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找阿蒂拉，要逆行穿过一条时间的隧道。
他住在布达佩斯八区的铁巷里。那是一条不长的窄街，夹在大环路与小环路之间，是帝国时代的老城区。街里的房子大多有上百年历史，墙体很厚，门洞幽深，举架很高；由于年久失修，临街的外墙大多墙皮剥脱，斑斑驳驳。可以看到裸露出黑砖、电线、管道和松动的砂浆；在有的门外墙上钉了两三块数字不同的门牌，或红或蓝或白或新或锈或宽或窄或高或低或并列着，显然是在不同的时代被钉上去的。不管人们留下这些牌子是出于懒惰，还是恋旧，毕竟留下了时间的痕迹，每块门牌述说着一段历史的结束或开始。
曾几何时，这片街区曾是一战前后新兴市民阶层的居住地，街里盖的都是豪华、宽敞的大公寓楼，许多人家里有比卧室还大的门厅，有的还特别设有窗子开向通风井的吸烟室。用人的屋子有两个门，一扇开向厨房，一扇开向楼道或悬廊，后楼道里还有用人的专用厕所。这条街里的房子大多建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不少楼内在二战前就已增设了电梯。如果留心细看，你在这条街上能找到巴洛克风格的屋顶、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门楣，还有分离派令人眼花缭乱、辨不清结构的繁复装饰。在老楼中间，偶尔夹着一两栋跟周围建筑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时期建的水泥楼，从楼层高矮就可以辨出：老楼的三层是新楼的四层……想来，那是在二战空袭中被炸掉房屋的废墟上建的，低矮，简陋，左右两边露出隔壁老楼的高大防火墙，灰头土脸，感觉像被两个大人夹着的孩子。人们通常认为，时光流逝，历史进步，其实未必，从这条街上的建筑上看，就是退步的。
铁巷里的每栋楼每个门洞每个窗口都在无声絮叨着百年的故事，有辉煌有破败有家史有绯闻有战争有和平，还有和平时代的刀光剑影。百年里，布达佩斯人经历了一战、二战和冷战，建筑上许多的细节已被浮尘和烟灰覆盖，窗台上鸽子屎日复一日地流淌、累积，形成一道道白色条纹，变成像石头一样坚硬。如果你仰着脖子在墙上找，很快就能发现零星散布或连成弧线的弹孔，有的水泥墙被打掉一块，有的砖墙被击碎一角，这些都是10月巷战的记忆，血迹早已被冲刷干净，弹壁仍睁着惊悚的眼睛。就在那年的10月23日，匈牙利人推倒了雕像，赶走了拉科西，纳吉出任了几天总理；但是某国很快出兵，坦克横行，炮火轰隆，全城巷战。
我在凯尔泰斯的《英国旗》里译过一段令人窒息的记述：“每辆坦克在继续行驶之前，都要射出一发一一而且是仅仅一发一一炮弹，似乎是要比一个万一可能浮现出来的闪念还要快。每辆坦克开炮的位置、方位和靶心都一模一样，就这样，一辆又一辆的坦克一连几天将炮弹射向同一栋年久失修了的、装饰派风格的居民楼一层的外墙上、窗户上和房间内的墙壁上，这个一天比一天逐渐扩大的窟窿，看上去就像一具尸首临死前惊惧张开的嘴巴，现在又被人逐个敲掉了所有的牙齿。”
我对这条街很熟悉，一是我打工过的一家华人报社编辑部就在铁巷隔壁，二是几年前我想买房，看过一套房就在阿蒂拉的楼上，那是一套在老楼顶上加盖的公寓，屋子很矮，墙体很薄，冬冷夏热，不过采光好，风景好，可以望到铁巷口那家百年的医院。
铁巷医院非常有名，被称为匈牙利现代外科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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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觉得，像“半个世纪”这种词只适合说别人，说那些秃头、长髯、皱纹满脸的老者。由于长期漂泊的缘故，不停的变化是我误觉衰老跟自己永无干系。当然，事实并非如此，一个人即使不想面对，时间照样流逝，单从吃喝拉撒的年头算，光阴在我身上已流过了半个世纪，而且是不带引号的。只是，我还喜欢在朋友们跟前嘴硬，狡辩自己还年轻，只有二十六岁，理由是1991年的出国将我的生命切割成两半——前一半属于集体的，后一半属于个人的，前一段属于“度过的”，后一半属于“活过的”……其实，我这么说并不算是“狡辩”，想当初，二十六年前，当列车载着我驶出国门的时刻，我真觉得被再次娩出。
回顾这前后的两段时光，的确不仅只是空间的变化，而是关于自己的一切——内容，节奏，质量，方向，机会，强度，可以说“所有的一切”——这种变化是彻底的，微妙的，总是隐含着意外的兴奋。对我来说，出国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分水岭，我时常回想起那次不大可能重复了的漫长旅行，那发黄褪色的画面：在老北京站的国际站台上，一群朋友为一个人送行；之前的一夜，是在二、三十位朋友的陪伴下度过的，一同唱歌，分别低语，一肚子话的沉默，在父母琐碎的唠叨中收拾行李；铅灰色的霜晨，在还没有私家车的日子，居然有四辆车等在楼门外；站台上熙熙攘攘，由于送行的朋友太多，父母没有机会单独嘱咐儿子，感觉反倒成了外人；父亲一张张地为我和大家合影，事后我才意识到，我居然没有跟父亲的合影。列车开动的刹那，母亲向前冲出几步，隔着灰蒙腌臢、满是划痕的双层车窗抚摸我流泪、哭泣、变形了的脸；父亲一动不动地站在人群背后，望着我，并没有挥手(也许他不习惯表露儿女情长，也许由于他自己是一个闯南走北的人，所以并不觉得儿子远行是多大的事请。四年后我第一次返乡，父亲病危)之后，列车颠簸，驶出冷漠的北方风景，穿过风韧割脸的蒙古草原，穿过荒凉、苍茫的戈壁和西伯利亚无人区，也看到了贝尔湖畔的白桦林……由于北京到布达佩斯国际联运解体，在北京我只能托人买到去莫斯科的车票。我在莫斯科滞留了三天。不过有失有得，莫斯科成了第一座我看到的欧洲城市，即使萧条，也大气磅礴。我去了一趟红场，瞻仰了传说中的遗体，逛了连买扣子、线帽都要排长队的百货商场，并在一片小树林里散步，体验了唱过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事后回想，那段旅程本身就像戏剧的开场，带着冒险色彩。
莫斯科的出租车司机都不懂英文，连railway station(火车站)都听不懂，我只好跑到中国使馆请热心的门房找人写了一张俄文字条：我要去莫斯科基辅火车站。每天，我都像哑巴似的拖着行李到街上拦车，掏出字条给司机看。
在火车站高大、无序的嘈杂售票大厅内，我守着一只35公斤重、没有轱辘的黑人造革箱子和一提包书绝望地等票，名副其实地“等”，如守株待兔，连续等了三天。票贩子都是俄罗斯人，跟他们一句话都说不通，他们向我兜售的票上我一个字母也不认识，搞不清真假。到后来，感觉简直是坐以待毙，但又别无选择。幸好在走投无路时，遇到一位过路的中国留学生，他热心地告诉我，从莫斯科到布达佩斯的票根本买不到，他建议我去买一张从莫斯科到基辅的车票，上车后塞给列车员10美金，保证会放行，暑假时他就这么干过。保险起见，我请他帮我写了一张俄语字条揣在兜里。
……
欧洲人普遍爱读书，读书的人多，城市的人文气息自然会浓。我很爱讲一件布拉格小事，这么说并不夸张——我爱上那座城市，就因为一个读书的人。第一次去布拉格，我坐了一夜火车，当时捷克还没有人申根。抵达布拉格时是清晨上班高峰，地铁车厢内乘客很多，我被紧紧地夹在中间，过了一两站地，一个瘦长、金发、穿条绒修身外套的小伙子挤进车来，脖子上系了条素色纱巾，不扎眼，却很养眼。上车后，他靠到一根金属杆上，掏出一个小开本精装书，旁若无人地开始读起来。地铁咣当咣当摇晃，他半长的发梢悬在额前，皮肤白皙，睫毛很长，神情专注。我好奇地凑近望了一眼书页，即便不懂捷克语，也可以断定他读的肯定是一本诗集。那个场景。对我来说就像一个穿越剧情节，不知是真实的错觉，还是错觉的真实，在2l世纪初的布拉格地铁上遇到一个相貌精致的年轻人读诗集，这雪莱、拜伦时代的情调给我带来的冲动和感动，让我至今无力用文字复述。就是那一刻的浪漫，让我爱上了这座城市。
住在欧洲是幸运的，可以自由地活着，可以自由地行走，可以自由地想或不想，可以自由地记忆和回忆。尤其在我住她写她翻译她多年后，我成了她的一部分。对我来说，欧洲文化并不是那些名画名胜，那些只是欧洲的衣裳，真正的欧洲是生活中的细节和细节中散发的人文味道。
十年前，女作家方希把我介绍给女编辑陈溶冰，拉我下水，给《深圳商报》的万象副刊写了十年的文化专栏，每周一篇，几乎从未中断，积攒下来有数百篇。第一次结集出版就是董兆林兄的主意，那本书的书名都是他起的——《欧洲的另一种颜色》，时隔十年，这本集子的面世又源于他隔山隔水的约稿，理当谢他。这本书选人的篇目大多是我近几年为国内报刊写的专栏文章，其中有几篇是妇匕京晚报》的孙小宁和《中国新闻周刊》的陈晓萍约的专栏文章，一并感谢。书中的图片有几张是我自己拍的，另一部分则是由好友佟伟、魏翔和我弟弟余伟民等提供的，为文字提供了视觉的细节。这50篇散文凑在一起，乍看没有主题，恰恰这就是主题，想来欧洲人的生活本来就是肆意、散漫的。
推土机本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奇怪的是这个推土机的吓人的大铁铲举在空中，开到小街的一端，掉了个头又开回来，在书店门口停了一会儿，又突突地开到了小街的另
上世纪90年代初，余泽民到匈牙利生活，从陌生到熟悉他走过了独特的道路。因为有那么多文化之间的碰撞，引起他以文学的手法描写身边事物的想法。在他笔下的布达佩斯，和其他的匈牙利的地方，人民，都通过点滴小事展示出深藏的文化品性。温情随时流露的人民，让他越发喜欢那里。尽管也有不让他喜欢的地方。在那里，令他感受到多样的人情味之美。
《欧洲细节》由余泽民著。
1，余泽民写作经验丰富，曾经获得匈牙利文化贡献奖，以及海外文学最高奖——中山文学奖等等国家级奖项；
2，作者的文字简洁而生动，多年的小说创作经历使得作者对描摹对象的描写细致而生动，这种优势表现得如此明晰，令整部作品具备了独特的生命色彩。
3，《欧洲细节》对东欧生活的现实性做了形象生动的描写，对许多即将有同类经历的后来人具有参照意义。
在欧洲旅游，大凡对艺术敏感主人，耳朵里常会听到这么几个词古典，哥特，巴洛克，涪可可，印象，达达，野兽，波普
如果你细心琢磨，就会发现其中大部分艺术风格的名字是反对者给起的，原本带着轻蔑和讥讽。除了古典，切都是古典的敌人，唯有“洛可可”，叫得娇滴滴甜蜜蜜，像女人的娇嗔，不疼不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