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禹有关的传说，还有两则。这两个传说都出自先秦儒家经典《尚书》。
我们先说第一个传说。周武王战胜殷纣之后，向箕子请教治理天下的根本道理。箕子就对武王说：“古时候，鲧靠壅堵治理洪水，搞乱了五行的顺序和规律，惹得天帝震怒，就没有赐予他治理天下的大法。后来，鲧被诛杀，禹代替他继续治理洪水，天帝这才赐给他治理天下的九种根本大法。”接着，箕子详细地叙述了这九种根本大法的内容，依次是：（1）五行，就是水火木金土相生相克的理论；（2）五事，即王者的外表、言语、观察、倾听和思考；（3）八政，就是衣食、财货、祭祀、司空（官名，掌管土地）、司徒（主管教化）、司寇（主管捕盗）、迎宾和军旅八项行政事务；（4）五纪，即岁、月、日、星辰和历法五种纪时方法；（5）皇极，即君王的法则，就是崇尚道德，不偏不陂，做天下百姓的好君主；（6）三德，即正直、刚克、柔克三种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方式；（7）稽疑，就是遇到疑难时所采用的占卜的方法；（8）庶征，即雨、睛、暖、寒、风五种气候对国家的影响以及显示出来的国家兴衰的征兆；（9）五福和六极。五福是五种幸福的指标，即长寿、富足、健康安宁、追求美德和享尽天命。六极是六种痛苦指标，即短命夭折、疾病、烦忧、贫穷、邪恶和虚弱。这九种根本大法，就是洪范九畴。洪就是大，范就是规范和法规。这九种根本大法，从价值标准到治理方法，从个人修养到行政措施，无所不包，蔚为大观。历史上，曾经有人怀疑洪范九畴是汉朝人的伪作，但现代考古发现证明，这至少是战国时的作品。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这样成熟的管理方法，令人惊叹。它对中华文化史具有非凡的意义。
第二个有关大禹的传说，是舜帝临终向大禹传位时，曾经向大禹口授了一段政治遗言。据《尚书·大禹谟》记载，舜帝是这样说的：“过来，禹。天降洪水警告我们，能够成功治理全靠你的贤德。你勤于国事，俭于持家，从不自满，就是你的贤德。因为你可以做到不自负，不骄傲，天下没人能与你相争。我赞扬你的德行，褒奖你的功绩，上天的运数也在你身上，你终归会登上大位。人心险恶莫测，天道晦暗难识。唯一的办法是精心分辨，专心研究，执守中道。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没有征询过的计谋不要用。民众爱戴的是君主，君主敬畏的是民众。没有君主民众拥戴谁？没有民众谁来守卫国家？你要谨慎执掌你的帝位，敬修你的品德，来达成你的愿望。如果天下穷困，你的天命也就终止了。因为语言最容易引发歧义，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舜帝遗言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句，被后世儒者概括为“十六字心法”，同时被奉为宝典，影响深远。宋朝学者朱熹就极为推崇这十六个字，认为这是古代圣贤的唯一宝典。学者们还认为，这个心法，是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的。舜传给禹，见于儒家典籍《尚书》，至于尧传给舜，我们在原始典籍中还没见到，姑且作传说视之吧。曾有学者指出，这“十六字心法”是出白跟当时通行的《尚书》不同的且新发现的“古文尚书”；还有学者考证出，它实际上是抄自《苟子》里的几句话。文献的真伪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这里，我们不作真伪的考辨。但这几句话深深地影响了宋儒和以后的中国文化，却是一个历史事实，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女娲造人和补天
关于女娲的故事，年代上有些混乱。《风俗通义》上说，女娲存在于人类发现之前，是她抟土造人，制造了人类。按照这种说法，女娲存在的时间应该远在三皇之前。早在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就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他在《楚辞·天问》里质问：“女娲有体，孰能匠之？”意思是说，既然女娲制造了人类，那么，女娲的身体又是谁制造的呢？东汉学者高诱和晋代皇甫谧则认为，女娲和伏羲一样，是风姓，也是蛇身人首，她是辅佐伏羲的助手，伏羲死后，她继承了伏羲的帝位，成为女帝。唐代学者李亢的《独异志》则认为，女娲和伏羲是兄妹，是他们两个结合创造了人类。而记载女娲补天故事的《列子·汤问》和《淮南子·览冥训》则认为，女娲补天是在颛项和共工争帝之后发生的事，这样，女娲就成了五帝之一颛项帝同时代的人了。
关于女娲造人，《风俗通义》中说，最初的时候，天和地刚刚分开，那时还没有人类。女娲就试着用手抟黄土做人，做了一个又一个，女娲感觉太累了，力气不够用了，于是就用绳子蘸着泥水甩出去，成为一个一个的小人。所以后来就产生了两种人：富贵之人，就是女娲用黄土捏成的人；贫贱者，就是女娲用绳子蘸着泥水甩出来的人。这个故事表现了女性氏族社会时期，人们对人类来源的大胆猜想，也表现了人们对富与贫、贵与贱的人类社会差别的最原始的理解。（P46-48）
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和学术概念，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地域概念，而是和民族、国家、政权纠缠在一起的概念。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才素有“国学”之称。这一点，了解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百家之一的儒家是如何产生、又在汉朝如何被皇权定为一尊就能够理解了。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有明显的政治实用性。道教和佛教被儒学吸收后，儒学之内修身的部分被加强了，对人生的认识也加深了，开始变得深刻和丰厚。
曾经，儒学是一门充满了自信的学说。当鲁定公看到孔子做中都宰的政绩时，就问孔子：“用你的这些办法来治理整个鲁国可以吗？”孔子自豪地回答：“用来治理天下都可以，何况只是鲁国呢？”(《孔子家语》)在孔子看来，他的学说是人的学说，只要人心不变，他的学说就会放之四海而皆准。同样，汉朝大儒董仲舒也说：“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南宋哲学家陆九渊也曾豪迈地说过类似的话。(《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在这些儒学大家们看来，只要是从人心出发，掌握了人心之道的学说，那就一定是具有普遍价值的学说，因为天下的人心都是一样的。但是，近代以来，这种学说的自信渐渐消失了。光绪年间慈禧太后下令废除科举，标志着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从体制上开始崩塌。从汉朝举贤良文学，到魏晋建立九品中正制，再到隋朝建立科举制，中国曾有过一套完备的文化体制，就在此时开始解体。清帝退位，民国成立，新文化运动兴起，各种西方学说输入并赢得大众，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体系已经不复存在。一座辉煌的大殿只剩下了残砖片瓦。作为代价，是中国将近半个世纪的连绵战乱。当时的学界精英们普遍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和现代化相悖的，是现代化的阻力和障碍，必须全力铲除之。但是，从日本现代化的过程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立的，传统文化应该能够做到和现代化并存。现在，该是中国学界有识之士反思这一点的时候了。
简单总结起来，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 坚决反对战争和暴力原则，主张施行仁政。在中国长期动荡的历史中，儒学的这个原则一直是作为价值标准和补充形态存在的。
(二)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学习能力和包容能力。这一点，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融合新输入的佛学的过程就看得很清楚。这种强大的学习能力和消化能力使得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轻而易举地赶上世界最先进的文化。但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和“不敢为天下先”的传统使他们往往缺乏创新精神，不能位列先进文化的前沿，特别是在科技领域。
(三) 人道主义精神。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无论是儒学、道教还是佛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而建立的。因此，抽象理性和哲学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长项。但是这种对人本身的关怀，再加上儒者勇于人世、乐于管理公共事务的长处，往往会使得中国人在某一方面成为领导人物，只是在近代以来这种自信逐渐消失了。
(四) 循环论哲学。无论是老子的“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道德经》二十五章)，还是邹衍的五行相生相克理论；无论是《易经》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理论，还是庄子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萃若环，莫得其伦”的理论，(《庄子·寓言》)都是循环论思想。这种循环论思想反对事物有一个终极原因和终极目标，主张“物极必反”，因此不会在一个方向上走得过远。与此有关的是中庸折中的思想方法，这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的深度上不能和西方的思想大家并驾齐驱，但也不会落后很远。
(五) 自然的生命观。崇尚自然，反对人为，认为只有自然产生的天道才是真理，个人的执拗见解都只是对天道的破坏。不仅道家如此认为，儒家也如此认为。不止一本古典中记载，舜帝对天下的统治是“手挥五弦之琴，口歌南风之诗，而天下大治”，汉朝学者陆贾也在《新书》中描述过那种“混然无事，寂然无声，官府若无人，亭落若无吏”的理想状态。这就是所谓“无为而治”，也是主张政府停止干预，让市场“第三只手”起作用的理论的先声。信奉祖宗崇拜，重视血缘关系也是这种自然生命观的必然结果，因为血缘关系是所有人与人关系中最自然的关系，儒学的很多重要概念，如孝、悌等都从这种最自然的关系中引出。
(六) 中国传统文化不相信语言和文字，而相信人的感受。无论是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还是庄子的“意之所随，不可以言传”，(《庄子·天道》)，还是禅宗的“教外别传，不立文字”，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停留在模糊言说、未能发展出一套精确表达的符号系统的原因。
以上特点，在以往一段时间里，都是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之处，成为被抛弃的理由。现在，人类的发展面临环境、资源种种困境；经济发展也面临贫富不均、金融崩溃等问题；高科技已经发展出核武器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人类置于危险边缘。在这些问题和困境面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特点，究竟是弊病，还是先见之明，也需要重新考量。总之，面对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困境，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作出自己独特的应答。
关于中华文明的确切定义以及准确的起始时间，学者和专家们还有很多不同意见。但是，说到中华文明，以下事实是最苛刻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的。那就是：第一，中华文明是一个古老的历史悠久的文明。即使按照人类文明最严格的定义——成熟系统的文字的出现来衡量，中国人使用甲骨文的历史，已经有了三千三百年之久。同时，这种文字经过不断演化、发展，直到今天，仍然是正在使用的活的文字，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第二，中华文明是最顽强、最持久、生命力最强的文明。几千年来，历经无数灾难、战乱、外族入侵，中华文明始终以完整的形态系统地保存了下来。直到今天，这种文明仍有着生生不息的力量，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那么，中华文明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的特点和优长在哪里？对这些特点和优长的分析，会给今天的我们以何种启示？这些问题，是许多历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也是本书尽自己最大努力要回答的问题。
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的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也在蓬勃发展，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发现。这些研究和发现不断地弥补着中华文明历史的空白，不断地给人们带来惊喜。但是，由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由于中国经济和人文学术的长期落后，在这些研究中，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往往左右了研究的方向，使得学术研究走入了许多误区。比如，误区一，急于将中华文明的历史拉长，似乎历史越长，就越使我们感到骄傲。在学术研究中，一个民族的文明史，是以成系统的文字的使用为标志的。在甲骨文之前，学者们还没有发现成熟的成系统的文字出现。因此，盲目地拉长中华文明史的做法不值得提倡。但是，从甲骨文到现代文字，中国的文字传承有序，脉络分明，历史悠久，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史中的活化石和不朽奇迹，足以使每一个华夏子孙感到骄傲。误区二，急于把地下的发掘和史书上记载的朝代、年份对应起来，以证实我们的史书记载不虚。在中国历史上，战乱纷争不断，朝廷政权更替频繁，统治者文化政策多变，这些都使中国历史的记载多有错讹和散失。有许多历史记载本身就是模糊不清和相互矛盾的。所以，把地下发掘出的文物生硬地往历史记载上套，耗时费力，得不偿失。
我们研究中华文明历史的目的，应该是传承文化，总结经验，启迪后人。因此，考察和回顾中华文明的历史，首要的一个原则是，确定和正视历史事实。这本来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优良传统，也是人类其他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原则。其次，在回顾中华文明的历史时，主要的关注点应该是，这些中华民族的远古始祖们，他们在创建中华文明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有哪些想法决定了中华文明的特点，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Collingwood，1889—1943)说过，“历史就是思想史”。了解了这些思想，也就了解了中国人，也就理解了中国历史。理解了历史，才能更好地决定我们未来的走向。中国先民的这些思想，不但存在于官方正史和传统典籍的记载中，而且存在于各种杂史、野史、笔记、小说、寓言故事中，甚至存在于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故事中，存在于各种石刻、图画、诗词、民歌之中。后者的权威性和完整性虽然不如官方正史和经典，但在确定历史事实和探究先民思想方面，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必须给予同样重视。
本书所叙述的，是中国华夏文化的创立。所以，一般来说，本书叙述的人物和事件将到中国的汉朝为止，个别地方会涉及魏晋或者稍晚。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朝代，到了汉朝，中国文化的框架和内容就基本确定了。一些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比如大一统政权的建立，独尊儒术，文字五体(篆、隶、楷、行、草)的完备，佛教的进入等等，都已发生。所以，中国的主体民族就叫汉民族，中国的通行语言叫汉语，通行文字叫汉字，就是这个道理。
好了，现在，我们就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开始我们的历史旅程吧。
孙建新编著的《人文之始(海外版)/中外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化系列读物》为系列读本中的其中之一，描述了从史前的考古发掘、古人类及文化遗存开始，结合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依据传世文献和考古发掘的新材料，介绍中华文化的来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重点介绍中华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的人文精神，介绍中华文化中的重要的历史人物。本书叙述的人物和事件到中国的汉朝为止，个别地方会稍涉魏晋或者稍晚。本书共四章，其内容完整、结构合理，为弘扬中华文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华文明和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一样，孙建新编著的《人文之始(海外版)/中外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化系列读物》讲述了在漫长的岁屉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承载远古祖先智慧的神话传说，探索人类未知领域的哲学、文学、艺术及其他科学，走人合一的综合思维和关注人类价值的人文精神。这是一种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文明，也是一种善于学习、融合和吸收他人优长的文明。它的漫长的历史、它的成功与失败，以及独特的思维与看法，都值得人们去认真探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