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的东方会议之后，日本人乘机向张作霖索要所谓的“满蒙权益”。7月20日，田中义一训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要他同奉天当局交涉所谓“满蒙问题”，力求在短时期内实现“新铁路计划。”接到命令后，吉田茂不敢怠慢，立即前往奉天府同奉天省长莫德惠举行会谈，提出由日本修建吉会(吉林至朝鲜会宁)铁路之敦化——图们江段铁路以及在东北租借土地和商租权等无理要求。莫德惠没有当场给予答复，而是采取拖延的策略。
此时，田中内阁准备了两套方案对付张作霖：其一是“内科方案”，对张作霖软硬兼施；其二是“外科方案”，即以武力解决张作霖。
7月19日，田中任命山本条太郎为日本“满铁”社长，并作为“首相的代表”直接同张作霖交涉。8月27日，山本到大连走马上任。
山本条太郎一到大连，就命令与张作霖有密切关系的江藤丰到北京劝说张作霖接受日本提出的“满蒙新五路”方案。于是，江藤丰怀揣“满蒙铁路计划”，急匆匆地赶往北京去见张作霖。
土匪出生的张作霖，因日本的扶持才得以长期盘踞在东北，成为显赫一时的“东北王”。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建“安国军政府”。从那以后，张作霖以为自己成了“中央”，而“中央”便是张作霖，于是，对日本人也就不再是言听计从了。他脚踏三只船，同苏联保持着联系，还用英、美的钱修建了大虎山至通辽、沈阳至海陇的铁路。“满蒙铁路计划”让张作霖大为震惊，他立即意识到这是日本准备修建同俄国开战的铁路，这条铁路一旦建成，对他来说，无疑是“怀里抱着炸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江藤见张作霖犹豫不决，乘机恐吓他，说张作霖如果不合作，日本军队将帮助你的敌人蒋介石。而这句话触到了张作霖的痛处，他担心的正是这个问题。结果，在江藤的再三劝说下，张作霖提起笔在计划书上哆哆嗦嗦地圈出四条铁路，却留下一条铁路。后来，在江藤的怂恿下，张作霖又将剩下的那条铁路给圈上了。
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山本仍然放心不下。为探明张作霖的承诺是否可靠，山本又想出一招，将其夫人派往北京，别出心裁地搞起了“夫人外交”。
对山本夫人的到来，张作霖百般殷勤，还让自己的夫人陪同山本夫人到八达岭长城游览一番。事后，张作霖还送给山本夫人许多珍贵礼品。
经过一番精心准备之后，山本亲自出马。10月13日，在“夫人外交”结束后，山本赶往北京拜会张作霖，并送给张作霖500万元作为见面礼。10月15日，经山本等人的软硬兼施，张作霖在《满蒙新五路协约》上批了个“阅”字。这五条铁路是：敦化至图们江，长春至大赉，吉林至五常，洮南至索伦，延吉至海林。这几条铁路一旦修建，将会使日本的侵略势力深入吉林、黑龙江腹地。张作霖自感压力太大，以至于写完“阅”字后，步履“蹒跚踉跄”，一夜之间“憔悴万分”。
到了1928年春，蒋介石的势力急剧膨胀起来，不断向北方推进，将奉军置于不利境地。此时，田中内阁更是变本加厉地向张作霖施加压力，逼迫他签订“满蒙新五路”的全部承建合同。对张作霖来说，这个时候他确实需要日本的支持，以便对付蒋介石。所以，张作霖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日本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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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即，我们编写了《东北!东北!》，以此缅怀那些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学术著作，在此谨向提供这些资料的个人和单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时间仓促，加上作者水平有限，因此，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打败沙皇俄国，侵人中国东北。事隔23年，曾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在臭名昭著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奏折里提出：“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步骤进行的。
1937年7月开始的全国抗战打了8年，而东北的抗战从1931年9月就已经开始了，到1945年8月，整整经历了14年!东北的抗战不只是在于时间之长，还有它的残酷，抗联生活的艰苦，抗联将士牺牲的悲壮，都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也正因为如此，它留给后人研究的东西太多，这就是为什么写东北抗联的书籍如此之多的原因。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九一八事变，不仅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而且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而诬蔑中国军队破坏铁路。首先向外界披露事变真相的是一位外国人，名叫鲍威尔，他是一位美国记者。1917年，鲍威尔来到中国，在上海编辑英文刊物《密勒氏评论报》，是当时中国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鲍威尔同一批外国驻华记者立即赶往沈阳采访。他得出结论：柳条湖爆炸是由日本关东军自己一手策划的、后果并不严重的爆炸事件，却成了其攻占沈阳的借口。掌握了确凿证据后，鲍威尔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有关日本以便衣部队入侵沈阳的报道，还配发了他搜寻到的相关照片。通过对九一八事变的采访，鲍威尔还认为，1931年9月18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真正开始!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夕，蒋介石曾电告张学良：以后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在得知蒋介石的旨意后，张学良密告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为要。”然而，60年后，张学良却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是他下达了不抵抗命令。他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自己不想扩大事件，所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事实是不是像张学良所说的那样?1977年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简史》记载：事变发生时，蒋介石至湖口，闻讯立即折回南京。9月21日，在陵园召集党政首长续商对策。决定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以为对日本外交之决策机关。同时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沉着镇静，信任“国联”之公理处断。希望全国军队，避免对日冲突。由此看来，蒋介石将不抵抗的旨意下达给了张学良，然后张学良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张学良这样做，显然是在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九一八事变后，不愿当亡国奴的东北民众开始组织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马占山统率黑龙江驻军进行的嫩江桥抗战，就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抵抗。然而，这些自发的抗日义勇军并没有坚持多久就相继溃散，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很快风起云涌，他们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这些抗日武装同日伪军进行过无数次战斗，其中不乏堪称经典的战斗。对于幸存者来说，这些战斗成为他们抹不掉的永恒记忆。李延禄率领救国军在镜泊湖地区取得连环大捷，顿时名声大震。28年后，李延禄故地重游并赋诗一首，抒发情怀。而让李延禄念念不忘的是，在马家大屯伏击战中，一名日本共产党员曾不惜牺牲生命将一车弹药送给游击军。
第五军第一师由于一时的麻痹大意，使部队在莲花泡遭遇该师有史以来最大的失败，一次牺牲70余人。当年的师长李荆璞颇感内疚，很多年以后，他在自传《长白雄风》一书中提到了这场战斗。1961年和1982年，李荆璞曾两次回莲花泡凭吊烈士，建议宁安县委修建一座永久性纪念碑，并写下一首长诗《莲花泡激战》。小孤山战斗是第二路军历史上一场著名的战斗，第五军第三师第八团一连16名官兵面临400多名日伪军的左右夹击，激战一天，有12名官兵壮烈牺牲。周保中在他的遗著《战斗在白山黑水》一书里对这场战斗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他还奋笔疾书，写下一篇《十二烈士山后记》。
东北抗战持续时间较长，涌现出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延禄、赵一曼等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这些人物，不仅中国人非常熟悉，当年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也做了很多宣传，因而也为西方国家所了解。该报称赞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等为民族英雄，在他们的领导下，几万名抗日战士前赴后继地英勇作战。
抗联面对的是日军最精锐的关东军，即使在鼎盛时期，抗联人数也不过3万余人，而关东军有90余万人，是抗联的数十倍。在日伪军不分白天黑夜的军事“讨伐”、形形色色的政治诱降、严密的经济封锁下，抗联大旗始终不倒，就是因为这个群体拥有无数不怕牺牲、不畏强敌、为民族解放和独立而勇于献身的英雄人物。抗联官兵那种超越极限的战斗精神和毅力，不是以常人的思维所能理解的。杨靖宇、陈翰章、赵尚志都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他们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们的头颅。以至于几十年后，人们才找到英雄的头颅，至于那些牺牲后又被敌人毁尸的英雄更不在少数。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军人不计其数，但像抗联英雄牺牲时的那种惨烈情形在其他抗日队伍里恐怕是不多见的。如果说抛头颅，这才是真正的抛头颅。在抗联队伍里，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宁死不屈，赵一曼就是唱着《红旗歌》走向刑场的，敌人形容她“毫无惧色，令人震惊”。杨靖宇牺牲后，杀人不眨眼的西谷喜代人听完解剖报告后默然无语，“一天之内，苍老了许多”。另一名刽子手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做恶梦，梦见杨靖宇伸出双手向他索要人头。
据不完全统计，在东北抗联的队伍里共有600多名女兵。苏联出兵东北的时候，跟随周保中、李兆麟率领的抗联余部回到国内的女兵仅剩下60多人。历经战争的磨难，她们大多数伤病缠身，许多人的寿命并不长，到抗战胜利50周年时，这60多位幸存者在国内剩下不到10人。她们很多人隐姓埋名，以至于牺牲很多年后还不为人们知晓。曾同赵一曼一起战斗过的李一氓说过，直到解放初期，出了一部《赵一曼》的电影，他才知道，赵一曼就是李一超。很多人都看过电影《八女投江》，影片里的女主角冷云，原型名叫郑志民，冷云是郑志民参加抗联后取的名字。当年，她同一名男教师从学校“私奔”后参加了抗联，为此，她和家人还蒙受了骂名。后来，家乡的人看了电影《八女投江》后才知道，这个冷云就是当年“私奔”的郑志民。
十几年的抗战，抗联面对的是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绝对劣势下，抗联的根据地经常遭到敌人的“围剿”。为了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坚持斗争，抗联经常无休止地奔袭，常年露宿在林海雪原里。但是，抗联的意志是十分坚强的，毅力是非常坚韧的。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抗联对篝火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天当房子地当炕，围着火堆把歌唱”，成为抗联生活的真实写照。《露营之歌》就是一首著名的抗联歌曲，它是李兆麟同他的战友们根据古曲“落花调”填词而成的。这首歌曲按照春、夏、秋、冬四季写成4段歌词，每一段都离不开一个“火”字。冬天，用篝火取暖；夏天，用篝火驱赶蚊子。篝火，成了抗联最亲密的朋友。抗联之所以能够战胜困难，团结对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兵同甘共苦。
历史有很多巧合。1936年11月下旬，红军西路军鏖战河西走廊，可谓艰辛惨烈。与此同时，东北抗联的西征，同样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战歌。第一军第一师400人经过西征后返回游击区时仅剩下100余人，而第三师的西征部队返回时只剩下70余人。第二路军第四军几乎全军覆没，成为西征途中牺牲最惨烈的一个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是该军唯一生还的指挥员。李兆麟曾在给中共满洲临时省委的信中写道：“现在，我正是无钱、无粮、无干部，过了四个月残酷斗争生活，今天正是身边一个铜元都花净的日子。”李兆麟率部队到达目的地时已是疲惫不堪。对于当时的情形，很多年后王明贵仍然记忆犹新。他在回忆录里做了这样的描述：“他们衣着褴褛，棉衣全部被树枝刮得破烂不堪，露出了棉花；没有棉衣的战士，身上披着破棉被、麻袋片或口袋布。没有棉鞋，有的脚上包着马皮；没有帽子，有的头上缠着好几层布。”
写东北的抗战不能不写苏联出兵中国东北。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没有信号弹，也没有冲锋号，苏联150万军队越过边界进人中国东北。在战争史上，自从有了坦克后，还没有哪支部队像苏联红军那样，将坦克开到高山峻岭上。尽管近卫坦克集团军在对德战争中，在东欧也翻越过高山，但都无法同大兴安岭相比。曾在“二战”中身经百战的机械化第七军军长特克夫将军这样评价大兴安岭之行：“1945年8月11日这一天，我们这个军完成了它历史上最艰巨的一次行军。”战争结束后，斯大林签署嘉奖令，授予后贝加尔方面军117个团、师、军级单位“兴安岭”称号。
瓦西里·科列斯尼克，是一名共青团员。战斗开始前，他给日夜思念的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亲爱的妈妈，我听到了您的声音。如果祖国发出命令，我就要履行一名士兵的职责，您将永远为儿子感到骄傲。”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在一次作战中，他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的机枪眼。
苏军自出兵中国东北至战争结束，共作战24天，其中大规模战斗有1l天。据苏方统计，苏军共击毙日军8-3万人，俘虏59万多人，其中包括148名将军。苏军伤亡3．2万人，其中阵亡8000人。
关于东北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问题，毛泽东曾在中共七大的一份报告里做过阐述：“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占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因为东北同苏联毗邻，占据东北，中国革命就可以背倚苏联，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援。毛泽东提议，为了防止美蒋封锁长城一线，阻断中共同苏联的联系，我们应该现在就开始集中二三十个旅，15万到20万人，准备将来开到东北去，背倚苏联。为此，他还建议，七大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时候应该考虑东北籍的同志。于是，苏联出兵东北后，八路军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开始挺进东北。
近30年来，有关东北抗战的书籍很多。这其中，既有学者的研究作品，也有抗联老战士的回忆录，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东北抗战提供了大量资料。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笔者曾写过《苏联出兵东北始末》一书，10年过去了，有关东北抗战的资料比以前更为丰富，可供写作的东西非常之多。本书既涉及抗联的斗争，又包括苏联出兵东北，故取名《东北!东北!》。
童青林所著的《东北东北》围绕九一八事变至日本投降间在我国东北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运用翔实的历史资料多视角展示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疯狂侵略、中国人民的不屈抗战、苏美与日本在东北的利益冲突以及日本投降前后国共两党在东北的角逐等历史事实。本选题作者为中共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工作，作品通俗易懂，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30年来，有关东北抗战的书籍很多。这其中，既有学者的研究作品，也有抗联老战士的回忆录，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东北抗战提供了大量资料。有关东北抗战的资料比以前更为丰富，可供写作的东西非常之多，童青林所著的本书既涉及抗联的斗争，又包括苏联出兵东北，故取名《东北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