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春编著的《淡忘》是一幅老北京大杂院的鲜活风情画!
一声声蛐蛐儿和蝈蝈儿的鸣叫声,在月朗风清的夜晚更加悦耳动听,赋有诗意。大院里整日辛劳的人们,伴随着虫鸣声进入了梦乡。这些普通而平凡的人们,他们的人生有的坎坷,有的平淡,有的跌宕起伏,却从不同的方面讲述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一个老北京的四合大院,锁住了三代女人的欲望与坚守,纠结了几个女人相克相生的爱恨与宿命。无敌将军的女儿娥皇嫁到世代巨商麦家,成为麦家的掌柜,全家过着尊荣安逸的生活,却因为与一个女人的爱恨情仇,成为寡妇,性情也大变。她表面美丽贤淑,但手段非常毒辣。为了守住麦家四合大院,她几次利用孙女麦芽出手,导致麦芽也成了寡妇,而麦芽的女儿麦根因从小缺少母爱,性格固执而偏激,她出嫁后很快也成为寡妇……
人在花甲之年重拾旧忆,思绪万千。回顾往昔,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变。人在变,家庭在变,国家亦在变。日新月异之变,沧海桑田之变。
甲子春编著的《淡忘》围绕“变”的主题,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北京南城一个大杂院的故事,书中人物逾百,着重描写了二十余人物命运之变迁。他们中的很多人从事的职业和谋生手段,今天已很难觅见,但是,他们与厄运抗争的精神和草根阶层朴实无华的生活态度,依然昭示后世不要淡忘历史,珍惜岁月沉淀。
第一章
在太原会馆这个大杂院里,住着三教九流,从事着五行八作职业的各色人群。后院住着老哥俩很不一般,大哥常老大,在天桥说评书,是评书名家陈明启老先生的得意门生。他的兄弟常三,是中国式摔跤名家常日升的大弟子,在天桥开着跤场。常三在摔跤同行里受人尊敬,人送绰号“常三爷”。他的妻子高小燕,曾经是八大胡同里的名牌妓女小粉荷。他们夫妻俩有个儿子常小虎,绝顶的聪明,长大以后成了京城一所著名大学的副教授。他们家离奇的故事,太原会馆的老街坊们聊起来是津津有味的。
要说他们家的事儿,还得从解放前说起。常三爷老家在保定乡下,他与保定摔跤名家常氏四兄弟是叔伯亲戚。受他们的影响,常三爷自幼习武,练习中国式摔跤。传授他摔跤技能的师傅常日升,是常氏四兄弟的老大。他是保定跤的杰出代表,身上的摔跤功夫算是练到家了。
常三爷在开始学摔跤的时候,师傅对他说:“中国式摔跤讲究大绊子三十六,小绊子似牛毛,招式干变万化,深不可测。你要想在跤场上站得住脚,就必须把功夫练到家,要掌握几手绝活儿才行。”
常三爷记住了师傅的话,刻苦训练了十年,吃透了保定跤的精髓。常三爷摔跤就是一个字:快!他摔跤的特点是上下配合,以快打快。刚中有柔,猛中含智,瞬间将对手制于末路。
在平时的训练中,常三爷最常用的是“披”“勾”“顶桩”“手别子”“大得合”这些招式。当年摔死鬼子少佐用的就是“披”。后来在天桥他开的跤场上,“常三披”成了保留节目。每到表演临近结束的时候,观众都点名要常三爷出阵,请他表演摔死日本兵的真功夫“常三披”。常三爷不负重望,干净利索地抓住对手褡裢的小袖和偏门,一个转身,钻肩,填腰,立肘,三秒钟内把对方头冲下脚冲上直挺挺地从肩膀上摔了出去,随后便是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
常三爷家弟兄七个,在保定乡下也是大户人家。后来家道中落,生活越来越艰辛,连吃饱饭都成了问题。旧社会讲究“穷文富武”,这就要求练武的人家里得有底儿,得让他们吃饱喽才行呀,可当时常三爷家里已经很难做到这一步了。到了一九四二年,整个华北地区水灾、蝗灾、风灾、雹灾,一起儿接一起儿。在乡下实在是待不下去了,常三爷就带着几个摔跤的徒弟走出了家门儿,从保定来到了北平,投奔他大哥常老大来了。
常老大自小儿身子骨儿单薄,家里不敢让他习武。结果他剑走偏锋,武没练成,嘴皮子练成了。家里托人,让常老大拜在了京城评书名家陈明启老先生的门下,说起了评书。在三年的学艺生涯里,常老大熟练地掌握了陈老先生的说书技巧。他先后说熟了《杨家将》《精忠传》和《跨海征东》等评书名篇,在天桥一带已是小有名气的评书艺人了。常三爷师徒几人来到北平以后,常老大带着他们在太原会馆落了脚。当时会馆里出租房的价格不算高,常老大在后院租下了两间房。一间房他和兄弟一起住,另一间房让几个徒弟住。常老大和兄弟互相帮衬着,开始了在天桥撂地儿讨生活的日子。
当时在天桥耍把式卖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常老大的师傅陈明启老先生就嘱咐他:“你现在出徒了,可以说书挣钱了。要想在这个台子上站得住脚儿啊,还得下不少工夫呢!你的表演得有自己个儿的特点,听书的人闭着眼都能听得出是你在说书,别人谁也学不了,这样才能混得下去。就拿咱们天桥有名的八犬怪来说吧,走旱桥的‘赛活驴’,手劈鹅卵石的常傻子,撂跤的沈三,抖幡儿的杨小辫儿,演杂耍的程傻子,说单口相声的穷不怕,数来宝的曹麻子,拉洋片的金大牙,个顶个儿都是身怀绝技,本事出众,在同行中是鹤立鸡群,没人能在他们面前拔份儿。这样他们才在天桥站住了脚,扬名立万儿的。你得照着他们那路数走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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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南城宣武门外储库营胡同有一个大杂院,叫太原会馆。当年院子里的孩子们都为它骄傲,不为别的就为它大。这个院子南北走向,形状近似个“非”字。中间有一个大院,东西两边各有四个小院,整个会馆大大小小有九个院子。它从南到北百八十米,从东到西四五十米,一个标准的足球场撅巴撅巴还真能塞得下。
太原会馆大院,至今少说也有两百多年了。院子里住过的最有名望的人,是清代的大学者阎若璩。阎老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被雍正皇上看重,称其为先生,尊为上宾。得益于阎老的名望,太原会馆盖得气派,四进的院落,宽敞开阔,规模宏大,西院儿还建了个大戏楼,在老北京它是数得上的大院子。
东小院是标准的四合院,据说当年是阎若璩老爷子的住处。它称得上是老北京传统建筑的精品,也是整个太原会馆里最好的房子。院里北房是正房,它是五间青砖大瓦房,三正两耳。它的地面儿比院里的地面儿高出一米多,既保证了房子不潮湿,也显示着主人的尊贵身份。房子磨砖对缝,前出廊,后出厦。前廊青石铺地,一排粗大的柱子连同两边高大的山墙,支撑着足有两丈多高的房梁。门前的两根抱柱上附着一对楹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久”,下联是“诗书继世长”。
北房的东西两侧,各有三间厢房,一明两暗。厢房的南面建有抄手游廊与垂花门儿相连。门儿两边一对儿占天不占地的垂莲柱上雕刻着仰面莲花的花簇头,门儿的横梁上刻有“玉棠富贵”、“福禄寿喜”的彩绘木雕,门儿两侧的墙面儿上各有一幅精美的砖雕,一幅是“岁寒三友”,一幅是“四季平安”。
垂花门儿外面儿是五间倒座南房,一字排开,规矩严整。垂花门儿里面儿种植了海棠树和石榴树。每年春夏,这两棵树分别开出淡粉色的海棠花儿和火红色的石榴花儿,鲜艳夺目,满院生辉。飘飘洒洒落满地面儿的海棠花瓣儿,犹如给小院儿铺上了一层花毯,美不胜收。
小院中间,摆放着一个大鱼缸,里面种了莲花,养着一群五颜六色的小金鱼儿。它们自由自在地在莲花中间穿来穿去,时不时地游到水面换口气。遇到细雨霏霏时,一种“雨打浮萍点点坑”的美景时隐时现,情趣盎然。
到了金秋时节,一个个笑开了嘴儿的大石榴和挂满了树枝的海棠果儿,随风摇摆,让人垂涎欲滴。大院里的孩子们,每到这时都来摘海棠和石榴吃。这些果实的鲜美味道,永远印在了孩子们的心里。几十年过去了,发小们相聚,一说到东小院的海棠果儿和大石榴,大家还是意犹未尽回味无穷的。
每年秋天,东小院还是四大鸣虫儿的竞技场。蛐蛐儿,蝈蝈儿,金钟儿,油葫芦相继粉墨登场。住在东小院的“老顽童”金老爷子与大院里的虫子迷孙福和大庆等人,各自是率部出战。这些老少爷们儿,喝着小叶儿茶,扇着芭蕉扇儿,澄桨罐儿里摆战场,把玩鸣虫儿度日月。
太原会馆的各个小院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宽敞豁亮,各家儿门前都有空地儿。在20世纪50年代,街坊们在房前屋后建了不少花园子和菜园子。
喜欢种花儿的人家儿,大都种些山影儿、仙人球、死不了儿这类的花儿,因为它们皮实爱活。会鼓捣花儿的人家儿爱种些茉莉花儿、菊花儿、夜来香、牵牛花儿、美人蕉之类的花儿。有的人家儿只种几盆花儿做个点缀,讲究的人家儿能种上几十盆、上百盆的花儿,要的是个花园子的绿色氛围。
喜欢种菜的人家儿,爱种些西红柿、扁豆、茄子、倭瓜、丝瓜和向日葵等作物。到了秋天,粉红儿的西红柿,紫色的大茄子,金黄的老倭瓜,长长的大丝瓜,肥嫩诱人的猪耳朵儿扁豆和一个个如同孩子们笑脸儿似的向日葵,把小院装点得琳琅满目,好看极了。
太原会馆的居民,早年间十有八九住的是晋老西儿。他们中间有一批是进京赶考的山西学子,落榜之后没有再回原籍,就在这里定居了下来,找个事由儿,干点儿营生儿,之后是娶妻生子,繁衍至今。
比如西前院住着的孙家就是这样。爷爷孙旺年轻时进京赶考未中,后来在琉璃厂做起了古玩生意。正是那西方不亮东方亮的道理,孙旺考试名落孙山,可买卖做得红火。钱没少赚,还抱得美人归,娶了个漂亮媳妇儿,给他生了儿子孙有财。若干年后,他又抱上了大孙子孙福。
还有些住户,是山西来北京讨生活的人。像西院的李大爷,就是山西太谷县人,打小儿十一岁就随着亲戚进北京当学徒,落脚在了这个院儿里。这个岁数的孩子,搁现在小学还没毕业呢!那时家里穷,爹娘没办法,只能狠心让孩子远走他乡,成了一名小童工。老爷子这一走就是六十多年,直到七十七岁去世,始终没有机会回趟故乡,再也没见过爹娘。他心里一直在思念着老家的亲人们,晚年虽然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直到弥留之际,嘴里还清楚地念着“阿馒”两个字,那是他最小弟弟的乳名。
老一代人走了以后,乡音也跟着带走了。太原会馆里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们,没有几个会说山西话的。再往后,五湖四海的人们纷纷住了进来,南腔北调,口音各异,形成了真正的大杂院。
大杂院生活的特色,给院子里的孩子们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比如说聪明,这是大杂院里孩子们的特点。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多,互相交流就多,思想开放,杵窝子的少,孩子们就学得聪明了。
比如说义气,这也是大杂院孩子们的特点。小时候,为了不被外院儿孩子欺负,大院里的孩子们喜欢抱团儿。有谁要是被外院人欺负了,回来一说,院子里一大帮孩子,有的拿根棍子,有的攥块板砖就找人家去了。直到人家认怂服软了,大院的孩子们才得胜收兵。久而久之,义气的脾性就深入孩子们的骨髓了。
再比如说混蛋,这更是大杂院孩子们的特点。太原会馆在20世纪60年代就住了七十多户,三百多口子,两百多孩子。孩子多就少不了打架,整个大院从早到晚打八场架到不了天黑。各家儿的孩子,为了不被欺负赛着混蛋。那真是大院待有霸王出,各领风骚一两年。当然,混蛋过了头儿也就进去了。
大杂院里的孩子们还有个特点,就是小名一般都很难听。为什么呢?老人们认为,孩子小名起得贱,皮实好养活。这虽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却约定俗成,各家儿都这么给孩子起小名。比如说:“大蛋儿”“二狗”“猴三儿”“奔儿头”“黑妞儿”“二嘎子”“球子”“臭子”“臊包子”等等,实在是登不了大雅之堂。
这些难听的小名,只要是叫出去了,就将不离不弃,跟随你一辈子。甚至几十年不见的发小儿,一朝相聚,大号想不起来了,小名和外号却记得瓷瓷实实的。
就拿西院李大妈的老疙瘩李杉来说吧,小时候刚出生不久,妈妈抱着他,他在妈妈的胳膊上放了个屁,李大妈说:“这孩子,放屁这么响,就叫小屁子吧!”
妈妈随口儿一句话,这臭名跟了孩子一辈子。以至于前不久太原会馆发小儿相聚,在场的几十个人,看到满头银发已是花甲之年的李杉没一个人不叫他“小屁子”的。更让他哭笑不得的是,那个外号叫“假媳妇”的发小儿,还找他来求证呢。他说:“屁子,我记得李大妈还给你起了个小名,叫‘小臭子’。那以后我们再见面儿的时候,我是叫你‘小屁子’呢还是叫你‘小臭子’?”
“都成,都成,反正都不是什么香名儿。”小屁子有些尴尬地敷衍着。
“假媳妇”想了想后对他说:“那就叫屁子吧,这名敞亮儿,好记!”
“屁子屁子吧,等我没了,别写在墓碑上就成。”小屁子无奈地应了一句。
大杂院的邻居们还有个特点,就是爱串门子。街坊之间屋儿挨着屋儿,门儿对着门儿,互相之间走动起来很方便。一天到晚小伙子老爷们儿,大姑娘小媳妇,你来我家串串,我到他屋走走,不打招呼就来,拍拍屁股就走。那是说不完的家长里短儿,聊不够的儿女情长。
在太原会馆,串门子还别有一番景致。自民国以后,在天桥、琉璃厂一带的穷艺人们,有唱戏的,说书的,说相声的,数来宝的,唱皮影儿的,还有耍杂技的,变魔术的,陆陆续续地住进了太原会馆。这些人都很随和,跟街坊们聊得来。天刚擦黑儿,人们吃完了饭,三三两两地就遛达到艺人家串门儿了。’艺人们走南闯北的,经多见广,聊起天儿来风趣幽默,精彩生动。说到高兴之时,他们还给大家来上两段儿,露个两手儿,逗大家一乐儿。那轻松欢快的笑声和掌声,不时地从院子里传了出来,形成了大杂院独特的串门儿文化。
大杂院的体育生活也很活跃。院子中间有一大块空地,足有两三个篮球场大。各个小院的孩子们吃完了饭,常聚在这里踢球。尽管是瞎踢一气,后来还真有几个踢得好的,进了先农坛体校。在容国团拿了乒乓球世界冠军以后,院里人自发地用碎砖头儿砌了个乒乓球台子,大人孩子纷纷参战,从早上打到天黑。在后院的一块空地上,还建了一块跤场,那是摔跤名家常三爷和徒弟们撂跤的地方。常三爷当年一跤摔死鬼子少佐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傍晚时分是大杂院里最热闹的时候,下了班放了学的大人孩子们,吃完了晚饭全溜达出来了。大人们串门子聊大天儿。孩子们呢,有收鸽子的,有逮蜻蜓的,有玩儿老鹰捉小鸡儿的,有跳皮筋儿的,有弹球儿的,有扇三角儿的,有跳房子的,有挺牌的,有踢足球的,还有玩儿急了打架的。听吧,孩子哭,大人吵,整个一个蛤蟆吵坑,那叫两个字“闹腾”。
当天黑了以后,院子里就平静了下来。那时家里没有电视机,也没人打麻将,人们更多的是自娱自乐。在西小院住着的杨大爷,他的儿子杨明吹了一口好笛子。东院住着的印尼华侨大龙,拉的小提琴在区里得过奖。夏夜里,这哥儿俩时常靠在自家的屋门框上,你吹一曲《草原之夜》,我拉一首《梁祝》;你再吹一曲《小放牛》,我再拉一首《西班牙小夜曲》……当雨夜来临之时,伴随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西院的赵大爷喜欢坐在扬琴前敲打几首轻松欢快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步步高》,这时东小院的金老爷子便用他心爱的古筝和上一曲《高山流水》《花好月圆》。优美动听的乐曲通过他们传神的演奏,使人们听得如醉如痴,给大院里的街坊们带来了惬意的艺术享受。
“嘟嘟都”、“蝈蝈蝈”,一声声蛐蛐儿和蝈蝈儿的鸣叫声,在月朗风清的夜晚更加悦耳动听,赋有诗意。太原会馆大院里整日辛劳的人们,伴随着虫鸣声进入了梦乡。这些普通而平凡的人们,他们的人生有的坎坷,有的平淡,有的跌宕起伏,却从不同的方面讲述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