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定的出发日期一拖再拖。
忽而有某个人的通行证被延误；忽而发现，我们的希望，我们的依托，我们的政委，穿大靴子的大鼻子，还没来得及回到自己的边防站。
我上路前的准备几乎已经就绪。行李箱已经装好。另一个装着俄罗斯古老披巾（这是我最后的欢乐）的箱子已经送到了洛洛家。
“如果在这段时间里，突然宣布某周为济贫周，或者相反，为文明周，要把这些东西统统没收，那可如何是好呢？”
我要求，在危险时刻，就声称这个箱子出身于无产阶级，属于前厨娘费多西雅所有。为使人充分相信，得享尊重，还在上面放了一张列宁像，画像上的题词是：“亲爱的费尼奇卡留念爱你的沃瓦”。
后来发现，这也并未帮上什么忙。
在莫斯科的最后几天忙得头昏脑胀。人们从迷雾中现身，转了一转，又在迷雾中消失。一些新人则又在雾中显现。就像在春天的薄暮中站在海岸看流冰。你看见，冰块载浮载沉，缓缓旋转，一会儿如装载着干草的大马车，一会儿如茅草屋。而在另一座大冰块上似乎有一条狼，和一些被烧焦的木块。冰块旋转着，翻滚着，然后被潮流裹挟而去，永远消失。说实话，您甚至分辨不清，这一切是否确实存在过。
出现了某些工程师、医生、记者，来了某位女演员。
一位熟悉的地主从彼得堡去了喀山自己的庄园。他从喀山写道，他的庄园被农民们洗劫一空，他走遍一座座木屋，赎购绘画与书籍。在一座木屋里他发现了奇迹：在红角。里悬挂着一幅我的画像，是画家普列伊费尔的手笔。并排悬挂着显灵者尼古拉的像。将这幅画像据为己有的那位农妇，不知何故，认定我是一位大殉教者……
利季娅·亚沃尔斯卡娅①出乎意料地来到了我们这里。她一如既往，还是那么优雅。她说，我们应当团结起来，搞个什么组织。而搞个什么样的组织，谁也不明白。陪伴她的是一位裸露着膝盖的童军。她庄重地称他为“索博列夫先生”。冰块转了个身，他们便在雾霭中远去……
米罗诺娃突然出现了。在郊区一座小剧场里演了几场什么话剧，也同样消失。
后来，一位非常有名的外省女演员进入了我们的小组。她的钻石饰物被窃，为了寻找这些钻石，她求助于从事刑事侦查的政委。政委是位十分殷勤可爱的人，在这个案子中帮了她的忙，得知她将在作家圈子里度过一个夜晚，便请求她把他也带上。他酷爱文学，从未见过一位活生生的作家，渴望看我们一眼。女演员获取了我们的许可，把政委带来了。这是我平生见到的最庞大的人物。在头顶上方某处他的嗓音嗡嗡作响，但说出来的话语却是最最多情善感的：竟是文学选读课本中的儿童诗，并一再声称，在遇到我们以前他一直仅仅靠理智生活（“理智”一词他把第一个字说得很重，结果说成了“利智”），现在他开始用心灵生活了。
他整天整天地逮捕盗匪。他组建了一座犯罪陈列馆，向我们展示收藏的异常复杂的器具，盗贼用它们剪断门链，无声地锯开钢锁与铁螺栓。让我们看职业盗贼去开展业务时随身携带的工具箱。每个工具箱里一定有隐秘的手电筒、小吃和一瓶古龙水。古龙水让我感到惊讶。
“怪事——居然会有这样的文明需求，竞如此雅致，而且，还是在这样的时刻。在这分秒必争的当口儿，他们怎么还能想得起来去抹古龙水呢？”
其答案非常简单：古龙水是他们的伏特加的代用品。当时伏特加是无法搞到手的。
抓捕一阵子强盗，政委晚间便来我们小组。他充满柔情，惊讶于这便是“我们本人”，还送我回家。深夜，沿着寂寥漆黑的街巷，跟这么个大块头一起走，真有点吓人。周围是可怕的塞率声，偷偷的脚步声，惊叫声，有时候还有射击声。但最恐怖的终归还是这位护卫着我的巨人。
有时候夤夜会响起电话铃声。这是停止靠理智（读“利智”）生活的“护卫天使”来询问，我们这里是否一切都好。
被电话铃声惊呆的人们逐渐平静下来，便开始朗诵：
折磨人的梦神展翅翱翔
在罪人们的头顶上方，
而体贴人的护卫天使
则与孩子们闲话家常。
护卫天使一直到我们登车启程也没有抛弃我们，他送我们到火车站，看守我们的行李。车站上的契卡分子对我们的行李非常感兴趣。
P11-13
俄罗斯鼎鼎大名的人都把褒扬的修饰语奉献给苔菲。不过，很少有谁指出过她的罕见的毅力与勇气……
在一生中她始终是这样的——勇敢无畏，言词犀利，幽默诙谐，聪明机智，魅力十足，卓尔不群，无与伦比。
——俄文版编者斯·尼科年科
苔菲不想谴责任何人，也不想教会任何人什么东西……同时代人与同胞们从她的书中发现并嘲笑自己……
苔菲无意取悦于世人，她不想欺骗他们，也不害怕真理。但是却坚持不懈而又委婉地，仿佛在不经意间告诉人们，无论人们生存得多么恶劣多么丑陋，生活总归是美好的，如果其中有阳光、天空、孩子、大自然，最后，还有爱情的话。
——格·阿达莫维奇
无与伦比的苔菲
大约半个世纪之前，我偶然得到一本小册子，书名为《旋转木马》。作者嘛，是某个叫作苔菲的人。不过，刚读没几行，我便明白了，作者是位女士。小故事写得都很棒，而最使我吃惊的是一篇叫作《睁开双眼》的。两位俄罗斯人，一位法官与一位地主，坐在国外疗养地的饭厅里，为了消遣，开始凭外貌判断每个人的身份。他们于同在这里疗养的人们当中发现了杀人犯、澡堂服务生、刽子手与铁路大盗。他们自然说的是俄语。等从老板娘那里得知每个人的真正身份之后，他们两个都笑瘫了：铁路大盗们原来是来自美国的歌手，杀妻凶手是智商低下的百万富翁，澡堂服务生则是法国记者，刽子手嘛，竟然是位公证员，等等，等等。然而，最令他们惊诧的还在后面。三两天过后，他们收到一封信，是用俄文写的。“从这个贼窝里逃命吧！”俄国女地主霍尔金娜大声呼号，她已经逃之天天了。“你们让我睁开了双眼，认清了我们身边的罪犯。可是，我也认清了你们的真面目。‘这是整整一个伪币制造集团，’你们刚进来的时候用午餐者当中有人说。赶紧逃跑吧，趁现在还来得及。也许你们还能悔过自新。”这个短篇非常可笑。同时又很聪明。它不仅逗人笑，而且还提醒人们：外貌，这还不是人，外貌经常是骗人的，而受骗经常发生在各个方面：或者将聪明人认成白痴，或者将恶棍当作善人。与此同时，苔菲在往事回忆中也时常坦然承认自己的错误。
在她回忆鲍里斯·潘捷列伊蒙诺夫时我们读到：
“来的是一位文雅的高个子先生，四十五岁左右……
我们作家的眼睛是敏锐的。我立刻就明白了——他是英国人。
他原来是地道的俄国人，西伯利亚人，五十八岁，化学家……”
这种惊变当然可以认定是作者的一个手法，她成功地将其找到并运用了半个世纪。
然而，事情未必仅仅在于手法。
是的，苔菲熟知奥斯卡·王尔德的名言：第一印象最可靠，不以貌相取人者必错无疑。苔菲恰恰不以表象论是非：她力图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剖析每一个人，理解每一个人。她取得了卓越的成效。而且，她完成这一切时总是面带微笑，幽默诙谐，甚至还似乎带着几许歉意，做到惊人地自然，有分寸——这里谈的首先是她的文艺创作，但也适用于她的回忆录。她的回忆录同样是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
关于苔菲本人有许多回忆文章，所有这些文章照例都是赞赏有加。回忆录作者们直白地赞赏她的俏皮、俊美、机智、善良和聪明。
俄罗斯最鼎鼎大名的人都把褒扬的修饰语奉献给苔菲。不过，很少有谁指出过她的罕见的毅力与勇气，因为苔菲一向力争把高高兴兴无忧无虑的面目呈现给外部世界。按照数以百万计读者的观点，幽默故事的作者正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这并不是伪装面具，而是性格特征——不将自己的苦恼与艰辛展现出来。每个人他自己的困难已经够多的了。
回忆录的作者们一般总是从讲述自己的童年开始。讲自己的双亲，祖先，家族的传统习惯，自己的成长过程。在苔菲的回忆录中这一切都找不到。当然，在其回忆录中不时也闪过某些片段和只言片语，家庭生活的某些场景，然而没有关于亲人们的细节描写，更没有家族的历史。1932年出版于巴黎的那本书，虽然命名为《回忆录》，实际上讲的仅仅是一件事，尽管是作者生活中重要的一件事——她与祖国诀别的延续了将近一年半的过程：1918年秋天，苔菲与阿韦尔琴科以及几个演员出发去基辅巡回演出，从那儿又继续向南，于1919年底竟然……到达了君士坦丁堡。二十年过后，苔菲试图出版一部新的回忆录。现在她将其定名为《我的编年史》——因为讲述的不是作者本人，而是其他人（须知编年史作者写的不是自己，而是他有幸成为见证人的那些事件）。
能否从苔菲的回忆文字中得知关于她本人的某些事情呢？
当然能。因为，无论作者如何力求客观，他也必定要在某些地方透露出自己的心灵，必定要表达出他对其描写的人抑或人生际遇的态度。那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他，即作者，是谁，是位什么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看到苔菲其人，即同时代人所描绘的那样的人——幽默，善良，魅力十足。
因为苔菲在回忆录中很少谈及她本人，现在我把其他传记作家搜集到的关于她的某些资料讲述给大家。
娜杰日达·亚历山德罗夫娜·洛赫维茨卡娅（这就是她出生时的名字）于1872年4月末生于彼得堡。4月末——为何如此含混不确呢？这是因为在一些百科全书式的出版物与苔菲研究者们所写的传记作品中，采用了各自不同的日期：4月21日，24日，26日，27日，甚至还有的说是5月9日（用公历则相应地为5月3日，6日，8日，9日与21日）！原因是作家本人有意尽量搞乱这个问题。因而，在1960年代初期苏联出版界一般都说，苔菲出生于1876年（我自己在1967年出版她的短篇小说集的时候，也是这样界定她的出生时间的）。1928与1935年巴黎省发给苔菲的证件上，她的出生年月日则注明为1885年4月26日。
如此看来，其真实情况尚需进一步挖掘。
不过，我们确切地知道，她的父亲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洛赫维茨基（1830—1884）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是刑侦学教授，律师，《司法通报》的编辑与出版人，多种法学著作的作者，出色的演讲家，一位十分机智的人。苔菲的母亲就其出身讲是法国人（娘家姓诺埃尔），熟知欧洲文学，尤其是她最热爱的诗歌。 ……
在苔菲建议命名为《我的编年史》的这本书中，包含着一些异样题材的作品。在这里她想讲述关于某些格外引人注目（在不同方面）的人与事，她曾经与他们相遇，并且曾在多年间与其交往，抑或仅仅接触过两三次（例如，拉斯普京），可是这些人太不同凡响，他们或在文学史上，或在俄国与俄国侨民的命运中，最后，在苔菲个人的命运中，发挥过显著作用。她的《我的编年史》里的主人公，无论在才能与知名度上，无论在生活的各个不同领域中自己发挥的作用上，都是不均等的。然而，他们全都在作家的生活中出现过，并在其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
立刻会引起读者注意的是，在《编年史》的章节中没有一章是关于目前仍然在世者的。诚然，在《格奥尔吉·丘尔科夫与梅耶荷德》中作者附带说明：“我不知道格奥尔吉·丘尔科夫是否还活着。”不过，显然她已经听到了一些传闻，说此时丘尔科夫已经不在人世。那么，这一原则得到了遵守。关于仍然在世者，她或者一带而过，或者以某个大写字母来代替。大概，这其中有内在的分寸感在发挥作用：苔菲知道，并非每个人都乐意让别人写他们，——有时候会遭受伤害。突然，她谈及的某人此刻正在苏联——他便有可能因为“白卫军作家”写到了他，因此便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
苔菲的命运在不同的时期与其笔下人物的命运发生过交集，他们之间的关系各式各样，从她口中得知关于甚至早已熟知的人的一点什么新鲜事，或者关于早已被忘怀的人物的什么新闻——这永远是很有趣的。所以，她《编年史》的每一章，或者某篇特写——都是艺术作品，主人公在其中生活与行动的时代有时与我们相隔半个多世纪，或四分之三个世纪，有时候几乎是一个世纪（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发行于1905年！），从过去人们的相互关系中，从他们的探索与迷惘中，我们会看到某些属于我们的同时代人才具备的特征。
我们会得知关于尼古拉二世与列宾的人格中的某些新东西，了解到当代俄国读者几乎对其一无所知的洛洛，我们会对亚·伊·库普林感到更加亲切，关于季·尼·吉皮乌斯和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这类“怪人”我们也会有新的发现。
深情厚谊与相知相交的纽带将伊·布宁、苔菲与鲍·潘捷列伊蒙诺夫这三位俄罗斯作家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在遥远的巴黎度过了自己最后的岁月。除去一些第三者的回忆，还保存有友好圈子成员的物证。在一张拍摄于1949年的照片上，在摆放在花园里的桌子旁边，他们置身于其他作家之间：头戴鸭舌帽的布宁、苔菲与站在旁边的潘捷列伊蒙诺夫。有苔菲给安德烈－谢德赫寄到纽约的信，有写在书页上的题词。这是苔菲赠给潘捷列伊蒙诺夫的诗集《沙姆拉姆》，上面的题词是：“给亲爱的精神上的兄弟鲍·潘捷列伊蒙诺夫。请晚上转身向着东方，并回忆那逝去的一切”。这是写在潘捷列伊蒙诺夫的作品《圣弗拉基米尔》上的题词：“赠给迷人的，无与伦比的，聪慧与超凡脱俗的娜杰日达·亚历山德罗夫娜·苔菲。感谢您的鲍·潘捷列伊蒙诺夫”。
这是一张从记事本上扯下来的方格纸。上面有苔菲在去世前几天，也许是前几个小时，写下来的几行字：
如果谁将自己的吗啡赠给自己的兄弟，那就再也没有比这更
高尚的爱了。
正是如此！！
娜·苔
写这条札记的时候，苔菲已经被疾病折磨得连说话都很困难了。在这里，她感谢已于两年前去世的鲍·潘捷列伊蒙诺夫的遗孀塔玛拉。她为苔菲送来了吗啡。吗啡能让她在短时间内摆脱痛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使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刻，苔菲也未曾失去精神力量，也未曾失去对幽默与戏谑的偏好。
在一生中她始终是这样的——勇敢无畏，言辞犀利，幽默诙谐，聪明机智，魅力十足，卓尔不群，无与伦比。
《我的编年史（苔菲回忆录）（精）》是俄罗斯作家苔菲的回忆录。作者以短篇讽刺小说知名，在回忆录中，更是以自己特有的幽默与深入性格本质的技巧，简洁而令人信服地再现了同时代人的精神风貌。
在《回忆录》（1932）中，苔非涉及的是刚刚过去不久的时间，它还未来得及将记忆的色彩、细节与精确度冲淡。所以，早已消失在时间的云雾中而又在回忆录页面上闪烁的人物才有可能那么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我的编年史》中，苔菲用寥寥数笔即刻画了十来位与其命运有过交集的同时代人，如库普林、索洛古勃、阿·托尔斯泰、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巴尔蒙特、阿韦尔琴科、安德烈耶夫、库兹明、谢维里亚宁、丰达明斯基、列宾等。
苔菲在沙俄时期就已建立幽默作家的名声，侨居巴黎后在侨民作家中也是声望很高。
苔菲的幽默小说是其声望的源泉，但这本《我的编年史(苔菲回忆录)(精)》也给她带来了不同凡响的声名，她对于俄国作家的描述非常精到，栩栩如生，同时又具有史料价值。
对于想要了解苔菲和她时代的其他作家的读者而言，本书尤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