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著宋英梅编著孙建军主编的《尚书(精)/中国文化文学经典文丛》是我国最古的官方史书,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西汉初存28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和编本。
孔子著宋英梅编著孙建军主编的《尚书(精)/中国文化文学经典文丛》,又称《书》或《书经》,是中国第一部古典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它以记言为主,自尧舜到夏商周,跨越两千余年。
查考古时有个帝尧名叫放勋,他恭敬通明,善理天下,道德纯备,温和宽容。他忠实不懈,又能让贤,光辉普照四方,思虑至于天地。他能发扬大德,使家族亲密和睦。家族和睦以后,又辨明其他各族的政事。众族的政事辨明了,又协调万邦诸侯,天下众民因此友好和睦起来,风俗也很淳美。
(他)于是命令羲氏与和氏,谨慎地遵循天数,推算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制定出历法,谨慎地把天时节令告诉人们。分别命令羲仲,住在东方的暘谷,恭敬地迎接日出,辨别测定太阳东升的时刻。昼夜长短相等,南方朱雀七宿黄昏时出现在天的正南方,依据这些确定仲春时节。这时,人们分散在田野,鸟兽开始生育繁殖。又命令羲叔,住在南方的交趾,辨别测定太阳往南运行的情况,恭敬地迎接太阳向南回来。白昼时间最长,东方苍龙七宿中的火星黄昏时出现在南方,依据这些确定仲夏时节。这时,人们住在高处,鸟兽的羽毛稀疏。又命令和仲,住在西方的昧谷,恭敬地送别落日,辨别测定太阳西落的时刻。昼夜长短相等,北方玄武七宿中的虚星黄昏时出现在天的正南方,依据这些确定仲秋时节。这时,人们又回到平地上居住,鸟兽换生新毛。又命令和叔,住在北方的幽都,辨别观察太阳往北运行的情况。白昼时间最短,西方白虎七宿中的昴星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依据这些确定仲冬时节。这时,人们住在室内,鸟兽长出了柔软的细毛。尧说:“啊!你们羲氏与和氏啊,一周年是三百六十六天,要用加闰月的办法确定春夏秋冬四季而成一岁。由此规定百官的事务,许多事情就都兴办起来。”
尧帝说:“善治四时之职的是谁啊?我要提升任用他。”
放齐说:“您的儿子丹朱很开明。”
尧帝说:“唉!他说话虚妄,又好争辩,可以吗?”
尧帝说:“善于处理我们政务的是谁呢?”
驩兜说:“啊!共工防救水灾已具有成效啊。”
尧帝说:“唉!他花言巧语,阳奉阴违,貌似恭谨,而气焰很高。”
尧帝说:“啊!四方诸侯之长!滔滔的洪水普遍危害人们,水流奔腾包围了山岭,淹没了丘陵,浩浩荡荡,弥漫接天。臣民百姓都在叹息,有能使洪水得到治理的吗?”
人们都说:“啊!鲧吧。”
尧帝说:“唉!他违背人意,不服从命令,危害族人。”
四方诸侯之长说:“用吧!试试可以,就用他。”
尧帝说:“去吧,鲧!要谨慎啊!”过了九年,成效不好。
尧帝说:“啊!四方诸侯之长!我在位七十年,你们能用我之命,升任我的帝位吧!” 四方诸侯之长说:“我们德行鄙陋,不配升任帝位。”
尧帝说:“可以明察贵戚,也可以推举地位低微的人。”
众人提议说:“在下面有一个穷困的人,名叫虞舜。”
尧帝说:“是的,我也听说过,这个人怎么样呢?”
四方诸侯之长回答说:“他是乐官瞽叟的儿子。他的父亲心术不正,后母说话不诚,弟弟象傲慢不友好,而舜能同他们和谐相处。因他的孝心醇厚,治理国务不至于坏吧!”
尧帝说:“我试试吧!把我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从两个女儿那里观察舜的德行。”于是命令两个女儿下到妫水湾,嫁给虞舜。
尧帝说:“敬慎地处理政务吧!”
舜慎重地赞美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常法,人们都能顺从。舜总理百官,百官都能承顺。舜在明堂四门迎接四方宾客,四方宾客都肃然起敬。舜担任守山林的官,在暴风雷雨的恶劣天气也不迷误。
尧帝说:“来吧!舜。我和你谋划政事,又考察你的言论,你的建议一定可以成功,已经三年了,你登上帝位吧!”舜要让给有德的人,不肯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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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又称《书》或《书经》,是中国第一部古典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它以记言为主,自尧舜到夏商周,跨越两千余年。
《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目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
《尚书》各篇文体不尽相同,大多篇章为“记言”,少部分为“记事”或“言事兼记”。《尚书》文体可分为六类。 第一类为“典”,例如《尧典》。“典”本来就是“册”或“经”的意思,《尚书》篇名中的“典”,已含后世“经典”之意,表示尊崇。“典”的体裁并非当时的文献记录,乃后人追述之作,故文字相对而言比较浅显。“典”在《尚书》中所占比例甚小。
第二类为“谟”,例如《皋陶谟》。“谟”与“谋”通,意为“谋划”“谋议”。比如,《皋陶谟》记载舜、禹、皋陶等人的政治协商与谋划。“谟”体因系问答,也比较容易读懂。“谟”体在《尚书》中所占比例极少。
第三类为“训”,例如《伊训》。“训”,就是“训谕”的意思。“逸书”之《伊训》据说记载商代大臣伊尹对商王太甲所作之训谕。不过,该篇经文已经失传,今本《尚书·伊训》系伪作,不能代表。
第四类为“诰”,例如《大诰》。“诰”,“告谕”之意。虽不以“诰”名篇而实为“诰”体者,如《多士》《多方》等篇皆是。《尚书》中的“诰”,大多为君王对臣民的训话。比如《盘庚》三篇,记载商王盘庚对臣民所作的三次训话。又如《康诰》,记载周公告诫其弟康叔当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商人。“诰”体篇名的命名法则不够规范。或以训谕者命名,如《康王之诰》;或以接受训谕者命名,如《康诰》;或以训谕内容命名,如《酒诰》《无逸》;或取篇中词汇命名,如《多方》等。“诰”体数量接近非伪古文之一半,构成《尚书》最重要的部分。“诰”体多属讲话记录,因属上古口语,与如今口语差别甚大,而口语又往往欠缺文章的条理,难免重复琐碎,故“诰”体格外难懂。
第五类为“誓”,例如《汤誓》。所谓“誓”,就是“誓师之辞”。“誓”体在《尚书》中所占比例仅次于“诰”体。“誓”体篇名的命名方法也不规范。有以人命名的,如《汤誓》为商汤伐夏桀之誓师辞。有以誓师地点命名的,如《费誓》与《牧誓》中的“费”与“牧”,皆为誓师地点。有以国名命名的,如《秦誓》为秦穆公在战后向其臣民所宣告的誓辞。还有以“伟大”命名的,如《泰誓》就是“伟大的誓言”之意。“誓”体往往为韵文,词句整齐,韵律分明,颇似诗歌。
第六类为“命”,例如《文侯之命》。“命”,就是“命令”的意思。《尚书》中的“命”,是古代常见的“命辞”。比如《文侯之命》,就是周天子对晋文侯的嘉奖令。属于“命”体的篇章在《尚书》中很少,不过因其常见于其他古代典籍,故也不难读懂。
因《尚书》的篇章基本上为以上六种文体所函盖,故《尚书》的文体也习称之为“典谟训诰之文”。
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本书精选部分名篇,使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本书领略《尚书》的精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