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
我记得,还是一个五六年级的小学生的时候,我曾跟着爷爷坐马车从顿河区的大克列普卡村朝罗斯托夫赶路。那是八月的一天,天气炎热,让人疲惫难熬。酷热和干燥的热风扬起的大片尘埃,朝我们迎面扑来,我们的眼睛睁不开了,口干舌燥,既不想看什么.也不想说什么,思维也停顿了。我们的马车夫是个名叫卡尔波的乌克兰人,他也有了睡意,扬鞭策马时,竟把鞭子刮到了我的帽檐上。我没有提出抗议,也没有吱声,只是从半睡状态中惊醒之后,怅怅地望着远方:透过灰尘能否看到一个村庄?我们在一个亚美尼亚人的大村子巴赫契沙拉停了下来,在爷爷的一个富有的亚美尼亚朋友家喂马。我从没有见过比这个亚美尼亚人更丑的面孔。请你们想象一下他的尊容:一个剃光了头的小脑袋,长着两道耷拉下来的浓眉,一个鹰钩鼻,苍白的胡须长得很长,大嘴巴里叼着一个樱桃木制成的烟斗。这个小脑袋笨拙地安置在一个干瘪的、佝偻的躯体上,服装也古怪:上身是件很短的红色上衣,下身是条肥大的鲜蓝色的裤子,迈着八字步走道,脚上趿着一双拖鞋。说话的时候嘴里还叼着烟斗,摆出一副纯粹的亚美尼亚人的派头:鼓起眼珠子,不露笑容,尽可能地淡待客人。
在这个亚美尼亚人的房子里没有风,也没有灰尘,却像在草原上、大路上一样的烦闷和无聊。我记得,满身都是灰尘,热得喘不过气来的我,坐到了墙角的一个绿颜色的木箱子上。没有上过漆的木板墙、家具和上过漆的地板都散发着被太阳烘烤的干木料的气味。眼睛不管往哪里瞧,到处都是苍蝇,苍蝇……爷爷和亚美尼亚人低声谈论着放牧、牧草和燕麦……我知道,茶炊要等一个小时后才能备好,而爷爷喝茶至少花去一个小时,然后睡上两三个小时,这么说我得等上六个来小时,然后又是酷热、灰尘和一路颠簸。我倾听着两个老头的低声谈话,开始觉得,这个亚美尼亚人,这个食品柜,这个被阳光照射的窗户,我好久好久以前就看见过,而且要一直把它们看到遥远的将来,于是一种对于草原,对于太阳,对于苍蝇的怨恨的心绪,袭上了心头……
一个戴头巾的乌克兰女人端来了装有茶具的托盘,然后端来了茶炊。亚美尼亚人不慌不忙地走进外屋,喊道:
“玛莎!来倒茶!你在哪儿?玛莎!”
随即听到了快捷的脚步声,一个十六岁光景的少女走进屋来,她穿一条简朴的布长裙,戴着白色的头巾。她背对着我在洗茶具和朝杯子里倒茶水,我只是发现她的腰肢苗条,光着脚,而她的赤裸的脚后跟恰好被她的长衬裤所遮掩。
主人请我喝茶。坐在桌子旁,眼睛看着给我递过茶杯来的姑娘的脸蛋,我突然感觉到,好像有一阵风吹过我的心灵,吹走了一天的郁闷和灰尘。我看到了梦寐以求的一张无比美丽迷人的脸孔。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美女,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就像一眼看到闪电一样。
我可以起誓:玛莎,或是像她父亲称呼的,玛什雅,是个真正的美女,但我无法证明我的判断。常有这样的情形,云团杂乱地堆积在天边,太阳藏在云彩的后边,照射着它们,天空变得五光十色:深红色的,橙黄色的,金黄色的,浅紫色的,玫瑰色的;云彩呢,这朵像个修士,那朵像条鱼,第三朵像个裹着缠头的土耳其人。霞光布满了三分之一的天空,照耀着教堂的十字架和地主家的窗户,倒映在河流和水塘里,在树梢上颤抖。在这霞光的衬托下,在远处,有一队野鸭飞过,去寻觅栖息的处所……而赶着牛群的牧童,坐着马车走过大坝的土地丈量员,以及正在悠闲散步的老爷们都凝望着这落日的景色,都觉得这很美,但到底美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出。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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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是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写作的,那时他还是莫斯科大学医学系的学生,作品以幽默小品居多,都用笔名发表,用得最多的笔名是安·契洪特,因此也有学者把契诃夫创作的第一个时期称作“契洪特时期”。
这个时期也有公认的几篇传世佳作,如《一个官员的死亡》(1883)、《胖子和瘦子》(1883)。这两个尽管篇幅不长但人物形象刻画得极为鲜明的作品,也凸显了青年契诃夫一项道德诉求——“在人群中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1879年4月6日致弟弟米沙信)
“一个小官”在一位将军面前的恐惧,一个“瘦子”在一个“胖子”面前的谄媚,都是“在人群中”丢掉了“自己的尊严”。契诃夫怀着悲悯之情,摹写了两个小人物在所谓的大人物面前丧失“自己的尊严”的过程,让人悯笑,也让人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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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小说创作的新阶段是哪一个作品作为标志的?学界大致有两个选择。
一种观点是把《猎人》(1885)视为新阶段的开端。
这篇小说,一反先前的幽默小品笔法,开始有了气韵生动的抒情。《猎人》的开头是一段情景交融的文字:
“一个酷热难耐的中午,空中没有一点云彩……被太阳晒枯了的青草,神情愁苦、绝望……森林默默地挺立着,纹丝不动,好像是用树梢往某处眺望着,或是在期待着什么。”
文学前辈格利戈罗维奇(1822—1899)读过《猎人》后,于1886年3月25日给契诃夫写信,对契诃夫的才华表示激赏,这是俄国文坛前辈对契诃夫的头一次眷顾和“发现”。
另一种观点是把《苦恼》(1886)视为契诃夫创作的转折点。《苦恼》一出现,人们发现:先前编写幽默故事的契洪特,变成了咀嚼人类苦恼的契诃夫。
《苦恼》的题词来自《圣经》:“我向谁去诉说我的痛苦?”小说主人公马车夫姚纳的儿子刚死去不久,他要把心中的丧子之痛向人倾诉,但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倾听他心中的苦恼,于是,姚纳最后不得不把他的全部痛苦诉说给那匹他饲养的小母马听。小说的结尾,竟是这样一句:
“小母马嚼着草,倾听着,朝自己主人的手上喷着热气……姚纳讲得出了神,把所有要说的话,统统讲给了它听。”
“人与人的隔膜”,后来成了20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契诃夫是这一文学主题的开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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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生于1860年,俄罗斯的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开始了。比契诃夫小三岁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自传《我的艺术生活》中这样开篇:“我于1863年出生于莫斯科,那正是两个时代交接的时期……我亲眼看到在俄罗斯出现了铁路……”
俄罗斯的现代化是从修铁路开始的。小说《灯火》(1888)的主人公阿纳尼耶夫就是个修铁路的工程师,而第一人称的“我”正“身处于一条刚刚开工修建的铁路线上”,那一片满地狼藉的工地,“被黑暗染成一种最单调的颜色,给这片大地平添了一种奇怪的、野蛮的景象……”
修铁路就需要枕木,就需要砍树。俄罗斯森林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遭遇到了空前的劫难,随之而来的,是河流枯竭、鸟兽绝迹。而契诃夫最早通过文学作品发出了生态危机的警告。从这个意义而言,《牧笛》(1887)也是一篇标志性的作品。……越发关注女性形象的塑造,而且还发表了应该如何描写女人的心得体会:“应该这样描写女人,让读者感觉到您是敞开了背心,解掉了领带在写作。描写大自然也应如此。请把自由交给自己!”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用“如此的光明,如此的柔情,,来形容契诃夫的形象特征。难怪契诃夫能写出像纳金卡(《玩笑》,1886)、阿纽塔(《阿纽塔》,1886)、米修司(《带阁楼的房子》,1896)等心灵如此美好的少女。还有那个让人爱怜的索菲娅(《大小瓦洛佳》,1893),还有愿意将“别人的不幸”当成自己的不幸的维罗奇卡(《别人的不幸》,1886),更不要说那个已经向着光明的新生活迎面走去的《未婚妻》(1903)的女主人公了。
随着女性形象的涌现,爱情题材也随之而出现。契诃夫的作品中,少有美满的爱情结局,像独幕剧《求婚》中的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在小说中少见。
契诃夫写得最让人动情的,倒是一些“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故事。如《薇罗奇卡》(1887),《带阁楼的房子》(1896)等。
如果要说契诃夫倾全力抒写爱情的小说,那就是《牵小狗的女人》(1899)了。但契诃夫并没有着墨去描写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肌肤之亲。他着力要表现的,是当真正的爱情在人的心中萌生之后,人的精神会发生什么样的升华。
《关于爱情》(1898)也写了一个未获正果的暗恋在心的故事。只是到了男女主人公要分手的时候,才相互表白了爱情。这时,主人公才“怀着心中的灼痛终于明白:所有那些曾经妨碍我们相爱的东西,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不必要,多么的自欺欺人……当你爱着,对于这份爱情,你就得超越所谓的幸福或不幸、罪孽或善行的通俗观念,去作更高层次的思考,或者干脆不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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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全世界都在纪念契诃夫诞生一百周年。俄罗斯作家爱伦堡写了本名叫《重读契诃夫》的书。爱伦堡从契诃夫的无以伦比的谦虚的秉性说起,认为契诃夫的简洁的文风也和他的谦逊的人格不无关系。 然后又说起契诃夫的无往而不可爱的善良,把“文如其人”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爱伦堡断言:“如果契诃夫没有他那少有的善良,就写不出后来他写出来的那些作品。”
1960年我初读《重读契诃夫》,并没有十分在意爱伦堡的这句断言,20年后当我重读《重读契诃夫》,才意识到了这句话的弥足珍贵。因为的确是这样的:不管我们阅读契诃夫的什么作品,我们都能感觉到在我们谈到的这些文字后,有一个可爱的作者的存在,感觉到有一颗善良的心在跳动。
契诃夫的小说,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处理,文字简洁、自然、质朴。他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描写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真实反映当时俄国社会的状况。他被认为十九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牵小狗的女人(精)》以爱情为主题,童道明老师精心选取契诃夫关于情感的短篇小说《美女》《大小瓦洛佳》《关于爱情》《牵小狗的女人》等十三篇,另有一篇是童老师的女儿童宁翻译的独幕戏剧《求婚》,同样涉及男女感情,只是呈现方式略有不同。
契诃夫是与莫泊桑、欧·亨利齐名的举世闻名的短篇小说大师,列夫·托尔斯泰称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他的短篇小说题材广泛,风格独特,意义深刻,形象鲜明。其中轻快幽默者妙趣横生,让你会心而笑,又若有所思,久久回味;而凝重深沉者则荡气回肠,令人心灵震颤,难以释怀。《牵小狗的女人(精)》以爱情为主题,精心选取著名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关于情感的短篇小说《美女》《大小瓦洛佳》《关于爱情》《牵小狗的女人》等十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