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宕人生、文学江湖中的张贤亮如何理解世道人心？

陈忠实为写《白鹿原》曾经历怎样的寂寞与孤独？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是如何写作的？

写出《大清相国》的王跃文曾有怎样的童年？

《往事流光(见证文学的光荣年代)(精)》以酣畅、隽永的笔触讲述了作者与中国当代文学大家的相交往事以及他们成名作的诞生故事。本书作者汪兆骞，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文学期刊与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在多年的工作中，与阿来、陈忠实、莫言、张贤亮、王朔、王蒙、冯骥才、王跃文、张炜、张抗抗、铁凝等文坛大家相知甚深，在书中记录了作家们创作过程中不为人知的孤独与困惑。本书写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社会思潮、文化思潮及文学环境的变迁，是一本个人视角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往事流光(见证文学的光荣年代)(精)》讲述了作者在其编辑生涯中与陈忠实、阿来、张炜、古华、莫应丰、李国文（此六位均获茅盾文学奖）、王蒙、蒋子龙、柯云路、张贤亮、莫言、王朔、王跃文、张抗抗、邓贤、陆文夫、冯骥才、铁凝、聂绀弩等文学大家的相识、相知及个人交往，同时讲述了这些中国当代文学大家们的成名作的诞生故事。

作者汪兆骞呈现了作家在给中国文学奉献厚重文学画卷其间创作悲欢的点点滴滴，以及他们在透视世道人心、探索人的灵魂时所表现的文心与人格。

浓淡难与君说 ——古华和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芙蓉镇》

捍卫作品的灵魂——莫应丰和冒死写出的《将军吟》

恰如灯下故人——李国文和他的反思小说《冬天里的春天》

载不动许多愁——张炜与命运多蹇的《古船》

浩歌惊世俗——张贤亮与引起争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独自掩卷默无声——陈忠实违心修改又再度复原《白鹿原》

挟笔端风云，抒胸中丘壑——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开启改革文学大潮

嗟咏国家之忧乐——柯云路的《新星》让他名满天下

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两种语言间流浪的阿来与《尘埃落定》

老去诗篇浑漫与——王蒙和他的“季节系列”长篇

聆听宇宙的歌唱——从高密《红高粱》地里走出来的莫言

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严肃作家王朔

笔阵独扫千人军——邓贤与他的《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

心游万仞，岂在官场春秋——被误读的王跃文与《国画》

剪得春光入卷来——张抗抗与情爱文学风暴《情爱画廊》、《作女》

青云不及白云高——江南名士陆文夫的茶道、酒趣与《美食家》

心源为炉，笔端为炭——冯骥才与《一百个人的十年》

洛水嵩云恣意看——铁凝从《哦，香雪》到《玫瑰门》

热肠倚枕写文章——聂绀弩的文人风骨与沉浮人生

羁旅文学，看到的风景（代跋）

聆听宇宙的歌唱——从高密《红高粱》地里走出来的莫言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至今仍在沸沸扬扬。

作为人学的文学，检验其高下的唯一标准就在其对人性探究的程度。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到《蛙》，莫言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在冷静甚至冷酷地思考有关人性、兽性与奴性的关系，并挖掘其根源。三十多年来，莫言以极热忱和清醒的姿态，坚持不懈地拷问故乡土地亦即中国农村现实，同时也拷问自己的灵魂。

三十多年，他创作了十多部长篇小说，一百多部中短篇小说，大量的散文随笔。这五百万字的内容，涉及中国各种社会形态，塑造出了形态各异陌生的“这一个”人物形象。让读者认识人类之恶、自我之丑，认识难以克服的弱点和病态的悲惨命运，构成他要追求的对人生解剖后的真正、深厚的悲悯。

真正了解莫言，只有在认真阅读他的作品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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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莫言，是20世纪80年代初。一次我到保定开会，当地文联的朋友赠我一本他们主办的《莲池》杂志。上面有一篇短篇小说《民间音乐》，作者叫莫言，朋友说，莫言的小说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就发表在《莲池》上。当夜，我草草翻阅了一下，只觉得很会营造艺术氛围，并没有太在意。回京半个月之后，收到老朋友鲍昌（后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从天津寄来的一份《天津日报》，特别推荐其报上孙犁先生写的一篇关于《民间音乐》的短评。文章说：“小说的写法，有些欧化，基本还是现实主义的。主题有些艺术至上的味道。小说的气氛，还是不同一般的，小瞎子（小说人物）的形象，有些飘飘欲仙的空灵之感。”读罢此文，暗暗为自己的不认真羞愧的同时，记住了莫言的名字。

到了1985年春，好朋友《中国作家》的萧立军，在一次友人聚会时，兴冲冲地告诉我第二期《中国作家》将发表他责编的莫言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小萧说，该小说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著名军旅作家徐怀中亲自推荐给《中国作家》的。小萧这样评价《透明的红萝卜》：最突出的特点，是意在“感觉”而非性格刻画。小说移植了莫言的童年经验。莫言十二三岁时，曾在当地一个桥梁工地上当过童工，白天打铁，晚上睡在桥洞里。洞外是一片黄麻地，再往外是萝卜地。饥饿的莫言，挨不住饥肠辘辘，偷了生产队的萝卜，被抓住后，哭着向毛主席像认错请罪。

读了《透明的红萝卜》，我看到一个中国文学中，绝对罕见的儿童艺术形象——黑孩。通过黑孩，概括了历代农民的命运。诚如文学批评家陈晓明所说：“叙述者伪装成孩子、疯子、傻子的视角，是为了看到理性世界控制的另外一面。”这篇小说不以情节取胜，也不倚重于社会问题的重大和矛盾冲突的尖锐，而是以蕴藉深厚、丰盈、常态与变态、夸张变形的艺术细节，以及石破天惊的场面摄人心魄，让人久久咀嚼，回味沉吟。特别是小说描写孤苦无依的黑孩，在后母的虐待和社会冷漠中熬出的对苦难的非凡的忍受力和在苦难中撞击出的美丽幻觉的毁灭，让我不忍卒读，唏嘘感叹。

但是，黑孩如柔韧的野草，却并不是个简单化的孩子，他的内心世界丰富复杂。他以冷漠对待世人的冷漠，与自然却保持着一种超乎寻常的密切和亲和力。显然，这种对黑孩人世荒凉的移位补偿，使作品笼罩一种荒枯、悲凉又透出一点暖意的精神氛围。

黑孩又是有神秘色彩的精灵，小说有意把他忍受苦难的痛苦状态弱化，而强化他忍受苦难的内心力量。这既宣泄了作者的孤愤，又使作品不会陷入通常见到的摹写生活表面形态的弊病。

《透明的红萝卜》发表前，小萧建议《中国作家》领导组织了两次研讨会。第一次别开生面，把研讨会搬到当时莫言就读的军艺学生宿舍。文学系主任徐怀中、莫言等几个人参加。虽然莫言不善辞令，但小型研讨会却开得颇为热闹，最后徐怀中做了肯定的总结。第二次座谈会在华侨饭店举行。不少作家、评论家汪曾祺、雷达、李陀、史铁生、曾镇南等到会，我也受邀参加。会议由《中国作家》负责人老作家冯牧主持。当时很前卫的评论家李陀充分肯定了《透明的红萝卜》。会上也有不同声音，冯牧见史铁生等沉默不语，沉不住气了，就说：“史铁生你怎么老不说话？”史铁生只好发言，但他一张口就说《透明的红萝卜》有宗教意识，又讲宗教对文学的重要性。此话一出，举座皆惊。因为那时讲宗教乃异端邪说。弄得冯牧哭笑不得。我早在“文革”后期就认识史铁生，当时我和崇文区（今东城区）文化馆的母国政等合办过内部文学期刊《春雨》，曾发表过史铁生的小说处女作《教授之死》，并把他抬上珠市口处过街楼座谈。就在《透明的红萝卜》研讨会前，我还到他在雍和宫附近的小屋里去拜访过他。史铁生高度评价了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的夸张变形、魔幻象征等文学手段，他是很有文学鉴赏力的作家。

莫言是1984年准备报考军艺的，但等他兴冲冲从北京延庆部队赶到军艺时，被告知报名工作已经结束。他把在《莲池》上发表的《民间音乐》和另一篇《售棉大道》交给接待他的刘毅然后，就默默走了。当时刘毅然在军艺当教学秘书，协助徐怀中招生。后来刘毅然因发表小说《摇滚青年》而比莫言早被人熟悉。我曾在《当代》编发过他的作品，又几次去军艺讲座，与毅然、后来当了文学系主任的黄献国、朱向前成了朋友。

莫言是军艺文学系的第一届学员。班里共有35位同窗。比起因写《高山下的花环》而获全国1981—1982年度优秀中篇小说奖的李存葆、获全国报告文学奖的《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莫言在班里默默无闻。但徐怀中却格外看好“在班里眼睛老睁不开的那个”莫言，极力向同学推荐他的《民间音乐》。

莫言上课永远坐在教室的一个角落，不太发言，也不怎么参与讨论，却从不会缺课。由于班里人才济济，全国有影响的报刊、出版社来索稿约稿的编辑们，几乎踏破文学系宿舍门槛。莫言埋头写作，不为所动。还是系主任徐怀中挂记着弟子，找到莫言，让他别再把作品投给没影响力的地区小刊了，要鲤鱼跳龙门，投给高水准的文学期刊。得知莫言手头有刚写完的《金色的红萝卜》，拿来一看，十分高兴，改名为《透明的红萝卜》，亲自推荐给《中国作家》。

《透明的红萝卜》在《中国作家》发表后，引起文坛的关注。后来他回忆这段时光时说：“这篇小说实际使我信心大增，野心大增。使我意识到原来这就是小说。”P156-160

羁旅文学，看到的风景(代跋)

当了一辈子编辑，天天徜徉于文字海洋之中，常常混迹于各类作家堆儿里，便有了与作家、作品相知对晤的日日夜夜。高山仰止，鉴德知来，终身受益。除了写发稿笺，月明星稀之时，偶尔也随手写些同作品及友人问答交谈、扯闲篇儿式的文字，聊以自愉，也愿愉人。

英史学家爱．霍·卡尔说：“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套用他的话，我经历的文学之路，是我与作家、作品连续不断的问答交谈的过程。

岁月之旅，消磨而且沉积，一切都变得淡然，唯与文学的对语或可长久地继续下去。因为此生既已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虽“一事无成人渐老”，但内心里燃烧的那簇文学之火，却依然灼灼如炬。

“白发书生寂寞心”，为对文学的那份坚守，我于2012年春接受北京电视台为我作的专访节目。文坛的朋友说，有点意思。你与那么多作家打了一辈子交道，熟悉其作品，又熟稔其人，何不如实道来，弄成一本书，让我们与那些值得结识而并不相识的作家，变为有一面之识，你的功莫大焉。况且，你的私人话语，或可为文学史提供一些证词，搂草打兔子，也算让你拣个便宜。受到鼓励，就真的弄成这本小书。

我有幸亲历并参与了新时期改革开放语境下的文学变迁。我就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为我提供了一个可以眺望文坛和参与新时期文学的平台。

我把新时期文学视为中国文学长河中，最为汹涌澎湃的流段。有人也称之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域名。新时期文学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乐章，一开始它就呈现了悲壮苍凉的情怀，而拉开的却是辉煌的序幕。接下来，便是一出出好戏粉墨登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

所谓伤痕文学是“诉说历史伤痛”，重在揭伤疤，诉苦难。写的是阶级斗争给民族和国家心灵深处留下的巨大伤痛。

作为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苦难叙事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它总是指向过去，又总是试图通过讲述来让人们铭记苦难，甚至避免苦难再次发生。苦难叙事也并不只是历史发生后的文字记载，它还是一种文学“追忆”。文学叙事超越于历史记录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仅可以以丰富的方式解释历史，还可使不同的人参与到对苦难的集体性体验之中。

代表作卢新华的《伤痕》写“文革”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刘心武的《班主任》突破政治禁区，写文化专制主义对青少年的残害。这些作品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直接呼应。《当代》发表并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芙蓉镇》、《将军吟》及王蒙的《恋爱的季节》、《失恋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等长篇小说，应该说是这类文学的代表作。

这类作品呈现家庭悲剧，知识分子苦难史，老干部对革命的忠诚……但多因着眼政治层面，议论多、批判多，故事简单缺少丰盈的文学血肉，读者并不满足。

这里，须要对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做个澄清：曾在南京工作过的美籍华人作家陈若曦于1976年，在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尹县长》，早于《伤痕》、《班主任》。

所谓反思文学，是利用文学作品，对中国社会进行形象回顾和总结。一个长期沉浸并咀嚼苦难的民族，是没希望的。中国作家从来不缺少思考，在他们有了话语权的时候，他们就不失时机地对中国社会进行反思。举国的作家都用文学进行反思，这是历史的独特风景。是本该成为代表民族精神和灵魂的作家的觉醒，是作家的责任和担当。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等，是反思文学的收获。1981年在《当代》发表并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及在1986年第五期《当代》上发表的张炜的《古船》，更是被视为新时期文学重要成果。

经历了回眸民族的伤痛，又经历了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一部分敏感的作家把目光投向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大变革，于是催生了“改革文学”。改革文学的浩然正气，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种宏大气象。首开风气之先者，是天津工人作家蒋子龙，他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一系列工业题材小说，揭示了改革大潮下都市工业群落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和他们的生存状态及生存景观，并较深刻地反映了工业建设中的种种矛盾。这些作品还塑造了一群有高度历史责任感、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形象，拉开了改革文学的大幕。我们《当代》也推出了蒋子龙的《锅碗瓢盆交响曲》、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苏叔阳的《故土》、张锲的《改革者》及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京都纪事》等小说。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但我们重新审视这些所谓的“改革文学”时，会发现这些作品多抓住生活的表象，来充当生活的本来面貌以暗度陈仓，故不久“改革文学”风光不再。

有意思的是“改革文学”与“伤痕文学”都产生过极大的社会性轰动效应。但轰动是因读者关注社会变革而不是文学本身。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作家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文化的寻根问题，如韩少功写《文学的根》、郑万隆写《我的根》、阿城作《文化制约人类》，在《当代》杂志发表小说《远村》的郑义作《跨越文化断裂带》，另一位在《当代》发表小说《最后一个渔佬》的李杭育写《理一理我们的根》。他们与不少作家、批评家关于文学寻根的论述，掀起一股文化寻根的浪潮，尽管文化“寻根”没有宣言，但提出文学继承并重建民族传统文化的倡议，却得到作家们的广泛支持。

作家们意识到，我们国家在经历严酷政治斗争之后，中国文化已经断裂，其结果使文学失去了根基。文学想要发展，必须接上传统的文化源流，并将文学之根深深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

文学的文化寻根潮流中，又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家和作品。像王安忆的《小鲍庄》、冯骥才的《三寸金莲》、莫言的《红高梁》、陆天明的《泥日》等。他们的作品，突破了文学作品只局限于“社会”意义的话语，使文化语境走进文学更广阔的天空。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到西方留学的诗人作家，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施蛰存等，借鉴西方文学的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创作了不少与中国传统文学迥然不同的诗和小说，人们称这类舶来作品为现代派或先锋派。其实，这种判断是不准确的。20世纪初出现的西方现代派的艺术精神，如意象、象征、反讽、意识流动、黑色幽默等，其真正的源头是二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文学。

当然，新时期文学之王蒙的《蝴蝶》、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等小说，所具有的现代主义写作形态及所表现的浓重现代性，是与当代世界文学接轨的。

就小说而言，又可分为新写实、新乡土、新现实主义，它们曾依次亮相。

随着中国社会变化，特别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国社会和人的思想意识发生变化，随之文学也发生了嬗变。这种变化动摇了文学的价值观和审美意识，于是文学加快了“主流文学”、“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分流，逐步形成雅俗共享文坛的多元化、多样化的局面。主流文学话语霸权受到挑战，精英文学表现出文学的生命力，大众文学满足文学的消费性。

我的这种表述是否科学，待考，但大体脉络，自以为是清楚的。

自打摘掉那顶小小的“顶戴花翎”，退休之后，便可以自由表达自己对文学的认识。自知水平有限，做不到“世事洞明”，却有“亲临现场”的真实经历和切身体验。我的只言片语、鸡零狗碎，或可给“新时期文学”留下一种可资参考的证词。毕竟，多人阐述的历史，才有可能最接近历史的真相。

此外，我的回顾，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文学领域中许多混沌的概念：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目的、如何评价文学作品等等，对此，尽管我有自己的观点，但与此文的目的相抵牾，故搁置不谈。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文学的发展，最终取决于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取决于文学自身审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推动着这种变化。  文学是人类生存历史的写照。“新时期文学”以来的文学，也恰恰是粉碎了“四人帮”，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改革开放冲破闭关自守的新政治局面下，社会生活和人们生存状态的写照。它的诞生象征正义、善良、人性的回归，因此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和广泛的人民性。就文本而言，它是一种自由状态，题材、方法、语言、风格、流派空前丰富多彩。

这本小书，力求呈现我熟稔的作家朋友给中国文学奉献厚重文学画卷其间创造悲欢的点点滴滴，及他们在透视世道人心，探索人的灵魂时所表现的文心和人格。

他们的作品折射出复兴中的古老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变动中的种种面容，构成了一部宏大的叙事。

我的这些朋友都是“高居塔顶”，风吹草动就叮当有响(张中行语)的人物。这本小书如能使读者与这些值得结识而并不相识的人变为有一面之识，就让我有大喜过望的成就感，而欢呼雀跃了。然而或因我的水平有限，达不到这一目的，只好说声惭愧，抱歉了。是为跋。

甲午年大雪于抱独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