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朱贻庭所著的这本书稿《中国传统道德哲学6辨》为朱贻庭教授多年来研究中国伦理思想的学术专著，作者从“‘源原之辨’与‘古今通理’”开始探索、研究传统伦理学思想和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回答“是什么”、“为什么”和“什么是应当”的问题。通过对中国传统道德哲学6辨的研究，发掘和概括出一系列属于中国道德哲学思想的概念和范畴，若能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作为“理论范式”将在创建当代中国伦理学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今天，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总结积2000多年的由中国古代哲人群体所著成的这部伦理学“大书”由朱贻庭所著的这本《中国传统道德哲学6辨》，写好以儒学为主、综合各学派之“学”，以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概念范畴话语系统为基本骨架的构成古代伦理学体系的“古典中国伦理学”，并在此基础上，立足于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西方伦理学的优秀成果，再写主要以中国话语的伦理概念范畴为符号系统的体现中国伦理文化基本特点和时代精神的“当代中国伦理学”。

自序

一辨：源原之辨

 “源原之辨”与“古今通理”——论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基本路径和方法论原则

一、“源原之辨”：一种文化生成的综合成因

二、现代“价值对象性”：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的内在根据

三、“古今通理”：现代“价值对象性”的具体化

四、化理论为方法：“古今通理”的现代价值再创造和民族“精神命脉”的延续

二辨：天人之辨

 “天人合一”：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核心范畴和理论基石——论“天人合一”的宇宙结构模式和人生修养境界

一、“天人合一”的两个层面

二、“天人合一”的宇宙结构论与道德本体论

三、“天人合一”的人生修养境界说

四、内含于传统“天人合一”论中的“古今通理”

三辨：义利之辨

 传统“义利观”的两层含义和“重义”精神——治国价值方针与人生价值取向

一、“义利之辨”释义

二、作为治国价值方针义利观的“重义”精神及其“上重义”、“由义”和“公正”之义

三、作为人生价值取向义利观的“重义”精神及其“义为目的”和“义贵有功”的价值模式

四、继承和发展传统义利观的“重义”精神

四辨：和同之辨

 “和”的本质在于“生”——论传统“和同之辨”与“和生”之道

一、“和”与“生”

二、“和生”与“和合”

三、“和同”与“专同”

四、文化发展的“和生”之道

五辨：本末之辨

 “崇本息末”与老子反对道德虚伪的批判精神——读《老子》和王弼的《老子注》

一、“本末之辨”与道德结构

二、道德之“本”，“本在无为”

三、“崇本息末”和反对道德虚伪的批判精神

四、“本末之辨”对道德治理的方法论意义

六辨：形神之辨

 “‘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及其方法论意义——兼论“形神统一”的道德生命结构

一、“形神统一”由人体生命结构到“文化生命结构”的升华

二、“形神统一”：中国哲学语境中的“文化生命结构”

三、“‘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与卡西尔“文化符号”论

四、“‘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论的方法论意义

跋

后记

“源原之辨"与“古今通理”——论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

基本路径和方法论原则

“文化”是具有“形神统一”内在结构的生命体。它不仅是现存着的，也是历史地延续着的。作为历史地延续着的文化生命体，也就是传统文化。这就是说，传统文化也是具有“形神统一”的文化生命体，而正是在其历史地传承中铸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所谓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实质上就是延续这个民族的“精神命脉”。

所谓“精神命脉”，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之“神”，一个民族的民族之魂。所以，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本质上就是“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的历史延续，是民族“精神命脉”的延续和发展。

那么，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和精神命脉是怎样历史地延续的?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实现其历史延续的？这就需要从文化发展史观的角度探讨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规律。为此，我提出了几个概念，即“源原之辨”、“价值对象性”和“古今通理”。

“源原之辨”是一种文化生成的综合成因，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的一般路径；“价值对象性”是存在于优秀传统文化中可以进行现代价值评价的对象，是存在于优秀传统文化中可以转化为现代价值的价值可能性；“古今通理”则是“价值对象性”的具体体现，也是民族“精神命脉”的载体。所谓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古今通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通过“古今通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延续民族的“精神命脉”。

一、“源原之辨”：一种文化生成的综合成因

从发生学的视角看问题，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的生成，都有“源”与“原”两个方面的综合成因。

“源”即渊源、资源，指历史地形成的承载着民族“精神命脉”即包含着优秀内涵的传统文化（也包括外来的文化影响）；“原”即本原、根基，指社会现实的经济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状况及其变革。“源”不仅为一种社会文化建构提供了可资选择的文化资源，而且还规定或影响这一社会文化建构包括文化话语系统的民族精神特质和民族形式。

事实上，传统文化，“它是现在的过去，但它又与任何新事物一样，是现在的一部分”。[1]（[1]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因此，每一个时代的文化的建构和建设，都不可能是超脱传统文化的无历史的，就是说，都必然要以传统文化为其既有基础和前提。任何一种新的文化建构，都要以传统文化为其渊源和前提，从而体现了文化演进的继承性，延续其民族的生命和“精神命脉”。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传统文化的演进又离不开现实的社会存在（“原”）的作用。“原”不仅决定了一种现实的社会文化的社会性质、价值导向和时代特征，而且决定着传统文化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情形。这就是说，作为“源”的传统文化必然要受到现实之“原”的鉴别和取舍。因此，“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魏源语），今人正是通过据于今之“原”而对古之“源”的鉴别和取舍，去改造和发展传统文化。

这里的关键是要在传统文化中发现为现实社会所需要的并可转化为现实价值的价值对象，即发现传统文化中所含的现实的“价值对象性”。当然，传统文化的这种“价值对象性”，不就是直接拿来可用的“现实价值”。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不是被“发现”的，而是需要创造的。就是说，即便发现了传统文化中现实的“价值对象性”，也还需要根据现实之“原”对之进行价值“再创造”，从而改造和进一步发展传统文化。（P3-5）

自序

研究传统文化，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至少需要回答三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什么是应当？

“是什么”是对传统文化的事实判断，就是从历史的视阈回答什么是传统文化，它在历史的行程中积累了哪些丰富的内容。

“为什么”即推究传统文化生成、演化的所以然之故，就是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科学地分析传统文化产生、形成和演化的社会根源，包括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民族特点、社会心理等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和历史演变，从而把握传统文化的演化规律和本质特征、基本特点，对“是什么”的问题做了深层次的回答。

“什么是应当”是对传统文化（“源”）的价值判断，就是立足于当今社会实践的现实这个“原”，运用“源原之辨”的分析方法，对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价值评价，进而作出“什么是应当”的价值判断：哪些是应当继承和发扬的优秀精华，哪些是需要否弃和拒绝的劣质糟粕。一般说来，存在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具有可继承的现代“价值对象性”，我们又称之为“古今通理”。但是要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还必须对其现代“价值对象性”进行价值再创造，也就是对“古今通理”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使优秀的传统文化转化为新时代的新文化。任何一种具有民族特点的新的文化，都是在传统文化的基地上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发展；离开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就不可能有民族新文化的创造。

必须指出，回答三个问题，是一个逻辑递进的过程，是事实判断在先，价值判断在后，不可倒置。不然的话，就会以某种时尚或某种利益（如商业化）的需要出发而对传统文化“是什么”做选择性的取舍，取其所需而舍其所不需，这样就可能剑走偏锋，陷入随意性和片面性，造成对传统文化的曲解或碎片化，“元素论”就是一种典型例证。由此，当然也就不可能回答好“为什么”的问题。

很显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首先要回答好“是什么，，的问题，这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前提。而回答好“为什么”的问题是关键。如果不通过历史的分析，不对传统文化的历史形态及其本质和特点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就会丧失对传统文化（“源”）的批判分析，因而也就不可能回答好“什么是应当”的问题，不可能基于新历史时期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原”），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会得出所谓“古已有之”的谬说。事实上，所谓“古今通理”，不是抽象的东西，都具有其历史的本质和形态，也就是说，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因而必须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而不通过分析批判，是不能转化为具有新的时代内容和形式的。  自然，研究传统文化要回答好“是什么”、“为什么”和“什么是应当”这三个问题，绝非靠一人之功、一时之工，而必须靠学界同仁长期的共同努力，这在文化多元的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因而，在传统文化研究领域，坚持“百家争鸣”是完全必要和应当的。

对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和传统伦理学思想的研究也需回答上述的三个问题。如果说，以张岱年先生为顾问、由朱贻庭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主要从历史的视阈回答了中国传统伦理学思想“是什么”、“为什么”和“什么是应当”三个问题，那么，这本《中国传统道德哲学6辨》，则是以专题的形式聚焦于道德哲学，试图对贯通于历史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理论的概括。不仅进一步回答了中国传统伦理学思想“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而且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出版后近30年来的思考，根据当今的现实（“原”）和语境，对“什么是应当”作了新的论说。意在帮助读者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能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和更深一层的理解，并提示什么是存在于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古今通理”。所以，如有读者称《中国传统道德哲学6辨》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为“姐妹篇”，我将欣然受之。

道德哲学是伦理学的理论基石。关于道德的来源与本质，人性与道德，道德的演变和发展规律；关于社会为什么需要道德，道德的价值结构，人为什么要讲道德、为什么要敬畏道德，道德对人和社会有何价值，怎样才能成就有道德的人；关于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人应怎样正确处理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关于个人和社会为什么会产生道德虚伪、道德危机，等等问题。这些都属于道德哲学范畴。不研究传统的道德哲学，或者说，离开传统的道德哲学，仅以发掘传统伦理学的道德规范为务，就有可能不加分析地将通行于古代的从属于宗法等级“礼制”的道德规范加上一个“新”字而简单地套用于当今现实。如若这样，那就不需要做“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了，也就取消了传统伦理文化研究的“第三个问题”。应该看到，中国传统伦理学思想包含着富具民族特色的道德哲学基础。要全面而深刻地把握包括一系列道德规范在内的中国传统伦理学思想，就必须下功夫研究作为传统伦理学理论基石的传统道德哲学思想。

本书一辨：“‘源原之辨’与‘古今通理’”，阐述了继承和发展包括传统伦理学思想的传统文化的哲学方法论原则，实际上是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探索、研究传统伦理学思想和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回答“是什么”、“为什么”和“什么是应当”的问题。其余“5辨”就是对这一方法的具体运用和展开。

我积多年的研究心得，认为“重义”、“贵和”是贯穿于中国传统伦理学思想史的基本理念和基本精神，而其理论基石就是“天人合一”。所谓“民本”说，则是“重义”、“贵和”在政治伦理上的体现。据此，本书在论述“源原之辨与古今通理”后，分列“天人之辨”、“义利之辨”、“和同之辨”。拟题：“‘天人合一’：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核心范畴和理论基石——论‘天人合一’的宇宙结构模式和人生修养境界”（二辨）；“传统‘义利观’的两层含义和‘重义’精神”（三辨）；“‘和’的本质在于‘生’——论‘和同之辩’与‘和生’之道”（四辨）。

“天人合一”，既是一种关于宇宙结构的宇宙观，又是关于人生修养的精神境界说。是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核心范畴和传统伦理学思想的理论基石。作为宇宙结构的思想，即体现为一种“宇宙结构伦理模式”，从本体论的高度论说天人同构“合一”，回答了“道之大原”即“人道”本原于“天道”的道德哲学根本问题，因而又是道德本体论。“天人合一”论又是人性来源和人生修养境界的根据。儒家伦理学思想的根本宗旨是“成人”，因而，达致人格精神境界上的“天人合一”，是儒家“天人合一”论的归宿和最终目标。道家以不同于儒家的理论形式也论述了“天人合一”。而正是在回答“天”、“人”关系的运思中，贯穿了中国古典哲学所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重义”，旨在“义分则和”。社会成员各尽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各自遵循应当的道德规范，并通过制度建构就能达致社会和谐。“和”不是为和而和．“和”之所以为“贵”，其本质在于“生”，即所谓“和实生物”，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社会成员如何才能自觉地遵循道德规范、履行道德义务，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义、利关系，确立“义以为上”的人生价值方针，做到“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或“以义谋利”，“利缘义取”。社会成员如此，社会统治者在执政方针和个人行为上同样应正确处理“义利之辨”，做到执政“重义”、“由义”，而“义”的最高要求就是“公正”，并应将之落实到政策和制度。“重义”的本质是“重己役物”，重视自己的德性修养，实现对功利的超越。其最高境界就是达致“混然与万物同体”的“天人合一”。

道德是德性良知与规范形式的统一。德性良知为道德之“本”，规范形式是道德之“末”，弃“本”而逐“末”，必然使道德徒具形式，沦为虚伪。“本末之辨”正是对这种道德现象的哲学概括，成为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又一重要范畴。王弼用“崇本息末”来概括道家创始人老子的道德哲学思想，着力批判了“弃本逐末”的道德虚伪现象。鉴于历史和现实，本书将“本末之辨”列为“6辨”之一。

最后一辨是“形神之辨”。我认为，在中国传统哲学史上，“形神统一”不仅只是对人体自然生命结构的概括，而且升华为“文化生命结构”。从而提出了“‘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这一文化哲学的范畴和命题，当然，它也是一个道德哲学的范畴和命题；“道德”也是“形神统一”的文化生命体。这一范畴，不仅对文化建设，而且对道德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有助于当代中国的道德和伦理学学科的建设，这也是本书立意之所在。

通过对中国传统道德哲学6辨的研究，聊以欣慰的是发掘和概括出一系列属于中国道德哲学思想的概念和范畴。如：“古今通理”，“源原整合”，“天人合一”，“宇宙结构伦理模式”，“道之大原”，“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仁者与万物一体”，“己与理一”，“孔颜乐处”，“民胞物与”，“赞天地之化育”，“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义利之辨”，“人贵有义”，“上重义”，“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贵有功”，“重己役物”，“公正”，“正义”，“民本”，“民之生死，国之祸福”，“贵和”，“和生”，“中和”，“和同与专同”，“义分则和”，“和而不同”，“群居和一”，“本末统一”，“崇本息末”，“崇本举末”，“‘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形神统一，道德生命结构”，“神以君形”，“形以传神”，等等。根据“‘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的理论，这些中国话语的概念、范畴，若能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作为“理论范式”将在创建当代中国伦理学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当然，除了本书所列中国传统道德哲学“6辨”，在中国传统伦理学思想史上还有一系列的“辨”，如仁礼之辨，仁义内外之辨，人性善恶之辨，心性之辨，性理之辨，理欲之辨，身心之辨，力命之辨，知行之辨，志功之辨，王霸之辨，公私之辨，群己之辨，君民之辨，礼法之辨，经权之辨，等等。其中有的已包含于“6辨”之中作了交待，因而未做专题论述，有的则故意不论，或因其不属于道德哲学范畴，或因作者未做深入研究，尤其是佛教哲学，若勉强而为，难免有滥竽充数之嫌。其实，今所面世的“6辨”，也只是反映作者现阶段对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一些问题的浅见而已。一孔之见，难免错谬，敬请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

是为序。

朱贻庭

2017.5

后记

作为一个学者，当然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但这又谈何容易！况且本人已是退休多年的耄耋老人，精力不支，也无“任务”之要求，因而对于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并无多大的兴趣。

要感谢本书责任编辑黄勇先生，由于他的鼓励和关心，才振作起精神，在十分艰难的个人生活境遇中，将多年来所积累的有关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学术观点整理出来，谨与学界同仁交流。

在撰写的过程中，对自己的一些观点总有些许惶惑，因而每写好一“辨”就发给老同学赵修义教授审读。他的意见和见地总能给我以启发。

我还将文稿发给段江波、任重道、孔文清、陈雷、李国娟、郝云等专家教授，他们都是我当年的学生，熟识我的学术风格和学术观点，因而都提出一些能以提高文稿质量的意见。付长珍教授的博士生张荣荣同学为本书“六辨”做了资料核对工作。

这本小书的出版，也蕴涵着他们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对此，一并致以诚挚谢忱！

朱贻庭

2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