究卡夫卡的作品、管理卡夫卡的声望；这些在轻视传记生平方面赫赫有名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致力于对卡夫卡的思想脉络的探索。那些尚未娴熟地掌握研究方法的文科学者，也在将一位经典的欧洲作家的人生和作品构建成一个“精神单元”，确定独立自主的规则，并将“精神上的自治”这个被看作为最高等级的贵族标志赋予这个作家的过程中，暗自感到心满意足。正是这位作家提供了他对这个“冷酷无情的”现实世界不感兴趣，或者说这样的世界无法对他构成重大影响的证据，因而对于这位作家而言，极富诱惑力的是，不经过验证就去相信，并在任何时候都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事件看作令人兴奋的素材，当作独一无二的意识舞台中的场景——直到这些场景被付之一炬，在这个过程中，这位作家似乎无动于衷地专注于他的笔记本。

但是，现实的生活却遵循着另一个逻辑。它迫使人们作出决定，这些决定不仅与人们的心理需求相悖，而且也违逆人们的精神结构，卡夫卡在1914年7月的境况，则为上述逻辑提供了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例证。他动用了所有可以被调动的意志力，避免自己陷入抑郁，这个事件甚至为他带来了幸运——与菲利斯·鲍尔分手导致了多产和“独立自治”的结果。在那时决定——他在人生中还从来没有如此决绝过——不去修复摇摇欲坠的房屋，而是将其完全推倒，然后重建。于是，他决定，辞掉职工工伤保险机构的工作、从父母家搬走、移民到柏林、将写作作为职业。所有的一切——如洪水般向他席卷而来的文学上的幸运和性生活方面的不幸，都通向了这样的决定——它完全是一个必然。最终这个计划确定下来了，诉诸了文字，并且以写给其父母的一封长信的形式公布出来，随后世界大战也向世人宣告。

必须清楚一点——卡夫卡只用了短短的几天就弄明白了这一点，即解除婚姻和战争，这些私人领域和公众生活中的不幸，不仅在时间上赶到一起了，而且它们也都捶打在同一个软肋、同一个痛处之上。因为两者都是灾难性的，它们都打破了最宝贵的人际纽带，使得人们在一瞬间，被扔回到只能对自己抱有指望的境地，这带来了孤独无依的灾难。令人绝望的相互爱恋、相互理解的渴望，对于亲密无间、密切联系的渴求，使卡夫卡要立即烧毁那个与世隔绝的被告的画面，他在自己被审判的过程中受着煎熬，并陷入了无法控制的贪婪之中——“如同一只饥渴的动物”亲吻着一个冷漠的人的脸颊；而所有这些渴望，却只是面对着一个空荡荡的、发出回声的空间。“完完全全的孤独”，他写道。“没有朝思暮想的女人打开房门”，他继续补充了一句“可怕的话”，这可能是菲利斯·鲍尔在阿斯肯纳夏霍夫酒店扔给他的那句话：“你如愿以偿了。”

这样说并不对，卡夫卡完全确定，他从来没有期待过这种空虚。但是，他却不被允许希望这个判决会有所修正，通往上诉法院的路无限期地封锁了。因为这场大规模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匿名的支配力量正在耀武扬威，对于这个力量，卡夫卡到目前为止，还只认识到它的恐惧一面，这和其他的一切事物一样，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突然落到了他的头上。他感觉自己早在几年前就被困在了布拉格，而现在却是的确如此。他怀疑，只凭借信件是无法讲明本质和关键的问题的，在现在则更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因为所有来自外国的信件，也包括在德意志帝国内寄送的信件，必须被打开接受审查。他曾经在周末临近的时候，凭着突发奇想，在没有任何规划、没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登上最近一班列车前往柏林，他也会毫无顾忌地推迟这样的旅行；但是现在，开往柏林的火车时刻表发生了很大的变更，并且边界对“有能力服兵役的”人关闭了。最后还有电话——卡夫卡讨厌电话，认为它断章取义、难以达意，将谈话切割为一分钟一分钟的碎片，任何时候打电话似乎都不合时宜，它会使人更加笨手笨脚或者导致越解释越混乱的结果，对电话必须极其小心慎重；但是眼下电话是仅存的最后一种带来接近感的媒介了。另一方面，奥匈帝国国防部认识到允许它的臣民拨打跨国长途电话是非常危险的。因而，这种联系方式也被切断了。

P7-8

布拉格的蚁群

欧洲中部是一片树木繁茂的大地，气候没有特别的可圈可点之处，由于这里不受洋流的影响，倒也风平浪静；这块土地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矿藏或特殊的自然资源。因为战争和瘟疫造成的人口减少，还有几百年来在政治上不断分裂而成的无足轻重的一块块封地，因而使得欧洲中部成了贫穷而空荡荡的中心。

很短的时期，这块土地发出了超越边界的影响力。关于这个世界如何分割、关于新的具有理性特征的经济形式，还有社会的统治方式，都是由其他地方来决定的，历来如此。以世界经济的发展来看，这个地区的居民还是在短短的一两代之内积累了财富。在19、20世纪的相交之际，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这些繁荣发达的国家，在经过了工业化之后，拥有大量的武装力量，因而这些国家的自我意识也高调地彰显出来了。人们难以把握在这个过程中，新兴的权贵阶层到底有多大规模，但是，正是这些人推动着世界经济的蓬勃发展，并且为政治活动提供着各种赞助。

也正是这个时候，人们突然发现自己被周围贪婪而充满敌意的邻国包围，并且深受威胁。那些老牌的、地位巩固的权力大国，到处炫耀和运用外交上的优势，而且绝不中立，此时，德国和奥地利认识到这个“决定性的危机”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两个帝国在长期内达成共识：共同占有和开发、利用这个蒸蒸日上的中心地带——关于这个推测，总是可以源源不断地找到新的证据来证明。

在东部，俄罗斯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庞然大物，那里数以万计的奴隶被送到侵略战争中去；在西部，充满妒忌的法国和不列颠的唯利是图的人们讨论着开发带来的益处，算计着投资回报；在南部，是机会主义者意大利的天下，这个野心勃勃的附庸国一定会不顾曾经立下的同盟条约，而站在多数派那一边。这个包围圈几乎完全闭合，这种压制——终于在1914年8月l目，使德国和奥地利站到一起。这一切记录在当时的报纸上。在短短几天时间，居住在欧洲中心的居民都习惯了一个全新、有趣、朗朗上口的名词一世界大战。

弗兰茨·卡夫卡博士，32岁，未婚，是布拉格职工工伤保险机构(PragerArbeiter-Unfall-Versichemngs-Anstalt)的犹太职员，在战争开始一年之后，仍然没有意识到战争的存在。他是个头很高、纤细，甚至是动作笨拙的男人；他并没有明显的犹太人的长相，但却显得神经紧张；他饱受头疼和失眠的折磨。但是，总体来看，他完全符合参军的条件，在1915年6月，经过简短的体检后，他得到了体检机构的证明，他完全可以服兵役。不过，他所供职的那家保险机构——实际上是他的上司普福尔(Pfohl)和马施纳(Marschner)出于对他的善意——说他是不可替代的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因而他们向军事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只是形式上将卡夫卡登记在适龄男子名册上，同时标明这个人“将无限期地推迟服兵役”。

尽管这次战争还没打多长时间，爱国主义冲动却已经悄悄地消失了。没过多久，卡夫卡博士也去匈牙利度了短假。在那里他一直深入到了喀尔巴阡战线的军队集结地区。在那里到处可见军官、德意志帝国的制服、乡村神职人员、红十字机构的护士、救护专列、按规定停放的大炮，还有主要由波兰人和加利西亚人所组成的衣衫褴褛、零零散散的难民队伍，他们被俄国人逼迫到了战场前线，后又找机会逃离，遇到了那个到此来度假的人。这个人观察到了各种闻所未闻的大事件的准备过程，也看到了事件的结果。它们的本质是什么，大规模的战斗和伟大的解放的本质是什么？

在电影院，从新闻电影周报中看，一切都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痛苦没有减轻、贫困也没有缓解。

卡夫卡绝对不是当时唯一抱有怀疑态度的人。这场战争令人兴奋、充满冒险的关键时刻，新技术带来的变化、盟友关系、卓有成效的强制收容，这一切留在家乡的人们只能从报纸以及少数的几部影片——安静无声地在眼前放映的默片——中得以了解，当然也不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这一切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是匮乏而且糟糕的食品供应、异乎寻常的通货膨胀、没有暖气的住房、新闻审查、政府机构的刁难、军事化和公共生活的荒芜。新闻媒体将这些称为“家乡战场”，但是这个概念的不实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没有人将它当真。只有那些真正身处前线的人，才能体验到与战争有关的内容；而那些留在家乡的人只能被动地等待，从矫揉造作的军事战况报道中，获得一些战争的缘起和意义的信息。在日常生活的世界中，出现了深刻的裂缝，造成了恶劣的气氛和危险迫近的感觉。

这道裂缝来自调停过程中出现的新颖而又陌生的难题，这些问题越来越紧迫地呈现在政治家们的眼前，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不可能迅速地打赢，就必须更好地将战争“兜售”出去。一个广受欢迎——尽管几乎是鼓动宣传性的思想，是让平民百姓体验到真正战争的味道，让他们感受与参战中订立誓约的盟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感觉。具体的想法是，在后方的家乡复制战争，这并不是用那些可怕的武器，也不是通过展示旗帜来表现战争，这些早在19世纪的战争和大屠杀中落伍了，已经作为历史的纪念品与其他过时的收藏品一起被放在历史博物馆展出了。现在要的不是那些过时的东西，而是要为麻木冷漠的大都市人提供真正的体验，是那种他们早就应该思考、早就应该被告知的经历。

早在战争刚刚开始不久，人们在各个城市的胜利游行中，就携带着缴获的武器，与此同时，一直自诩为“图书和图片的全球展览者”(对文学感兴趣的卡夫卡博士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的莱比锡人也开启了战争模式，在那里，四位充满敌意、荷枪实弹的士兵警惕地紧盯着观光客的眼睛，这种拙劣的让人精神紧张的做法，使访客们只能充满感激地接受这种打量。自然，其他人不仅震惊，而且还会照葫芦画瓢地跟着这么做，但在1914年的秋天，是不会有人这么想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人们还只是将战争想象为一场大面积、爆炸性、大规模的运动，这是无法人为地仿制的，这就如同无法让人造出大海一样。直到战争逐渐进入僵持阶段，正如军事专家长久以来所预言的那样——战壕开始扮演决定性角色的时候，人们才改变了看法；正如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挖地三尺一样，有什么不能够在柏林西部的帝国首相广场上也这么做呢？!因此，到了1915年的夏天，在那里，好奇的人们第一次被允许爬入用木头伪装的、打扫得干净整洁的“嘹望战壕”当中了。

这种战壕当然很快就被其他城市仿建，关于为什么这些壕沟迅速成为吸引普通老百姓的场所，并且立即在各处普及起来，直到今天也令人费解；这些壕沟看上去颇有古典风格，原本是纯粹的防御设施，最后却成了供观赏的展览品，人们像对待令人称奇的科技上的成就一样对待它们。就像躲藏在地下的鼹鼠，人们从战壕里可以连续几周、几个月暗中窥探敌人——这绝对不是充满阳刚气概的、有骑士风度的战争，在那样的战斗里，战士们都装饰得熠熠生辉。采用这种手段，承诺中的速战速决也无法实现了。当然，宣传和文艺表演中的感性煽动发挥了作用，人们渐渐地被说服，相信他们正参与在某个伟大的事件当中。通过讲解，人们了解了构造错综复杂、曲曲折折、迂回反复的壕沟体系，这个系统配备有适于居住的藏身之处、监听通道、电话、铁丝围网，当然也有用于强攻的突围梯。壕沟里的一切都允许人们亲身接触；如果没去现场，也可以从电影新闻周报中追踪这个大事件，在新闻片中可以看到，戴着时髦帽子的来自上流社会的女士们，在穿军装的人陪伴下，沿着围墙一路走下台阶、步入战壕，这样的画面营造了战争的印象。

毫无疑问，人们在布拉格也可以看到诸如此类的景象。

在乘坐公共交通就能很方便到达的一块尚未开发的空地上，人们很容易看到，一条绵延数公里的河流将位于布拉格市北部的皇帝岛(Kaiserinsel)分隔开来，岛屿的顶部正对着这块空地上的果树同和一个相当宽敞的停车场。这块空地是买不起乡间别墅的布拉格人在夏天的度假场所，不难预料的是，在花园咖啡屋、游乐场和草坪附近，一定出现原汁原味的防御战壕，它因为被当作新颖的娱乐设施而备受欢迎。

这个防御战壕带来了引人注目的轰动效应。尽管这个壕沟几乎没有什么隆重的开幕仪式——开幕式前开始狂风暴雨，整整一周太阳都没有露面，但是蜂拥而来的人们几乎挤不上到达这个战壕的轻轨3号线，仅是在9月28日不用上班的波西米亚人的圣瓦茨拉夫日(Wenzelstag)，就有一万人涌向了这个“瞭望战壕”的旋转门。与此同时，周边的啤酒桶被一个个打开，而第51步兵团的小型乐队勇敢地经受了狂风暴雨的洗礼。修建壕沟的这块地方不再是果树园的外围部分，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消遣之地。最让人称奇的是，人们在这里毫无道德负疚感地娱乐放松，因为人场券自然会给“我们的令人赞叹的士兵”带来益处，就连布拉格的副主教也不失时机地为那里的演出赞助了50克朗。

《布拉格日报》做出的有关“风吹雨打只能对这个战壕设施造成非常微小的影响”的保证，毫无疑问被证明是错误的。连日阴雨导致了伏尔塔瓦河(Moldau)不断涨水，一米一米地超过警戒线，最后淹没了这座辛辛苦苦建成的战壕和它所在的小岛。清除淤泥和碎石块，用了好几周的时间。在11月初，人们又听到了一条令人骄傲的消息——布拉格民众现在将有一座经过改良的、更好的战壕了，除了防御战壕刚刚被加固之外，旁边还修建了一个带屋顶的大型餐厅，在那里每周日都会提供比尔森啤酒(Pilsener)、香肠和进行曲音乐。

卡夫卡博士不是一个富有音乐才华的人，不过倒是一个充满好奇的人。但是，由于他实在没有兴趣全身酸痛地边想入非非、边疲劳至极地坚守在等待的队伍中——那里满是滴着水的雨伞和哭闹纠缠的孩子，因而他基本上错过了这桩引起轰动的大事件。在布拉格的人，当然也去看了有关战壕开幕庆典的新闻电影；相关的风景明信片也得以发行；每个小学生都被教导说，人们不会再遭受痛苦，一切将保持现在的状态。仔细认识现在，可能在当下是值得的。这是因为战争再次成为热门话题，被人们详细地谈论，而很长时间没有出现的有关胜利的捷报，再一次成为每天的标题新闻，几个月以来，有关“当这一切结束之后究竟会怎么样”的问题开始在办公室和街头巷尾被人们悄悄地谈起。

就连一直置身于有关未来何去何从的政治性讨论之外的职员卡夫卡，也不断地感受陌生的兴奋感，而且几乎是非常强烈的兴奋。不过，他有自己的计划。他打算离开布拉格，渴望去西方的大都市——这种渴望从他在巴黎和柏林停留时就已经产生了；在他看来，那些地方与古老的布拉格是完全不同的，布拉格是他的家乡，如同一座令人窒息的后院。他的父母、妹妹们和朋友知道他的这个向往，尽管他几乎没有谈起过。但是，没有人当真。未来的乐章将要奏响，不会忽略已经变得越来越粗鄙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瞬间，也同样不会让人忘却恐惧。卡夫卡的两个妹夫都去了前线，如果他们最后能够健康完好地回来，卡夫卡就可以继续他去柏林的盘算了。

即便在国家这个层面，也将未来何去何从的问题强有力地纳入议事日程了。奥匈帝国的统治者与他们的臣民设下这样的赌局：赌获胜的一方如果最后赢了，每年可以得到所下赌注的5．5％的利息，并且最后收回本金；输了的人，失去所有。当然，对于赌博本身的梳理分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需要讨论的是军事上失败的可能性，这个话题即便在唯战争技术论者那里，也是一个长久以来不可触碰的禁忌了。人们将这个赔局称为“战争债券”：市民们借钱给他们的国家，以使战争继续下去，并且获得战利品，之后，战争收益将按照一定比例分给上百万的信徒。这样看来，每个人都是战争赢家——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金钱交易就显得更加美好了。此外，没有人考虑一下，到了支付日的时候，可能完全不存在债务人，所捐赠的款项已经再一次被大手大脚地花掉了。新近颁布的“奥匈帝国第三期战争债券”比最乐观的预言还要强有力——人们用50多亿克朗购买那些上面绘有双头鹰、用新艺术风格装饰、盖有公章和最高官方印章、承诺了美好未来、有效期直至1930年的债券。

周期长、利率高，这对于卡夫卡也充满吸引力，尤其是当他想到自己的柏林计划时。在对这种债券收益的可靠性的半信半疑中，他也像同事那样购买了少量的战争债券；最终他所供职的政府部门——职工工伤保险机构——也做出了类似的无可争议的爱国主义行为，这家机构将其非常宝贵的保证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600万克朗——购买了战争债券。尽管如此，卡夫卡一直在犹豫不决，他意识到购买战争债券与他对未来的打算相关。逃离工作、逃离家庭、逃离布拉格，要实现这些梦想，必须要满足这样的前提，即他在过去的两年里积攒下来的大约6000克朗的薪水，要留下来以备不时之需，而债券利息则用来应付日常花销，他应该只凭借利息就能够养活一个家庭。

卡夫卡前往登记处。那是1915年11月5日，是一个星期五，时间紧迫——因为第二天中午登记处就停止销售债券了，机会也就消逝了。“每个人都应该思考一下”，卡夫卡正好从《布拉格日报》上读到，“选择哪些投资项目才能够在未来获得高收益。认购登记就要结束了，好好利用所剩不多的时间吧”。这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是到底应该投入多少呢？关键只是多少的问题。卡夫卡站在登记处门口，然后转过身，大步向家中走去，之后他又掉转头来，满是激动地向登记处跑去，这一次他仍然没有说服自己踏入那间办公室，而是再次往家里走去，这个下午就这样虚度了。现在剩下的只是委托母亲帮他去做购买登记，因为他周六上午要去上班，不能再这样在城里跑来跑去了。他委托母亲用他的名字购买1000克朗债券。不，这样可能过于谨小慎微了，还是2000克朗吧。

在第二天的下午——这个时候，卡夫卡的存款已经转交到国家手中，他终于决定去参观皇帝岛上的布拉格防御性战壕。为什么恰恰是这一天呢？是他意识到了某种相关性？是他由于自己第一次对战争有所投入后，而在此刻感觉到了某种责任感？我们并不清楚其中的缘由，有关这次参观经历他写下了一句古怪的话，但也没有对参观行为进行解释，这句话是：“看着人们像蚂蚁一样在防御战壕前面和里面挪动着。”一个深陷地下的洞穴和在那里面的大量的相互拥挤的生物，是的，这就是人们最终所看到的一切。

在卡夫卡的名声开始在全世界传播的早年，他的作品和他作为作家的成就，主要是被冠以“预言”的头衔的。也就是说，卡夫卡是最早预见20世纪的匿名性暴力，并将它形象地描写出来的人之一，而这正是他能够产生强有力的影响的主要原因。人们至少可以看到，完全非个人化的、技术化的暴力所带来的蹂躏，在1914年8月就席卷而来，之后成为这个世纪的“原始灾难”。卡夫卡作为时代的见证人，经历着这样的历史过程，并且他在有生之年，就已经找到了这种暴力和管控的致命的牺牲品。没有哪场世界大战是没有打字机、文件夹、索引卡片、公章的，有关这一点，他比所有的作家朋友有更清楚的认识。仅仅在他去世15年后，他周围的社会环境，甚至他周围的最个人化的环境变成了怎样的地狱，这完全不是他能想象的，也是任何人没有能力想象到的。

卡夫卡的3个妹妹都死在毒气室，艾丽和瓦丽是在切米诺(chelmno)集中营，奥特拉是在奥斯维辛(Auschwitz)集中营。卡夫卡的舅舅齐格弗里德·罗威，那位乡村医生，以自杀的方式摆脱了迫在眉睫的驱逐。艾丽的儿子菲利克斯可能死在一个法国集中营。常年在卡夫卡家当女管家的玛利亚·沃纳洛娃(MarieWemerova)也被驱逐出境，再没有回来。

与卡夫卡有着最为深刻的情感关系的4位女性，有两位死于集中营：朱莉·沃里泽克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米莲娜·杰森斯卡因为政治原因被逮捕，并且死在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iick)集中营。格瑞特·布洛赫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卡夫卡的好友吉茨查卡·罗威死于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灭绝营，马克斯·勃罗德唯一的弟弟奥托·勃罗德(Otto Brod)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恩斯特·魏斯在巴黎自杀，因为在德军进入巴黎后他不再有逃跑的可能。卡夫卡中学时代的好友诶瓦尔德·菲利克斯·布瑞勃拉姆(Bwald．Felix Pribram)死在一条遭到德军轰炸的船上。

这个清单并不完全。如果可能，还需要将卡夫卡的其他熟人圈子纳入其中：大学时代的朋友、犹太复国主义者圈子里的熟人、职工工伤保险机构的同事、东欧犹太裔演员、为他治病的医生、卡夫卡在疗养院结交的朋友、布拉格的艺术家、作家和记者，最后还有多拉·迪亚曼特周围的人，那么牺牲者的名单要长很多。例如，诗人恩斯特·费戈尔(Ernst Feigl)的命运就非常具有典型性：由于他的非犹太裔妻子，使得他得以在布拉格活下来，但是他的3个姐妹却在集中营被杀害了。

并不像费戈尔那样拥有救命稻草的布拉格犹太人，只有通过两条途径可以逃脱被杀害：要么是及时地死去，要么是及时地逃走。赫尔曼·卡夫卡一定不想与纳粹的“蒸蒸日上”共处，卡夫卡的母亲朱莉比她的丈夫多活了3年、在1934年9fl去世，因而她还是感受到了威胁。奥斯卡·鲍姆如果不是在1941年因一次手术后的并发症而去世，他可能也会遭到驱逐。相反，他的妻子玛格丽特·鲍姆(Margarete Baum)则是在特雷津集中营度过了她的最后岁月。

卡夫卡身边的许多其他人因为逃跑而幸存。菲利斯·鲍尔和她的丈夫莫里茨·马拉泽(Moritz Marasse)，还有两个孩子移民去了美国，她的两个妹妹埃娜和埃尔莎也同样(相反，菲利斯的两个姨妈则在驱逐即将开始之前自杀了)。勃罗德夫妇和威尔特士夫妇在德军进军布拉格的最后一刻逃走了，并且成功地抵达巴勒斯坦。多拉·迪亚曼特最开始与她的丈夫路德维希·拉斯克一起生活在苏联；在她的丈夫被判刑之后，她成功地离开了苏联，在战争期间她在英国被短暂拘禁，之后一直生活在伦敦，直到1952年早逝。卡夫卡的外甥女玛丽安娜·斯泰恩纳(Marianne Steiner)也逃到了英国。作家奥托·匹克和鲁道夫·福克斯，以及米莲娜的第一任丈夫恩斯特·波拉克也都是同样的情况。罗伯特·克洛卜施托克移民到了美国，在那里成为肺病专业医生。格奥尔·兰格、普阿·本一托维姆和蒂尔·瑞斯勒去了巴勒斯坦。卡夫卡所认识的许多著名的移民分散在各个大洲；弗兰茨·魏费尔、威利·哈斯、埃根·艾文·克什、约翰尼斯·乌茨迪尔、阿尔伯特·埃伦斯泰因、马丁·布贝尔，以及其他人。

卡夫卡成长于斯，他在几十年里从来没有把它作为家乡，而只是作为熟悉的环境和存在的中心的那个世界遭受了两波破坏。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卡夫卡的家人和他的朋友没有从中遭受身体上的伤害，但是却受到了社会方面、文化方面，甚至是道德方面的巨大变化的影响，因而卡夫卡被迫完全重新调整。他觉得自己的根基被拔掉了，作为犹太人受到了威胁，这个以捷克人为主的20世纪20年代的布拉格，已经很难和他记忆中的布拉格重合在一起r。

第二波武力是从德国的纳粹统治开始的，卡夫卡逃脱了这一劫。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恐怖统治、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体登场，最终完全打碎了他的生活世界。不仅是他周围的无数人的命运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打击，而且卡夫卡的生活世界在集体记忆中留下的数不清的足迹也完全消失了。书信、照片、遗作，甚至是全部的档案都被销毁了：这似乎是反作用于过去的暴力，它使得在大量情况下都无法确定损失了什么，但是，这些损失却是完全可以感知的。如果卡夫卡拥有双重幸运——首先逃脱了肺结核、然后逃脱了集中营，那么，他可能在人类文明的浩劫之后，什么都认不出来了。他的世界已不复存在，活下来的，只有他的语言。

这本书获得海米托·冯·多得勒文学奖(Heimito-von-Doderer-Literaturpreis)的特别大奖。史塔赫被研究卡夫卡的学者看作是“卡夫卡传记的标准作者”，大量有关卡夫卡的研究和著作都以他的著作作为重要的资料和索引出处。

“莱纳·史塔赫如此引人入胜地讲述了卡夫卡的一生，没有人能与他媲美。人们如同读小说一样，屏声静气地读着卡夫卡的传记。我们应该由衷地感谢莱纳·史塔赫创作了这部传记。”

——《时代》乌尔里希·格菜纳(Ulric Grei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