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杰是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早年留学英、法，1920年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翌年初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法律系主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9年3月，他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1933年4月经胡适(另说为顾孟余)举荐，出任汪精卫政府教育部长。不料抗战爆发后，他刚刚结束各大学的内迁工作，开始对战时教育实施规划与调整，1937年12月行政院改组，他竟遭到国民党元老派的反对，被解除了教育部长职务。

他这次被解除职务，显然是从政道路上的严重挫折。然而挫折也带来了机遇。次年5月，朱家骅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他又接替朱家骅的职位，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从此很快获得蒋介石的信任，成为蒋介石在外交事务上的核心幕僚。不久，又兼任国民党宣传部长，三青团干事长，在政学系中举足轻重。

军委会参事室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由熊式辉规划设立的，下设政治、经济、外交、教育文化四个小组，其中以外交为首要。名义上是“最高幕僚组织”，号称“智囊团”，实际上只是一个清议机构，地位尊而不要。参事的工作只是“沟通下情，向当局建议”，平时连按时办公都不用。他以一介书生，凭借一职清要的地位，能够获得蒋介石的信任，成为蒋介石的入幕之宾，主要是靠心思细密，了解国际形势，熟悉欧洲的政治与政情。以张忠绂的说法，王世杰“虽非素习国际外交者”，但是自执掌参事室后，经常“不耻下问”，“就他所知的情报”与下属商量讨论，不久便进入角色，对国际形势有了深入了解，可以就时局变化随时向蒋介石提供意见，纠正蒋介石在对外发言上的不当。1942年10月，顾维钧在回国述职时，拜访了所有中枢政要，发现王世杰对国际局势的了解，“远胜过其他政府首脑”。1940年以后，蒋介石对外发言的文稿，大部分都是由王世杰起草的。

从《王世杰日记》中看，他早在任教育部长时，便关心政府的外交事务，对外交部的工作极为不满，认为外交部头脑僵化，不知进取，“对于一切问题，均缺乏准备，其行动均缺乏自动精神”。，因循守旧于北洋政府时代，经常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与外交部长王宠惠发生争执。据王宠惠说，他做外交部长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并非来自“最高当局”，而是“来自于王世杰”。在每周的外交例会上，他每次就外交问题发表意见，“一定要遭到王世杰的评论与批评”。后来甚至发展到“外交部处理的任何一项问题”，王世杰都看不顺眼，“都要向委员长提出建议”。因此当王世杰获得蒋介石的信任，介入政府的外交事务后，政府的外交路线也发生变化，逐渐脱离了“职业外交”的轨道，出现“学者外交”的倾向。

这种所谓“学者化”的外交，首先表现在用人上。

王世杰认为中国自清末以来，在外交上之所以屡屡失败，割地赔款，受尽了屈辱，主要是外交人才严重落后，从事外交事务者，不是“媚外”便是“昧外”；这种状况延续下来，使外交部现任官员和驻外使节中，除了郭泰祺和顾维钧之外，“思想细密者甚少”，很难积极进取，使外交局面有所改观。这也使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长期缺乏了解，以至于在西安事变之前，美国一直认为蒋介石只是一般的军阀，中美关系也始终较为疏远。他接任参事室主任后，便一再介入外交部的人事安排，利用各种机会向蒋介石推荐人才。当时他最看重的外交人才，有胡适、郭泰祺、周鲠生、钱端升、罗家伦、杭立武等人。郭泰祺出任外交部长、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杭立武担任对英外交联络人，他都起了关键作用。

依照钱昌照的说法，蒋介石派胡适去英、美“做国际宣传”，主要是为了保全胡适的名誉，免遭孙科、居正等人的挞伐，但是1938年7月，王正廷因为在对美借款上遭人欺诈，“耗费巨款，毫无成效”，遭到了国内各方的指责，王世杰立刻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周鲠生，在“向蒋介石提供外交方略时”“力言关于对美外交，应调整使节”，建议由胡适接任驻美大使。理由是，今天的外交官已经与以往不同，不再需要那种擅于辞令、虚与委蛇的宫廷式人物，经过民主政治的洗礼，20世纪的外交家应当平易近人、受当地人民爱戴，所以最好由知名学者担任，而胡适“正是这种理想人物”。为了让胡适顺利接任驻美大使，他还几次请陈布雷出面，要蒋介石催促孔祥熙，将王正廷“毅然撤回，勿使再误国事”，将“胡适使美一事在一星期内发表”。同时草拟了一份节略，“规划对美外交工作”，准备请蒋介石阅后，“交由外交部电达新任美使胡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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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近年来写的第三本书。我在写《前人后事》时，还只是为了适应生活变化，找件事打发余生而已。到了《世风士像》，就有了些“职业心理”，想把平时注意到的问题，尽可能整理出来。到了这一本，这种“职业心理”就越来越强，文章也就越写越长，不再是纯粹的随笔，而有了一些论文的性质。这对于我，可能是个进步，但是读者却未必喜欢。长文章总是不耐读，我自己就不喜欢读长文章，而且年龄越大，所见越多，越厌烦“思想性”的东西，特别是刻意去贩卖思想的所谓“论文”。我也知道这种偏执，带来的是文章缺乏思想。靳大成先生，知名学者，三十年的老朋友，每次说起我的文章，结论都是“有材料，没思想”。

谈历史的文章却缺少思想性，这显然是严重的不足。因为思想影响行动，任何重大的历史进程，都是由背后的思想活动推动的。1948年7月，浙大学生发动学潮时，校长竺可桢曾经提醒学生：“苏联供给我们马列主义，美国供给我们白米面包，我们应该选择什么?自己要好好考虑。”我们知道，这件事早就有了答案，我们选择了马列主义。而我在写这篇后记时，台湾学生正在进行“太阳花运动”，向政府提出四项诉求，总括一句，就是“退回服贸，捍卫民主”。占领“立法院”两个星期了，政府依然一筹莫展，苦无对策。当年竺校长指出的困局，好像正在另一个空间重演；这也似乎说明，中国现代史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这段历史还没有结束。

这些问题应该交给思想家，至少是有思想的人去讨论。我还是借这机会，对这本书说几句。忘记了是谁说的，文章结集出版时，书名犹如一顶帽子，很难找到一顶最合适的戴上。上一本的书名《世风士像》，就因为自己起不出名字来，是由出版社代劳的。实话说，我对书名虽然不太重视，但对这个书名还是不太满意。所以决定这次不再诿过于人，自己找一顶帽子戴上，取名作《政学先生》。

从书名上就可以知道，这本书内容与上本一样，大部分是谈现代史上的政学关系，有些谈“政先生”，有些谈“学先生”，更多是谈“政学先生”，而且其中谈胡适的文章依然不少。不过，这些谈胡适的文章，主要是谈他离开大陆后的经历，也是我对胡适问题的总结。唯有《再说胡适与第三党问题》，是我前几年的旧作，当时觉得证据不够充分，没有拿出来发表。而这次重读此文，觉得文章中的一些细节还有价值，所以也收录在里面，以证明我在胡适研究上的进步。

还要说明的是，这本与上一本不同，有些文章自去年11月以来，先已在《书城》、《钟山》和《上海文化》上发表。因此我在这里，首先要感谢这三家杂志。感谢李庆西、贾梦玮和吴亮兄的抬爱。我还要感谢程德培先生，以德培多年来对我相与之厚，总是一再向人推荐我的文章；而且由于他的推许太过，让我听到了许多过情之论。我还要感谢的是台湾政大的廖敏淑小姐，这些年一直帮我查书、找书、买书；在我需要的时候，总会得到及时的帮助。这份睛谊是我在大陆很难找到的。尤其廖小姐是很出色的学者，近年在清史研究上成果显著，我如此占用她的时间，这更让我感到过意不去。

当然，我最应该感谢的还是三联书店，感谢翟德芳先生，在今天的商业化环境下，愿意以珍贵的人力物力扶植一个不出名的作者，使我这些不伦不类的文章，再次鱼贯出笼。这份精神，这份心意，我都将永久铭记。

王世杰的“学者外交”

再谈王世杰的“学者外交”

王世杰与北大派

王世杰的自白

胡适的“双重身份”

胡适与蒋介石

胡适晚年的困境：胡适与雷震

再说胡适与第三党问题

奇人龚德柏

学人王梵生

左舜生的另一面

一世书生常乃惠

南京和谈中的梁漱溟

背信弃义的张君劢

失望的罗隆基

钱端升的转变

蔡元培的“治术”

胡适与傅斯年

顾颉刚与童书业

夏承焘与任铭善

龚德柏与王梵生

从中央政校看“党化教育”的失败

《中苏友好条约》与金圆券

谁愚弄了蒋介石

再说早期留美学生之“兄弟会”

后记

李村编著的《政学先生》聚焦现代史上“政学”交集之处，贯穿中国传统的“文人政治”视野，颇具敏锐之问题意识。这部随笔集中的二十五篇文章有些谈“政先生”，有些谈“学先生”，更多是谈“政学先生”，在丰富、细致的史料支撑的基础之上，强调了知识人在社会流变中的独立性，书中也不乏对试图参与政治的知识人两难困境的分析、讽喻、批评和一定的同情理解。其中谈胡适的文章依然不少，但主要聚焦于他离开大陆后的经历，也是作者对胡适问题的总结。

李村编著的《政学先生》聚焦现代史上“政学”交集之处，贯穿中国传统的“文人政治”视野，这部随笔集评述民国时期的政学名人，虽内容分散，涉及人物众多，但有一个相互联系的主题，即探究政学关系。书中谈及的诸多往事一度尘封，作者广征博引，以缜密的判断和功力深厚的笔触，抽丝剥茧，层层梳理被忽略的历史细节，让那些已经模糊的身影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