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对地”搞定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0世纪末，在我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期间，曾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外事顾问的俄驻乌大使留利科夫，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往事。
1996年4月23日下午，叶利钦总统乘坐专机前往俄远东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稍事休息后再飞往北京，对中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专机起飞后大约半个小时，叶利钦让留利科夫把《俄中联合声明》拿出来再看看。这位外事顾问不解其意，不经意地说，声明的全部内容已与中方商定。叶利钦却不以为然，说他这几天反复在琢磨一个关键提法，觉得“建设性伙伴关系”这个措词有点过时了，不能反映俄中关系的实际，因为这一关系已经成为“战略关系”了。叶利钦总统先把联合声明中“建设性伙伴关系”这一提法划掉，写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几个词，斟酌好一会儿后，又在这个新提法之前，加上“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等语。他不大满意地说：“这个声明稿不行，没有突破，我们不要忘记，这是第三个俄中联合声明了，每一次都应该前进一步，上一个新台阶。”他还说，“再过几年，人类就要进入21世纪了。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有责任把俄中关系顺利地带入新千年。”
叶利钦让留利科夫设法立即与北京联系，看看中国主席是否同意上述新提法。此时，北京已经是万家灯火了。这位外事顾问从专机上致电俄罗斯外交部，让其火速与中方沟通。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得到俄外交部指示后，立即约告我副外长张德广。张副部长迅速打电话向正在中南海开会的江泽民主席进行汇报。这两位中俄高级外交官，当时对叶利钦这一神来之笔兴奋异常，都希望尽快将其落实下来。大约过了二三十分钟，俄外交部向专机上的叶利钦报告：中国主席赞同他所提的新措词。此事办得真可谓神速，从提出到商定，不过用了个把钟头时间，而且还是通过“空对地”“地对空”这种独特办法进行的。
后来，我从部里一位知情者那里得知，24日，江泽民主席一见到叶利钦总统就高兴地说：“你昨天在专机上提议，把中俄关系目前的定位改一下，我很赞赏你工作的认真态度和高效率。”还说，“我们外交部的官员得知你的这个提议后，立即告诉我，我当时正在开会，一看觉得很好，就让他们立即复告你，表示完全同意。可见，我当时也在积极工作。”
在这次访问过程中，叶利钦所到之处发表讲话，几乎都要抨击美国的单边主义。有一次，他面对中国各界知名人士，动情地吼道：“美国有什么了不起？！俄中两国现在是战略协作伙伴了，美国人难道敢同我们抗衡？！”之后，又意味深长地说：“俄罗斯与中国，是一对搭档，一个混合体，一个共同体！”
在三年多一点时间内，中俄关系就上了三个台阶：从一般关系，到“互相视为友好国家”（1992年12月），再到“建设性伙伴关系”（1994年9月），又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近些年来，中俄关系“更上一层楼”，发展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提法，是江泽民主席1993年11月下旬访问巴西期间，由中巴两国元首首创的。自从中俄元首决定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后，国与国之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才陆续见诸于国际外交实践。
P168－170
东方出版社约我写一写近百年来的苏联一俄罗斯政要。我想，在正文之前，用简练的文字，以非史家之言，介绍一下俄罗斯的历史、地理、人文、风俗是必要的。
在人类文明长河中，俄罗斯的历史不算长，只有1100多年，大约始于我国唐朝昭宗初年；而统一的俄罗斯，则形成于16世纪上半期，但它一诞生就令世人敬畏。俄罗斯的崛起“列车”，最初由两个“火车头”牵动：一个是彼得一世（1672—1725年），他是俄国君主走出“国门”的第一人；另一个是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年）。她把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著作视为“最好的朋友”。一个“大帝”，一个“母后”，不少俄罗斯人为之自豪。俄罗斯的辽阔与厚重，孕育出不朽的俄罗斯文学艺术，使得19世纪成为“俄罗斯世纪”，也为苏联一俄罗斯政要们施展自己的才华，搭建起一个个坚实的舞台。
在俄国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大的辉煌：一次是1812年打败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另一次是133年后打败同样不可一世的希特勒。两次辉煌的取得，靠的是俄罗斯人的坚韧不拔，而这个“坚韧”，则由灿烂的俄罗斯文明来支撑。
辽阔、富饶的大地，静谧、茂密的森林，造就出无数惊世之才。不管你走到俄罗斯哪个角落，都会感受到那厚重的文化积淀，这绝对是俄罗斯骨子里的东西。俄罗斯之旅，对许多人来说，是去寻觅俄罗斯文化的瑰宝。
说到俄罗斯文明，你会怀念“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让“天鹅”飞遍世界各个角落的柴可夫斯基；你会向往无与伦比的克里姆林宫、朴实无华的列夫·托尔斯泰小墓；你会赞美在列宁墓前举行入队宣誓的“红领巾”、在无名烈士墓前敬献花束的新郎和新娘；你会欣赏造型独特的俄式茶炊、活泼可爱的俄罗斯套娃；你会佩服在地铁里埋头静读的莫斯科人、用各种方式帮你找路的陌生人……
俄罗斯文明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古希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杰作，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地比比皆是；而博物馆珍藏的五千年前中国绸制鞍垫和当代的大棺木、小窝头，则让你感到俄罗斯人对东方文明的膜拜。
在俄罗斯，有六七成人信奉东正教。普京说，这与俄罗斯文化密切相关。有一次过复活节，他当众吻了一下手绘的彩蛋。
……
我是搞外事工作的，没有能力像历史学家那样，对这些政要的所作所为进行全面的专业性解读，我只是以随意的方式，用自创的“散写体”，有什么写什么，多知多写，少知少写，而且写法多样，不拘一格，但不对所写人物妄加评论。我很乐意与读者们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所看（从实地看与从媒体看），以及少许所感、所悟。谬误之处难免，期盼着专家学者们、读者们指正、赐教。
在书稿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前辈、朋友，以及亲人们的鼓励、指点、帮助。赵同福、郑丽琴、张兰芹等同志，东方出版社学术编辑部简以宁同志、责编冯文丹和曹志杰同志、责校童瑜同志以及其他同志，为书稿的出版付出了许多智慧与辛劳。借此机会，谨向上述同志致以深深的谢意。
本书稿参考了一些中国、俄罗斯老朋友，还有一些中、俄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谨向他们致以深切谢意。
李景贤
2014年6月16日
于北京方庄家中
《我所知道的苏联-俄罗斯政要》记述了作者李景贤与前苏联、俄罗斯多位领导人的亲身接触、对他们的印象和评价。见证了他们处理中苏、中俄关系中的所作所为，展现了他们公众面孔外的凡人一面。
李景贤大使从事关于苏联、俄罗斯方面的外交工作40余年，深知苏联、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外交官亲历丛书”之一的《我所知道的苏联-俄罗斯政要》一书中，他从一个中国人的视角，生动、深刻地展现了苏联、俄罗斯政要们的形象，以及中苏、中俄关系的历史发展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