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一生
父亲一生很平凡。我能记事时，他已在县城工作，当过县政府的小职员，籀园的管理员；抗战初期，在舅父的公司任职。舅父曾派他去浙西兰溪管过业务。杭州沦陷，时局吃紧，父亲匆忙跑回温州，使舅父公司的业务受损，舅父很不满意。其实父亲一介书生，不善经营，也在情理之中。抗战后，父亲当了教师，先后在温州简师和瓯海中学教国文。他已四十多岁，不再年轻，伏案从事文字工作二十多年，改行当教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时，母亲去世已多年，一九四六年我也上大学去了，四个弟妹都在上学，父亲一人承担一家里里外外的事，非常辛劳。后来，小妹跟我说：“那几年，眼看父亲的须发变白了。”温州解放后，瓯海中学改为温州第四中学，父亲留任。年过五旬的他，担任语文教学组长，执教高中语文，勤勤恳恳教学，受到好评，至一九六。年满六十岁退休。在政治上，父亲要求进步，参加了民盟，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
对儿女的关爱
父亲对儿女管教比较宽松，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也很少训斥。如果他瞪大眼睛，闭紧嘴巴，脸一沉，唔的一声，就表示训斥我们了。父亲对我们的爱很含蓄，但我从小到大能感受到他的爱。儿时，家住乡下，父亲在县城工作，每次回家总会给我们带来乡下少见的点心。父亲喜欢绘画，手也巧，会扎风筝和灯笼。有一年春节，他给我们扎了一条鲤鱼灯。晚上鱼肚子里点上蜡烛，闪闪发光，栩栩如生，邻居小伙伴非常羡慕。解放后，我在北京工作生活，大妹先在北京，后在兰州工作。每年，父亲总会给我们寄些鱼松、鳗鲞、白鲞等家乡特产。他第二次来北京时，竟特地带来我儿时最爱吃的双炊糕，我惊喜得像孩子似的跳了起来。
母亲于一九四二年去世，那年父亲四十二岁，正当壮年，为了六个儿女，他没有续弦。解放后，我和大妹、大弟、小妹，参军的参军，上学的上学，先后离开了家。一九五六年夏，小弟考取了北京大学，北上求学，也走了。家里只剩下父亲孤身一人，才给自己找了老伴儿。父亲是为了儿女牺牲了自己的幸福。
父亲希望我们都能受良好的教育，当我和弟妹逐渐长大时，他和母亲毅然舍弃了乡下老屋，把家搬到城里，便于我们上学。因此，我和大妹大弟小弟先后都上了大学。父亲也支持乡下孩子进城读书，邻居王学钊和他的表姐诸玉鸣曾先后寄居我家上中学。父亲此举赢得了乡亲的赞扬。
父亲对我格外垂爱。我从小比较懂事，母亲去世后，我休学一年照顾弟妹和操持家务。我上高中时谈恋爱，初恋的情人常来家里，父亲很宽容，像对儿女一样对待他。一九四六年，我高中毕业，父亲希望我学医。我报考上海医学院，没有被录取。上海震旦医学院和南京国立药专录取了我。震旦医学院学费昂贵，我征得父亲同意后，选择了药专。那时各大城市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我多次参加抗美反蒋的示威游行，由此在一九四八年夏，被南京国民党当局列入黑名单。我被迫离开南京回家，到家时，学校开除我的通知已经寄到，父亲没有责怪我，支持我去浙南根据地躲避。我在那儿见到了浙南根据地永嘉县委书记曾绍文同志(后来他任浙江省经委主任，“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比较了解我家情况：父亲比较开明，几个弟弟妹妹在上学，住处较为隐蔽，建议我回城开展工作。
P4-7
我今年九十二岁，是一个道地的温州人，年轻时辞别家乡，外出求学、革命、工作，辗转四方已有七十余载，最后的落脚处是北方。现在，每当秋叶飘落时就飞到温暖的海岛过冬，待到春花遍野，又像候乌一般回归北方的家。故乡，隔山隔水，只有纸上的文字、电子传输的信息和图像，还能让我触摸到她今日的脉动。我离开南方的故乡很久了，但南方人的习俗竟然改不了，故乡的印记更是抹不掉。对米饭的嗜好根深蒂固，至今吃不下馒头。温州话已经生疏，但言谈中总是夹杂着乡音。只要提及鳗鲞、酱油肉、夹肉松糕，故乡滋味仿佛就在舌边。对故乡的念想，越是年长，越是强烈。当静坐在北京家中，当漫步在三亚海边沙滩，往事会闯进脑海，家乡的山水，亲朋故友，往事尘烟一一浮现，撞击着心胸，终于忍不住拿起笔来，试着写下点什么。
亲人师友中母亲去世最早。一九四二年夏，温州第二次沦陷。全家逃难到大茶山，母亲染上伤寒不治去世。死得最惨的是大哥。大哥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送到东北某劳改农场劳动改造，一九六一年大吐血而冤死，年仅四十岁。去世时最年长的是三舅父。二○一一年九月，享年一百零二岁，在上海家中安详地离开了我们。二舅父生前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执教几十年，出任系主任，是著名的戏曲研究专家。三舅父是福建省爱国企业家，上世纪五十年代，为福建省的海运、外贸做了不少贡献。小舅父是香港爱国资本家，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和包玉刚、董洁如齐名的香港船王。大表哥一生坎坷，是九叶派诗人。已故亲人师友中，还有老红军、部长钱信忠，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报人、新闻战线上的老领导安岗，有著名女作家琦君。他们有的去世很早，有的是近几年走的。他们的音容笑貌常浮眼前，我永远怀念他们。
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年，我被借调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陈伯达、田家英出任研究室正副主任。政治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红旗》杂志社同在沙滩中央宣传部大楼办公。大楼里群贤毕至，会聚了一批中共中央宣传、文化部门和理论界、史学界的领军人物，有周扬、田家英、邓力群、胡绳、许立群、于光远等。五年间，我和他们同在大楼办公，就近聆听他们的教导，多次听过他们做的中共中央会议和文件的传达报告或专题报告，终生受益，至今难忘。
我是一个普通人，恰好生活在中国三千余年大变局的转折年代。少年时经历了民族最黑暗的时刻，日本侵略者数次进犯我的家乡，我们几度逃亡，亲人生离死别。青年时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参加学运，投入解放战争的革命洪流。新中国成立再进校门，先后在党政机关和学校工作，与亿万中国人一起走过了新中国的山峰和低谷，既有骄傲也有迷惘。改革开放后，国运日盛，人民生活稳步改善，我也步入暮年，养生健身，颐养天年。平时看看报，读读书，嗯，现在是看微信了；和新老朋友聊聊天，唱唱歌，享受着和平与发展带来的安宁，闲适。人生如此，真是幸运！我想把我的感受写下来。我没有日记，提起笔来才发现，记忆其实是个大孔的筛子，留存的东西寥寥无几。往事是那么模糊，能捉住的只是东鳞西爪。感觉却是那么强烈，点点滴滴，都是我珍视的人生经历。不揣浅陋，我还是写下了它们，陆陆续续有了几十篇。
感谢《瓯风》同仁，为我出版这本小书，使之得以与我的晚辈，与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们分享。
二○一七年二月于三亚
林翘翘著的《流年碎忆(精)》是“瓯风文丛”的一种。作者出身温州著名知识分子家庭，舅舅是戏剧史家、文学家王季思，表兄是九叶诗人之一唐湜，本人亦经历丰富。本书是她的文集，相当于回忆录，分亲人、师友、经历三辑，分别回忆她的家人及师友，还有她的中学、大学和在中央研究政治研究室的经历，从中亦可窥见近百年中国社会的变迁。
《流年碎忆(精)》作者林翘翘是一个普通人，恰好生活在中国三千余年大变局的转折年代。少年时经历了民族最黑暗的时刻，日本侵略者数次进犯家乡，几度逃亡，亲人生离死别。青年时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参加学运，投入解放战争的革命洪流。新中国成立再进校门，先后在党政机关和学校工作，与亿万中国人一起走过了新中国的山峰和低谷，既有骄傲也有迷惘。改革开放后，国运日盛，人民生活稳步改善，作者也步入暮年，养生健身，颐养天年，享受着和平与发展带来的安宁，闲适。本书是作者的零星回忆。往事是那么模糊，能捉住的只是东鳞西爪。感觉却是那么强烈，点点滴滴，都是作者珍视的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