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中是极为特殊的一位。他出身底层，自始至终带有农民式的智慧与局限。洪武朝是一个血腥的时代，朱元璋用强权和铁腕维护自己的统治，对于这样一段历史，究竟该如何评价朱元璋的功过是非，对我们理解历史、理解社会又有何裨益，敬请翻开宗承灏著的《滴血的大朝代(1368-1398的政治困局与人性解读)》。

宗承灏著的《滴血的大朝代(1368-1398的政治困局与人性解读)》讲述了大明开国三十年，到底是谁在为帝国添堵？曾经同生共死的开国功臣为何一个个被抄家灭门？刘基与李善长权力之争、明初四大案（空印案、胡惟庸案、郭桓案、蓝玉案）、检校制度与锦衣卫、科举南北分榜、“旁入公门”反腐……这些历史事件彼此的因果关系和潜在的运行规则是什么？背后又涉及了哪些权力和人性的博弈？

一、一个血色王朝的起点

 1.南征：你的信任，我的背叛

 2.若天命在我，何必汲汲遑遑

 3.北伐：没有远，只有更远

 4.墓碑上的罪与罚

 5.站在1368年的门槛回望

 6.坐天下如坐针毡

 7.大明何以为明

二、洪武年的圈里圈外

 1.功臣是怎样炼成的

 2.淮西人的抱团相助

 3.只见平衡，不见党争

 4.谁的战局，谁是棋

 5.被“绞肉机”粉碎的相权

 6.谁是相权的守坟人

 7.滚雪球式的清算方式

三、乱世当用重典

 1.为财富原罪埋单的人

 2.空印案的试探底线

 3.郭桓案的暴烈指数

 4.旁入公门的那道门

四、无处不在的夺命幽灵

 1.告密者的死亡游戏

 2.正在滴血的绣春刀

五、要青衣还是要官袍

 1.养天下可养之士

 2.哀叹生之悲凉

 3.“南北榜”背后的玄机

六、皇帝和他的农民兄弟

 1.是乐土，还是险途

 2.是天下大同，还是大不同

 3.难以挣脱的牢笼世界

七、有心无力的最后一场局

 1.传位不只是游戏

 2.是萌芽，还是祸种

后记：皇帝，是一种奇怪的职业

一、一个血色王朝的起点

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整个应天府（南京）陷入欢乐的海洋，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派张灯结彩的盛世景象。庶民百姓的狂欢毕竟不同于宫廷礼仪的排场，它是整个城市的盛会。在所有的华彩喧闹背后，不光有这座城市的蠢蠢欲动，更有一种继往开来的意味。

对于此时的朱元璋来说，皇位近在咫尺，登基已进入倒计时。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新的“皇历”《戊申（1368年）岁大统历》、新的法律《律令》及《律令直解》业已颁行，皇帝即位的朝服、后妃官员朝贺的礼服都已准备齐当。皇帝即位册立皇后和皇太子等的各种仪礼早就起草完毕，包括皇帝登基大典仪仗的各种演习也相当精熟。

1.南征：你的信任，我的背叛

皇位是如此近，又是那么远。近，是因为它不再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远，是因为这触手可及的梦还没有成为现实。这些日子里，朱元璋想得最多的还是即将开门营业的朱姓王朝应该如何开局，如何破题。即将成为新朝开国之君的他，又该为他的朱氏天下定下怎样一种基调，体现出怎样一种继往开来的政治智慧和大局观。

宁愿我负天下人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岁在戊辰，属龙，真龙天子的龙。

中国人历来相信属相与命运有一种内在的牵连与呼应，就连平民社会里的男女姻缘，也要看属相是不是相克，龙虎配是断然不可的，虎羊配也是不行的，鸡狗配往往预示着将来的生活鸡飞狗跳。凡事到了一个伟大人物这里就变得更加让人难以接受，一个属猪的帝王曾下令全国禁止吃猪肉，一个属狗的帝王也将狗视为自己的同类，屠狗也是要砍头的。

朱元璋这时候虽然还没有当上皇帝，但是他的属相却是龙，于是各种附会也在悄然酝酿之中。等到朕即国家，再小的事也要变成天大的事。

进入正月，南京城的大街小巷挂满了各种以龙为造型的灯彩，预示着真龙即将再现，人间从此安泰。就在几天前，朱元璋继吴王位，也就此完成了一个农民向王侯的身份转变（之前他一直没有封王）。为了将自己与张士诚的吴区分开来，朱元璋特地将自己的政权称之为西吴，而张士诚则为东吴。一路走来，朱元璋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一个人要想在权力之路上得到更大的回报，那么就要敢于让自己登上更大的舞台。

当此社稷摇晃、山河破碎的年月，想要成为真龙的又岂止他朱元璋一个人。早在他渡江的同时，苏北的张士诚和湖广的陈友谅也已渡过长江向南发展，大有因时成事的意思。在拓展领土的过程中，朱元璋不仅要面对元军，更要直面这两支军队的前后包夹。

当时的陈友谅，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战略地位都处于绝对优势。朱元璋的绝大多数将领对凶悍的陈友谅心怀畏惧，他们都希望朱元璋能够先拿下张士诚，然后再动陈友谅。这种拣好日子先过的心理，也是人性弱点的常态。可是朱元璋在权衡之下，还是采纳了谋臣刘基的意见——“决计先伐陈氏”，集中一切优势兵力，击败陈友谅，对张士诚造成强大的军事威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如此一来，东面威胁自然而解。

朱元璋的这一决定让很多人感到无法理解，就连李善长在听到朱元璋要诱使陈友谅速来时，也十分不解地问：对方实力如此强大，我们唯恐躲之不及，为什么还要将其引上门来？

朱元璋说，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到刘基那里去问个究竟，我已决定先伐陈友谅。

而刘基给出的答案只有一句话：“吾以逸待劳，何患不克。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在此举也。”

为了统一战线，刘基甚至向朱元璋谏言“主降及奔者，可斩也”。

这种生死存亡间的选择，既考验一个领导者在复杂形势下驾驭全局的能力，同时又能让部下领会他的识人用人之术，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将领敢于亮剑的大无畏精神也会在这时候得到全方位的展现，以此达到激励将士的目的。无论怎样，朱元璋在关键之处选择了最为恰当的战略决策。（P1-3）

走出历史的迷局

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中如此开篇：“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

这段看上去隐约有智者的思辨在其中闪烁的话，其实细究起来，是经不起任何推敲的。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句话作为一顶帽子扣在任何一个过往时代的头上，都不会觉得言过其实。因为是过往，所以我们做任何推断性的报告都是可以达成谅解的。

夏目的暑气在渐凉的秋风中还未消失散尽，立于淮水岸畔翘首东望，凤阳近在咫尺。安徽凤阳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幼年、少年时期的成长之地，与我的故乡直线距离不足二十里。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深入凤阳腹地，漫步于村落、田野，驻足于明中都皇故城、皇陵、鼓楼、龙兴寺（皇觉寺）等遗址，那些被时光摩挲的雕梁画栋早已不复昔年神韵。白云苍狗，沧海桑田，故纸堆里翻翻拣拣，让不惑之年的我越发困惑。很多时候，对于历史表象背后的行为逻辑总是感到无从把握。难以计数的历史记载，使得那些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命运如同一个个孤立的点，难以将它们捏合成型。就拿朱元璋来说，在封建王朝的绵延长河中，没有一个帝王能够像他和他所建立的王朝那样，展示出与这个民族如此契合的历史况味和人性的复杂与诡异。每一种解读，都像是在解读我们自己。

一

列车飞驰，城市从我们眼前像水一样向后洇去。很多时候，消失的又何止是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抬眼看时，我们眼睛所见的只是这一瞬，与下一秒钟无关。火车的位移让时间变得支离破碎，不堪一击。眼见不为实，耳听也不为虚。眼睛看见的，耳朵听来的，不过是时间大厦的碎片。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记忆模块占有了其中的零光片羽，就说这座大厦原来是这样的。

就像我们每天都在打量自己所生活的这座城市，怕一眨眼错过了什么。我们会惊叹于某条路上开满了花朵，惊叹那么多的庞然大物拔地而起。可直觉告诉我们，那是时间一寸一寸筑垒起来的，而恰好这一刻你路过。就像人的心病，是靠情绪的尘埃一粒一粒积攒起来的，与星座和家族病史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它在时间里消失了，如同水融入了水。你不能说，你写的是历史。你只能说，你写的是当下，是这一刻。风吹过的大地，卷走了在时间里凋零的花朵，也卷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无常命运。我曾经尝试着走进那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想要更多层面地展示一个王朝的前行历程，一个民族的精神困惑。可最后发现所有的近距离，都无法抵近历史那秘而不宣的核心地带，这不免让人好生泄气。除了那些早已消失无影的当事者，其他任何人的视角都带有限制性。我们所面对的不过是一些支离破碎的时间，以及在时间里消失的人和事。望着暮色苍茫里的古战场，看着貌似庄严的旧宫殿，仿佛能听见久远的喧嚣在时间的深处魂不守舍。这是历史吸引我们的神秘力量，让人穷追不舍，又让人徒劳无功。

这让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坐飞机时的感觉，俯瞰苍茫大地，突然发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星球布满了各种交集后又散开的曲线，像一盘无法掌控的棋局，所有人的命运都可能会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来一场多米诺骨牌似的改变。我不是一个爱拿历史随便开玩笑的人，一个连本民族历史都谈不上尊重的人，还能指望他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有所馈赠吗？泡在泛黄的古籍堆里已经有些年月，很多时候还是会被一些看上去简单得接近于弱智的问题深深困扰。比如说，自己会在文思泉涌的某个时刻突然停下来，向精神层面的另一个自己发问：什么是历史？你写的这些东西是真相吗？

另一个自己就会反诘，你生活于当下，连当下的万象百态都没有办法搞清楚，凭什么去向一个容易遗忘的民族，一群容易遗忘的人索取过往的真相？博尔赫斯说：“我们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是我们永远处于焦虑不安之中的原因。”对于一个历史书写者来说，往事并不如烟，真相绝对不是书写的真正目的，人性才是。时间是拨弄人性的那只手，人性是吐纳时间碎片的机器。

与古人对话何其荣幸，我多么希望在自己的文字里，不只有袖手观棋的理性，更有扬眉阅世的感动，毕竟历史并非单纯的始于事，止于事。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将历史放在显微镜下做标本研究，倒也未必真能深入地了解那段历史。不如将那些人和事置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围绕在他们身上的一些盲点也许就容易被衬托出来了。于是我便将自己探究的目光做了一些适当的放大，我深信，阳光之下确实并无新事。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往事，是一群人又一群人的集体往事，而在这往事的经纬度上曾经寄生过数以亿计的血肉灵魂。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往事与当下的自己无关联，反而会在我们沉浸往事的过程中，感觉到自己参与过的那些时间，在穿越大脑皮层的时候依然是鲜活的。一个人无论离开自己记忆的那段历史有多么久远，对于个体而言，自己的往事永远是经过冷冻保鲜处理的，而模糊和消失的过往只是相对于时间而言。对于一个历史书写者来说，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已经消失的时间能够重现于眼前，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复活”。

……

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是与非、好与坏、正与反的问题，单纯的歌颂与批判也是不适宜的，因此对于一个帝王的评价也就不能是千人一面。近年来，朱元璋被人反复拿出来评说，各种声音汇流成河。就好像面对一面白墙，我们的想象力仅限于这是一面白墙。如果有一天，突然闯进一群抽象派涂鸦者，他们将那面白墙涂抹得天马行空。那么同样是这面墙，我们在面对它的时候，我们的猜测，我们的推断，我们的想象，也随之活跃起来。这也是为什么，面对那些面目全非的文本记录，我们反而会更容易看清楚所谓的真相，因为我们的推断更多元，我们的猜测更繁杂，我们的想象也更开阔。

中国历史永远绕不开帝王话题，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帝王史。有人说，中国皇帝的权势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顶峰。不论是东方小国、非洲酋邦或者西方王国，其君主的声威都远远不能望中国皇帝之项背。与中国皇帝比起来，世界上其他君主都显得小气寒酸。可是，皇权又何尝不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予所有者荣耀和平台的同时，也会不知不觉地扭曲人性。绝对的、没有限制底线的权力，会毁掉一个专制帝王的人生，朱元璋就是典型案例。如果在中国历朝皇帝中间评选劳动标兵，朱元璋应该名列榜首。可是又有几个皇帝能有他那样的精力与毅力，他用一个中国式农民的狠劲儿来完成自己的职业使命，悲惨的童年经历像是一道符咒压在他的人生命数里，让他丝毫不敢懈怠。他怕一懈怠就大权旁落，就豪杰不服，就地方不稳，就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他对地主富豪的厌恶、对地方官员的不信任、对底层流动性的恐惧，这造成了他的猜忌多疑、残暴嗜血和追求不切实际的“稳定”。他甚至规定，后代子孙必须在皇宫门口和京城各处城门，时刻准备快马刀剑，以便遇险逃脱的急用。

朱元璋是创业之君，意味着他要经历一场冷冰冰的胜王败寇的王朝更替和暴力夺权的血腥游戏。历史告诉我们，每个投身其中的人，都要经受炼狱般的心理磨难，每个细节的背后都曾经摩擦产生出人性的火花。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该如何理解和看待朱元璋这一历史人物，又该如何理解和看待朱元璋费尽心机所建立的那种血腥的极权统治？也许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朱元璋拥有那般为所欲为的权威与能量？他的存在究竟给他的王朝，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什么？他执政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目的是为天下苍生缔造一个朗朗乾坤般的理想国。在艰难的前行过程中，始终有一股不为外人所道的潜在力量支撑着他，推动着他。或许还可以这么说，没有这股暗流涌动的力量，朱元璋就成不了朱元璋，那么这股暗流究竟是什么？有人说，基于乡村生活经验，朱元璋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国家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国家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个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

在结束本书之前，我又一次从凤阳到南京，沿着朱元璋昔日的足迹重新走了一遍帝王成长路。亲手触摸那些在时光里陈旧了的遗迹，让我确信生活曾经在六百多年前来过这里，也让我情不自禁地坠入欲知往事的诱惑之中。在最好的时代行走，在最坏的时代思想。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在这块曾经风云际会、战火弥漫的大地上，我就像是一个痴迷的寻宝人在历史的瓦砾中寻寻觅觅，翻翻拣拣。在往事的蛛丝马迹中让久远的回响在心灵中震荡，在天地间复苏。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它让我们从中读出人性的幽暗与光辉，读出现实问题之所在，引领我们走出一个时代的迷宫。

宗承灏

2016年6月14日于北京东直门外

皇帝，是一种奇怪的职业

我不喜欢为我不喜欢的时代说太多，我喜欢为我喜欢的时代说个没完。遗憾的是，我总是无法做到由着自己的“喜欢”和“不喜欢”的标准去做事，尽管也没人阻拦，可就是无法做到。好像是在刻意回避着什么，又好像力有不逮。

在我看来，历史永远不是一条道走到黑，走着走着就分作两路，一路奔了制度，一路奔了人性。张宏杰先生说，自从秦始皇发明了皇帝制度以来，当皇帝，就成了几乎所有中国男人的梦想。在中国，当皇帝的门槛很低，不论你出身是什么，都有机会。出身再低贱的人，也有机会当皇帝。他还拿朱元璋和刘邦举例，说，你看前者是个乞丐，后者是个流氓，他们都凭着个人奋斗，成了皇帝，开创了新王朝。

当皇帝，真是所有中国男人的梦想？我并不这么看。为此，我还专门做了一个关于梦想的调查。在我所调查的一百二十个男人中，居然没有一个人把自己的梦想锁定在“当皇帝”这件事上。只有一个十岁的孩子填了一个“将来当美国总统”，或许在他看来，当美国总统比当皇帝更具有可操作性。人失去梦想，与一条咸鱼何异？

还是让我们回到朱元璋这个人身上，一个人从社会的最底层一跃而为帝王，这是一个奇迹。对于不习惯于变化的国人来说，这种奇迹完全超越了他们的想象范畴。一个男人得了天下，尤其是他来自于社会的最底层，站在领奖台上，获奖感言总要说得冠冕堂皇些。“上膺天命，下餍民心”是必须要说的，尽管其中是满满的套路。天命如何，神不知鬼不觉，你说什么便是什么；至于民心，似乎是件高大上的事，不但帝王借此来证明合成王朝的合法性，老百姓也会跟腔学调，拿它来增加自己的幸福感。

朱元璋出身于佃农家庭，父亲连个像样的名字也没有，叫朱五四。一生从盱眙到濠州，迁徙四次，早在他祖父时期就脱离了宗族所在地句容（今属江苏）朱家巷。虽然脱离了宗族序列，但尚未成为游民，只是在农村之间辗转，租种土地，以农为生。

至正四年，天灾流行，淮河流域一带也遭到旱灾、蝗灾和瘟疫的祸害。父母和长兄皆病饿而死，一家陷入了没吃没喝、没有钱埋葬逝去亲人的困境。

朱元璋在《御制皇陵碑》描写了自己这段苦难的经历：

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逝，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此去，各度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兄肠。兄弟异路，哀动遥苍。（《全明文》卷12）

在中国古代社会，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家族脱离了自己的宗族序列，即使遇到天灾人祸，也很少会有人伸出援助之手。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下，只有习惯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求生与发展。当生活将朱元璋推向游民的生活路径时，他除了感到凄凉悲哀外，并没有表现出少年人的慌乱无措。对于已经触底的生活，坏又能坏到哪里？无奈之下，他进了寺庙当了和尚，与信仰无关，只是“托身缁流”（《御制皇陵碑》），混口饭吃而己。一个辗转于天灾人祸的游民，与文化扯不上半点关系，他所做出的选择，也很难有理性的自觉。包括他投身于造反行列，与所谓的政治理想也没有半毛钱关系。一饱难求之人谈什么抱负和理想，一切都是为了活命。后来看到与他争夺天下者，不过是些没有什么远谋深虑、“志骄”“器小”的庸庸碌碌之徒，他才确定了夺取天下的“远略”。

至正十三年，当李善长来到他身边，为他献上一套儒法杂糅的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之术。他才算睁开眼看世界，并将刘邦视为自己的人生偶像。随着儒生陶安、朱升、宋濂、刘基、叶琛、章溢等人的陆续到来，儒家所主张的那一套“革命”造反的“顺天应人”之理和夺取天下后的治国安邦之术才算全盘灌输给了朱元璋，使他从只知道造反求生的山大王变成立志一统天下的群雄之一。

陶宗仪《辍耕录》中的“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正是乱世之中这种报复情绪的一种反映。参加反元斗争第二年，朱元璋确定向自己的偶像汉高祖刘邦看齐，不乱杀人，收揽人心。他为自己树立一个仁者之师的形象，最大限度地争取各个阶层的人物。

出身下层社会的皇帝往往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心怀自卑、怕被他人轻慢。刘邦对故旧功臣的哄闹感到厌烦，从而由儒臣制订礼仪，把自己与那帮没素质的哥儿们隔离起来。朱元璋常挂在嘴上的几句话，“朕本农夫”“朕本布衣”“朕起寒微”等等，让文武大臣们不胜其烦。这些话听来，并不显得谦逊有礼，不过是自卑心理在作怪。因为自卑，则更追求无上的权力。屠杀大臣、功臣和文人士大夫正是验证自己绝对权力的一种行动。

被史学家推举为历史上第一位农民起义领袖的陈涉在其为人佣工时曾对工友说：“苟富贵，勿相忘。”可是当他称王之后，这些工友去看望他，“言陈王故情”，谈起他不得志时的往事，陈涉便受不了，把这些老朋友全杀掉了。朱元璋在这方面更是敏感，并不像他在给一位贫贱之交田兴的信中所说的“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过偶然做皇帝，并非做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遣詹同渡江敦劝田兴书》）。他对功臣们的居功自傲十分反感，特别是对他这个皇帝不够恭敬的时候。

功臣与皇帝共同创业之时地位尚不太悬绝，后来成事的皇帝为了得到追随者的忠诚和勇力，往往还要拿出“礼贤下士”等做法，使追随者感到自己的重要和尊严感，这时的君臣关系带有一些平等色彩（江湖艺人往往会从游民的眼光把他们写成结义兄弟）。可是，一旦昔日的领袖称王称帝以后，对于以前的关系便不能忍受了。

做了皇帝以后，朱元璋始终不忘自己是淮西的布衣出身。他与他智囊团的高参们对于立国后的未来社会虽然没有拿出更新的方案与设计，但他们有着共同的期许——尽快恢复被元朝统治者和战乱所破坏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没有激烈的兼并、没有巨大的社会动荡的破坏下，它基本上是稳定的。

生于和长于社会下层的朱元璋熟悉这一切，并渗入他的血液，他认为先秦思想家们提倡的“四民”分工是社会安定的保障。朱元璋在《大诰续编序》中说：“四业题名，专务以三：士、农、工，独商不专，易于农隙。此先王之教精，则野无旷夫矣。”

他认为商业活动是投机取巧之术，会坏了人心，坏了社会风气，因而，对“四民”之中商人存在的必要性是有疑义的。他认为，只要农民在农闲时兼做商业就可以了。为此，他采取了“右富抑贫”“锄强扶弱”的政策，并用法律形式把它固定下来。这样做是因为他有过小农生活的经历，并常常向文臣武将讲起这一点，而且极富感情。在这本书的前言，我发出自己的疑问，皇帝，到底干什么？在这本书的后记，我所能给出的答案也只是一句话，皇帝，是一种奇怪的职业。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