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静的小康生活

我出生于1932年10月，祖籍是湖北，从族谱上看是陈友谅的后代。爷爷叫陈金波，老家在湖北黄冈，自幼学做裁缝。他来南京的时候靠手艺创业，先是做帮工；爷爷有一个干妈家里很有钱，给我爷爷钱去做生意，所以后来在中华门那一带开了一个估衣店。。那时候我祖父三四十岁了，要成家，朋友把烟台一个有钱人家家里岁数大了的丫鬟介绍给了我家爷爷，爷爷就把她一家带到了南京。

讲到这个也很有意思，我爷爷没文化不会写字，但走结婚程序要签字的。朋友就给他刻了个章，刻的是他的名字，告诉他如果有人要你签字，把这个章一盖就好了。奶奶是在大户人家当丫鬟的，所以很有文化，整天看书；我爷爷虽然一个字也不认识，但是人很直率，讲义气。爷爷成家立业之后就住到现在城南七家湾这个地方。我有记忆的时候，家里面就有父亲母亲、爷爷奶奶，还有姑母带着两个孩子，姑父在被服厂工作，抗战的时候厂子迁到了武汉，姑父就跟着被服厂去了武汉。

我六岁之前没有上过学读过书。那个时候小孩儿都是在家里待着。我父亲和姑母都上过私塾，有文化，那时候学的还是孔孟之道，讲孝顺，讲守节。后来我父亲在爷爷影响之下也从事了制衣这个行业，等到父亲年龄渐渐大了一点以后也开了一个服装店，开在花牌楼，专门承包制作制服，尤其是机关部门的制服，但规模并不大。当时家里经济情况还不错，有四部缝纫机，有师傅有徒弟，整体来说属于小康家庭。

我妈是中华门外邓府山村里的，我还有个舅舅，名字叫梁启友。舅舅家就在邓府山进山后的那块地方。舅舅家呢，靠山，山上有柴，就靠柴火卖钱，还有田地，种点粮食吃。舅舅家条件原来是挺好的，后来因为我舅舅抽大烟，败光了家产。舅舅只要有钱就一直抽，后来死得很早，日本还没投降就死了。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1937年我虚岁六岁，那一年日本鬼子侵华，在南京丢炸弹。那个时候我家住在三山街附近，天青街古钵巷四号，我们家住在第三进。房子。日本鬼子丢炸弹以后，好多人就逃难了。姑母带母亲到府西街街口，看到好多人推着小车逃难，小孩子坐在上面，车上还放着家里值钱的东西，往下关方向、长江边逃。听别人说江边上逃难的老百姓都被机关枪打死了。而我们家因为父亲承包了一批衣服，是给地方保安队做的，家里的资金都投到布料上去了，不能背着布料去逃难啊，而且现钱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家就没有走。我们三进的房子，前面两进的人家都逃了，就我们后面两三家没有走，其中有的是孤寡老人。

到了12月13号，那天早上日本鬼子已经打进城来了。他们先放火，烧掉了天青街街头的房子，然后抓民夫来帮他们做事情。我父亲和街坊邻居出去救火，日本鬼子一看见就把他们一起抓走了，父亲这一去再没有回来。到了早晨九十点钟的时候，来了一个日本鬼子，手上拎着一个箱子，从我们家这边挨着往后找，他要甄别你是不是逃难的兵，要查你手上有没有常摸武器留下的老茧。当时我们一家人都在家。爷爷看到了日本鬼子，不想得罪他，就把香烟糖果拿出来请他吃。鬼子根本就不要这些，他要花姑娘。当时我们家里面母亲怀着身孕，我姑母陈宝珠一手抱着小表妹，一手牵着小表弟，一个两岁，一个四岁。鬼子一看见我姑母就拖着她，从第三进拉到第二进，我姑母就一直抱着表妹不放。我跟着我奶奶也到了前面，我姑母一看不行，就把我小表妹交给我奶奶，然后就空出手来跟日本鬼子周旋。这个鬼子三拖两拖不耐烦了，就把身上带着的刺刀拔出来，对着我姑母的大腿深戳一刀，我姑母疼得蹲下来了。然后鬼子就又在她身上戳了五刀，总共六刀。戳完以后转身就往外走。这个时候我姑母疼得难受，就跟我奶奶说：“妈，你给我端一碗糖水来吃，我疼死了。”奶奶跑到家里把糖水送过来。等我奶奶端糖水过来的时候，姑母已经断气了，流血太多，给鬼子伤到了致命的地方。爷爷从后面过来，弄下来一片门板，把我姑母抬着摆到第二进房子里面。这样两个重要的亲人就没了，家里就乱了。就在这天晚上，我母亲给我生了个妹妹。鬼子还是不断地来骚扰，来抢东西。人死了他都不管，还是到后面来找花姑娘。我母亲在邻居的劝说下把生孩子用的带血的纸之类的留下来，都放在地上。鬼子有的来，发现她生孩子了，就走了。有的呢，他还要把被单掀起来看看是不是真的生孩子了，所以日本鬼子真的太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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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15年10月底到纪念馆工作的，当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有120多人，到了没几天，就有同事告诉我，有一位幸存者老人去世了，没过多久，又有令人悲伤的消息传来。2016年的冬季，离开的老人陡然多了起来，负责日常联系幸存者老人家的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下简称“援助协会”）的同事也忙起来了，不断地到各家慰问。到了2017年10月，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只有100位了。

一种紧迫感压过来，压得人心焦。生老病死本是人生规律，无论富贵贫穷，都要遵循这个规律，都应“看得开”’。但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一群独特的人群。80年前，他们避过了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躲过了日军捅过来的刺刀，相对于那30万无辜死难者，他们算是幸运者。其实，如果你问他们是否感到幸运，他们一定会投给你不解、甚至埋怨的目光。父母在他们面前惨死，姐妹被日军凌辱，家园被大肆焚烧，那种痛苦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记忆里，终其一生，时不时地泛出来灼烧着。我几次到幸存者夏淑琴奶奶家探望，说起过去，她反反复复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苦啊！”

我和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张生教授商量，抓紧时间对幸存的老人再做一次口述记录，并把口述的内容从大屠杀期间延展到他们的一生。我们一拍即合，立即启动了项目。历史上，南京市文化局、南京市教育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下简称“纪念馆”）等单位先后在1984年、1991年、1997年组织过大规模的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普查、复查和口述史料征集活动。1984年3月到8月，经过六个月的普查，在当时南京的六个城区、四个郊区共发现幸存受害者1756人。1991年夏，经过复查，发现有300人去世。1997年夏，经过对全市十五个区（县）500多万人口中70岁以上老人地毯式的调查，共发现1213名健在的幸存受害者、目睹者、知情者。纪念馆也曾于1994年和2005年分别出版了两本幸存者证言集。以上的工作是无数人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史料，成为南京大屠杀惨案的铁证。

着眼于记录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一生，以了解那段历史给这一群体带来的不同人生轨迹，2016年9月30日，纪念馆保管研究处的同事和南京大学的同学组成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采访工作组”，启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调查，迅速开展了培训工作。援助协会和老人们提前逐一地进行沟通，然后团队成员编组到各家开展工作。每一个参与者都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投入了口述征集。这项工作是艰苦的，除了需要四处奔波，更困难的是，老人家们年事已高，很多人有明显的地方口音，采集的难度很大，事后核实的工作量也很大。2017年3月，工作组经过总数超过150次的采访，完成了50位幸存者老人的口述史收集工作，形成了经过整理的录音实录120余万字，个人实录稿40多万字。本书收录了其中30位幸存老人的口述自传。

在这次的口述证言采集中，共有100余位人员参与相关工作。纪念馆副馆长陈俊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武黎嵩，纪念馆保管研究处艾德林、袁志秀、李雪晴等同事在具体工作中负责口述记录的组织和口述内容的史实核对工作。保管研究处的同事在完成基本展陈改造繁忙任务的同时，以负责的态度认真做好史实的核对工作。南京城市摄影队的10名队员冒着高温酷暑对100位老人家进行了影像记录，他们的部分作品在这本书中得到呈现。我和张生院长分别进行了终审。可以说，项目执行的过程，是团队合作的过程，也是我们接受一次最生动、最深刻历史教育的过程。

在2017年国家公祭即将举办之际，我们把这本口述历史奉献给大家，目的就是让国人永远保持对屈辱历史的痛感，更加珍惜今天宝贵的安宁生活，以我们的自强维护永久的和平。在此，我要感谢张生院长的支持，感谢各位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他们是：

口述采集团队：张生、武黎嵩、曹恺心、常远、陈是、崇润之、单雨婷、邓博元、邓雅欣、高昕宇、高旭东、官子木、郭婉祺、郭玉荣、韩建汶、郝怿、何影、胡雨王比、江雪、李丽晴、李清丽、李文睿、李新蕾、刘晓凯、卢奕、罗杨、马思千、彭成、齐婉音、秋香、阙香玲、商雅婷、孙冲、唐文玲、童昊霞、汪鸣谦、汪沛、王婧赟、王玮、王欣芄、王雪郦、王伊麟、王怡、吴雪映、香雪莹、谢卓弈、薛聪、于帆、贠彤、张楚豪、张炼、张欣然、张益促、周文文、周寓萍、朱曼瑜、朱笑言、朱智立

史实审核团队：张建军、陈俊峰、艾德林、袁志秀、曹林、李雪晴、王山峰、孙红亮、张国松、段玉婷、罗欢、卢彦名、王晓阳、王立、汪贝

图片摄影：鲍卫东、陈烨、丁亮、林琨、李晓飞、刘晓光、毛劲松、孙晨、薛晓红、阮忠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

2017年11月14日

序（张生）

“不能忘记过去的灾难。”——陈德寿口述自传

“两次逃出人间屠场。”——李高山口述自传

“我有一种责任感：我得活下来。”——常志强口述自传

“我们最后还是逃过来了。”——蒋树珍口述自传

“日本人进城后，一年年过来都是苦大仇深。”——王秀英口述自传

“大哥的遇害是全家人永远的痛。”——王长发口述自传

“后来只要听到‘日本人’三个字我就特别害怕。”——夏淑琴口述自传

“我看见用机枪扫射人，吓死了。”——岑洪桂口述自传

“我们走出去看到满街都是死尸。”——濮业良口述自传

“那时候，没有一家不死人的。”——余昌祥口述自传

“我们踩着被杀害同胞的尸体逃亡。”——祝再强口述自传

“和平安宁的生活，是全世界人民的希望。”——马庭禄口述自传

“那时候日本人在南京毫无理由地见人就打。”——季培生口述自传

“鬼子来了，把我们养花的花房全烧光了。”——王子华口述自传

“日本人杀人不讲理。”——易兰英口述自传

“命都是拾来的。”——艾义英口述自传

“我有责任把我知道的讲出来。”——程文英口述自传

“这段历史不要忘记。”——方素霞口述自传

“叔叔死了，眼睛还睁着。”——葛道荣口述自传

“我为南京大屠杀作证。”——石秀英口述自传

“日本飞机炸碎了我们幸福的一家。”——阮定东口述自传

“大屠杀遇难人数我说不止三十万！”——路洪才口述自传

“日本鬼子来了就人山人海地逃命。”——伍秀英口述自传

“那时中国难民都是相依为命的苦人。”——杨翠英口述自传

“江水都被血染红了。”——傅兆增口述自传

“每个幸存者的身上都有一段苦难史。”——佘子清口述自传

“日本人的侵略使一个大家庭家破人亡。”——陶承义口述自传

“我在锅底躲鬼子。”——潘巧英口述自传

“我死过三次没死掉。”——谢桂英口述自传

“我们的粮食都叫日本人抢走了。”——周智林口述自传

后记（张建军）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今年是抗战全面爆发80周年，也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惨剧发生80周年，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牵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的指导下，由纪念馆和南京大学的在校学生共同组织团队，对目前为数只有近百人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实地调查，收集其证言，整理其个体生活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937年11月，日军组建了一部明治维新以来规模空前的“兽性机器”——华中方面军，以军国主义分子松井石根为司令官，下辖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直接参加攻击南京城的部队总人数为10万人左右。占领南京的过程中，日军颁布了各个层级的“屠杀令”。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随之发生，30万同胞惨遭杀戮，无数妇女遭到蹂躏残害，无数儿童死于非命，三分之一建筑遭到毁坏，大量财物遭到掠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的主要惨案之一，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性和反人类罪恶，也是近代以来日本漫长侵华历史达到巅峰的典型写照。

军国主义日本践踏国际法基本准则和人类良知底线，企图通过制造南京大屠杀来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实现其征服中国的迷梦。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历来具有不畏强暴、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面对极其野蛮、极其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具有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人民没有屈服，而是凝聚起了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空前斗志，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必胜信念。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引领下，在全民族各种积极力量共同行动下，中华儿女同仇敌忾，视死如归，前仆后继，共御外敌”，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通过中国的南京审判和中、美、英、法、苏等十一国组织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巨恶绳之以法。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中国方面就清晰地加以记录，决心把落后就要挨打、没有国权就没有人权的道理悬为殷鉴，世代相传。1938年春，《新华日报》根据目击报告，详细报道了南京大屠杀，指出日军虐杀伤兵，残杀难民，“留京同胞之被残杀者不下十万人”；强奸妇女，“南京妇女，其年轻貌美者，或被敌官兵据为己有，恣意奸淫，或被迫充当随军公娼”；焚烧抢掠，并伪图掩饰，“倭敌为掩世人耳目计，因挑孑遗难民老弱百余人排列一处，并派医生看护站立两旁，共拍照片，分送各国宣传”。1939年，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印《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内中第三编第三章第一目，根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军当局的抗议，记载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毛泽东同志特为此书作序，名为《研究沦陷区》，号召大家认真研究日本在沦陷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并题写书名。郭沫若同志1938年6月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文版作序，该书运用大屠杀发生时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士的日记书信等材料，详细记述了日军烧杀淫掠的暴行。《大公报》登载了南京大屠杀目击者的报告，并配发社论称：“它普遍地告诉中国人，国万万不可亡，亡了国便休想做人！他告诉中国战士，抗战杀敌是卫国保种的唯一手段。假使我们拿着武器向后退，失土中的男女老幼同胞的命运便绝对绝对的漆黑了！”

不仅是中国人记录了无法忘却的历史。在南京大屠杀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里，“众多国际友人也冒着风险，以各种方式保护南京民众，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南京大屠杀发生时，共有24名欧美侨民因为各种原因留在南京。另有5名英美战地记者，涉险报道了战火中的南京。他们笔下的南京，如同地狱般地恐怖。《芝加哥美日新闻报》记者A.T.斯提尔被迫离开南京时，“最后看到的是沿岸附近城墙前被处决的一伙中国人，有300人。那里已经堆了没膝高的尸体。”“从下关出城时，记者的汽车不得不从堆积了5英尺厚的尸骸上通过。日军的卡车和大炮也这样通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籍女教师明妮·魏特琳1938年4月记录到，仅南京的慈善组织红卍字会从1月中旬到4月14日，就在城区掩埋1793具尸体，其中80％是平民；在城外，掩埋39589具尸体，约2.5％是平民。“这些数字不包括下关和上新河地区在内，我们知道那里还有可怕的人命损失。”鼓楼医院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是当时南京唯一的外科医生，1938年1月3日，一位40岁左右、脖子被日军砍了4刀的妇女告诉他：1937年12月31日，日军诡称找人帮军官洗衣服，将6个妇女从难民营带走，她们白天洗衣服，晚上被轮奸，其中5人每晚被强奸10—20次，另一个年轻漂亮的每晚要被强奸40次左右。另据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迈纳·贝茨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南京沦陷后的六周内，日军制造的强奸案不下两万起。

……

记忆从历史导向未来。南京大屠杀不仅没有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敌意志，事实上，它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与军国主义势力战斗到底的决心。当时收发了大量关于南京大屠杀电文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提出：“战争给中国带来了道义上的好处。中国觉醒了。日军使埋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之前没有发觉的爱国主义萌芽了。”而身处南京目击日军暴行的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罗森的判断则是中国将赢得最终的胜利：“日本以暴虐的行为使中国人扎下了牢固的反抗心理，因此它必将毁灭自己。日本要失败，以自己的国家为战场进行战斗的中国人不可能向野蛮的侵略者投降。因为游击队是在同‘大猩猩’抗衡，因此‘大猩猩’必定要失利。所谓文化和文明的一切力量与共鸣，都寄予中国一方。”

对日本来说，同样应当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纽约时报》当时就指出：“在对迄今为止的全部证据进行调查时，当地的人们会得出以下的结论，亦即攻占南京这一辉煌的战斗将不会被作为光荣的纪录写入日军战史，它必将在历史上写下令日本举国上下后悔不尽的一页。”历史证明了这样的预见，因为占领南京而得意洋洋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很多人后来参与了太平洋战争，他们自己不仅葬身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汪洋大海，也把日本拖入无条件投降的境地。

暴行不可能吓住勇敢的中国人民，和平才是我们需要的阳光和雨露。中国人民在血与火的战斗中，付出了巨大牺牲，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曾经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美、英、法、苏等国人民，应当珍惜来之不易的胜利，共同维护国际关系秩序。正如当时的国际观察者所指出的：中国人民的奋斗，“不仅是为了赢得中国的独立和自由，而且也帮助了为自由和民主日本战斗的日本人民。”战后日本，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也应当归功于当年与日本军国主义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正义的人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诚哉斯言！

80年过去，换了人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南京大学的联合团队，通过再一次的调查，触摸到了历史的温度；而已进入垂暮之年的幸存者们，把他们用生命凝成的记忆，传递给了我们。这一超越时间、世代和区域的宝贵记忆，必将伴随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谨序。

2017年11月

张建军、张生主编的《被改变的人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生活史)》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历史纪实作品。

本书通过为数不多至今健在的幸存者的证言、大量详实、缜密的历史档案资料，详实地还原了南京大屠杀前后南京市民的生活场景与人生故事，用完整详实的细节揭露了日军侵略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南京大屠杀惨案的亲历者或目击者，他们的个体记忆是南京大屠杀这一世界记忆遗产的具体承载。

张建军、张生主编的《被改变的人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生活史)》中的幸存者口述从大屠杀前的平静生活开始讲起，直至大屠杀过后多年，完整、详实、准确地反映了南京大屠杀给亲历者一生造成的无法逆转的巨大心灵伤痛。

通过这些幸存老人的口述记忆，我们得以与八十年前那段灰暗的历史零距离接触，用文字记录那些饱经风霜的生命，用书纸保存这些即将消失的珍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