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老人看上去已经超过60岁，身着格子状的深灰色粗花呢西装，斜挎着撒哈拉黄色的皮质小包，有些拘谨地把头稍稍低下看着我。满头银色的短发沿着不同方向从他黝黑的皮肤里蹿将出来，淡棕色的斑点在他颧骨下方十分明显。他的眼睛不大，褐色的瞳仁在天生的黑皮肤里不太显眼，却不知是因为精神气十足的关系还是外面停机坪上的灯光已透过小窗渗透进来而使他的眼睛看起来闪闪发光。我想起了摩根·弗里曼，那个老喜欢在电影中扮演美国总统的黑人。尽管已在美国生活很久，至今我仍无法得心应手分辨黑人长相，或许在他们看来像我一样的亚洲人也是一样。我注视着他，思忖他打算多久开口说话，看他的样子是有话要说的。他用双手掌抚了抚衣服前襟，本已经平整的西装下摆经他一弄显得仿佛易碎起来，稍一折角就会生生掰下一块布片。
“我坐在这里不打紧吧？”他果然开口，他的手又强迫性地抚了抚衣角：“本来是在正中间的位置，学生娃娃定要同我换，说是不小心同同伴的座位分开，无论如何也想坐在一起。且还向我保证自己的位置紧邻窗边，是为旅行的最佳选择。”
“也许不是那么靠近，他说谎了吧？”我看了眼老人眼睛的方向，身着横条纹T恤衫的年轻人正同邻座打闹。我正坐在年轻人所说的紧邻窗边的位置把自己的黑色西装外套从身上脱下折好。但无疑出错的并不是我，我的机票上好端端印着是靠窗的座位。
“不碍事不碍事，在走廊一侧倒也方便。”他说着坐下来，把小包取下放在膝盖上。我继续翻着手上的杂志，里面有几页详细地介绍着大阪的住宿和交通状况。
“说来好笑，这么大岁数了却是第一次坐飞机。一开始连登机口都找错了呢，一直等在去迪拜的飞机门口。”老人盼着交谈般把头转向我的方向。第一次坐飞机的人好像都觉得整整这一天都被人品头论脚——应该几点到机场，在哪里办理行李托运，去哪个登机口，座椅该怎么调节，如何招呼坐在旁边的人或是怎么向空中小姐要阿司匹林——环节诸多的过程难免让人萌生如果一环扣错会给当天的行程带来多大的阻塞。实际上是多虑了，毕竟飞机只是冰冷巨大的机械器物，不会对它肚子里盛满的物体进行逐个打分，以此评断谁是能到达目的地的，而谁又不能。
“如果起飞时觉得难受的话，请不必客气地使用这个。”我拿出随身的苹果味口香糖递给老人。
“真是不好意思，我就不客气了。”他拿出一片打开，将糖片放进嘴里咀嚼起来。
“您是回国探亲吗？还是……？”他端详着我的脸，犹豫着问道。任谁都会这么想的吧？毕竟我是黄色面孔黑头发的人，怎么看都像是要回到太平洋上的小岛，以前的生活也该是吃着白米饭且在新年时有着烦琐的礼节和仪式。
“不是的，”我边说边解开衬衣最上方的扣子，飞机上的冷气好像没怎么运转一样，“或许算探亲吧，但已经是美国公民，回国恐怕算不上。”
“原来是这样啊。感觉上以为您会是日本人，彬彬有礼的。”
“被人这样说过，或许是因为长相的关系，觉得头脑好，也懂礼貌。就像贴了标记一样。”
“实际上不是吗？”
“倒不至于。”
“对吧？给与您这副相貌的神灵定有它的考虑，在我看来就像在我的人种里依然多少带有先祖的习惯，您也或多或少承袭了这副面孔背后的基因吧。”
“是吗？”我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鼻梁不高，嘴唇也不算厚，皮肤嘛，多少有点干燥，但也算细腻，是同周围的欧美人有本质的区别。
接下来好一段时间里老人都没有再说话。他歪着头跟着再度拿起杂志的我一同阅读起来。书上的介绍内容有一部分是英文，有一部分却是日文。
“可看得懂日文？”老人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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