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西蒙人工智能（AI）研究领域的开创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图灵奖获得者，心理学杰出科学贡献奖获得者。

赫伯特·A.西蒙亲写的《科学迷宫里的顽童与大师(赫伯特·西蒙自传)(精)》带领你体验一段全才科学家的学术探险，饱览二十世纪学术和科技发展史。

本书不仅对于有关学科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有重要史料价值，对立志于科学的青年学生和对科学有兴趣的大众读者也有明显的阅读和参考价值。

赫伯特·西蒙是20世纪罕见的文艺复兴式的科学家。他的不仅在经济学（以荣获诺贝尔奖为标志），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以荣获图灵奖为标志），以及认知心理学（以荣获心理学杰出科学贡献奖为标志）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政治学、管理科学，和运筹学等学科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该自传充分显示了他坦率诙谐的个性，妙语连珠，让人充分了解他多姿多彩的学术研究生涯。他在书中不断自问身为科学家的毕生所学，能否更好地解释他的多样人生。

在《科学迷宫里的顽童与大师(赫伯特·西蒙自传)(精)》里，作者赫伯特·A.西蒙不仅谈了很多贡献作出的具体过程和遇到问题时的考虑，而且有专门的章节对重要贡献的内容、方法、和思考作了回顾和总结。因此不仅对于有关学科的学科史和科学哲学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对立志于科学的青年学生和对科学有兴趣的一般读者都有明显的阅读和参考价值。

本书还对西蒙的婚姻生活进行了剖析，穿插了他与一个女子暗生情愫的“柏拉图爱恋”。

从本书中你可以读到他写给孩子们的信以及在报纸上的专栏文章。他还和我们分享了他所写的短小精悍的故事以及多次在学术界呼风唤雨的故事。

第一篇 从出生到21岁生日

 第1章 威斯康星州的男孩

 第2章 森林和田野

 第3章 在芝加哥大学接受的教育

 第4章 遭遇科学变革：芝加哥的政治科学

第二篇 青年科学家

 第5章 研究新体验：城市管理者协会

 第6章 管理研究：伯克利

 第7章 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教书

 第8章 忠诚问题

 第9章 成立商学院：工业管理研究生院

 第10章 研究和科学政治学

 第11章 没有怪物的迷宫

 第12章 人工智能的源头

 第13章 攀登：实现人工智能

第三篇 高屋建瓴—科研的高地

 第14章 一马平川

 第15章 个人生活的轨迹

 第16章 为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创造大学的环境

 第17章 论战

 第18章 学生运动

 第19章 作为政治家的科学家

 第20章 国外的冒险

第四篇 60岁以后的研究工作

 第21章 从获得诺贝尔奖至今

 第22章 身为中国和苏联的业余外交官

 第23章 选择指南

后记

参考文献

与众不同

男孩善于社交的一面，看似已经盖过了他喜欢独处的性子，但赫伯特依然发现了自己特立独行的一面。他是左撇子，人很聪明，又是色盲。

还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是，男孩认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只是不信犹太教，因为附近都没有犹太教堂。无论上文法学校还是高中，他周日都去参加公理会教堂(congregational church)的活动。不过他是犹太人，这是不争的事实。有时候，他希望自己不是犹太人，虽然从未承认自己有过这种想法。不过，大部分时间里，他对于自己身为犹太人还是很自豪的，总是千方百计地让人家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不希望自己随便就被看作了什么人。如果身为犹太人，要有任何劣势，甚至有什么后果，他都会坦然接受，而不愿被人否认为犹太人。

从小生长在少数族群文化氛围中，他不可能有种族优越感。作为色盲，他知道自己所看到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因此，他很容易接受伦理或者认识论的相对主义。

他觉得自己特立独行，却从来不主张挑战权威。虽然他的家和学校都没有废除体罚，但赫伯特无论在家或在学校都不曾受过体罚，因此记忆中没有体罚这样的事情。只要不搞恶作剧，就能轻易躲避处罚。他从小就是个好学生，即使偶尔犯错，大家也会凭着他一贯的好名声而原谅他。正因为如此，他有更多的自由来支配时间，在学校里也是如此。

他曾有几次觉得自己的原则受到了挑战。在去公理会教堂的岁月里，每月都要举行圣餐礼。牧师会说：“请教区内所有的成员都起立。”这样就有三分之二的出席者起立。接着，牧师会说：“请所有的基督徒起立。”然后，就只有赫伯特一人坐在凳子上。这样做他还是挺尴尬的，但他认定公然伪造自己的信仰是非常可耻的行为。

高中时，同学都赞成男生穿白色法兰绒衣服出席毕业典礼。赫伯特认定(即使在大萧条最黑暗的日子里)，这对于出身贫寒家庭的同学来说不公平。赫伯特便说服很多同学签字同意，只穿平常的西装出席毕业典礼。毕业当晚，他和两位同学穿着黑色西装出席典礼。其他签订协议的人似乎都忘了自己的约定，想尽办法买了白色法兰绒衣服。赫伯特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但因为自己没有轻易屈服的行为，他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

毕业

1933年，赫伯特17岁时高中毕业了。整个孩提和青少年时代，赫伯特是幸福的。他总体上没有太多自主选择的机会，因为自己需要的应有尽有。老天对他一向很慷慨。在人生的迷宫里，在面对不同的分岔口时，他无须进行艰难的抉择。

但是，他脑海里对于自己未来的设想并无概念。“你长大了想干什么？”他的答案变了好几次，从士兵到护林员、律师再到科学家。其实，他私底下曾说自己是知识分子。他想着如果有人给他5万美元，他可以将余生过得非常滋润自在，做着自己最擅长做的事情——学习。也许，这算得上是他少年时光最大的不同，他的求知欲影响了未来的职业选择。他涉猎广泛，又有英年早逝的舅舅作模范，便早早地认定可以科学地研究人类的行为。他隐约看到了社会科学和生物学面临的挑战，认为曾在物理学中发挥强大力量的数学思维，也一定能在其他领域发挥作用。

人生迷宫的下一个分岔口是选择读大学，当然这也算不上什么决定。芝加哥大学通才教育的蓝图和赫伯特心目中培养通识人才的目标恰好一致。他就读的中学在竞争奖学金的考试中一直有很好的成绩纪录。赫伯特参加了物理、数学和英语竞赛。高中的一位老师去芝加哥大学参加颁奖典礼。那一次不知道为何(可能一时走神)，她竞没有听到获奖者有赫伯特。P22-24

创造多维迷宫的大师——赫伯特·西蒙

我很荣幸受邀为赫伯特·西蒙先生的中译版自传作序。

这真是一项让我倍感荣幸又深觉责任重大的委托。多年以前，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因此对赫伯特·西蒙这位亲手缔造了该院系的传奇导师(他还是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和心理学系的创建者)非常熟悉。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之所以选择去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重要的原因正是出于对先生的仰慕——在台湾大学攻读电机工程时，我有机会读到他关于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的原著与学术论文。当时的阅读体验相当艰辛，因为赫伯特·西蒙的学问博大精深且跨越多元领域，书中有许多不易理解的深奥理论。正是这样的因缘际会，我在美国众多的名校中，最终选择到卡内基梅隆大学拜师求学，攻读人工智能专业。

所谓“高山仰止”，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才华、精力、成就令常人望尘莫及的天纵之才。先生正是这样的人。他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天才之一”，涉猎广博且研究极深——对大多数人而言，倘若一辈子能够在一个专业领域有所成就，那已是万分幸运的事；而先生却在他所涉及的任何一个领域——无论是经济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政治学与管理学——都是实至名归的大师。1975年，基于在人工智能方面所作的基础性贡献，他与弟子艾伦·纽厄尔共同获得图灵奖。1978年，他又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能获得如此的嘉奖与殊荣，真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读书时，曾有幸听过先生的课并向他请教过问题。另外，我读博士生时的导师——同为图灵奖获得者(1994)的罗杰·瑞迪教授也是他的学生。可以说，在计算机科学特别是人工智能的“江湖”里，赫伯特·西蒙就像开创门派的祖师，启发了包括我在内无数末学后进者的学术思想和方向。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渊源。

特别要强调的是，作为蜚声国际的学界巨擘，先生与中国交流很多，堪称中美两国间的“民间外交家”。正如他在这本自传里所说的：“我十次到访中国，在那里度过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国家——除了我的祖国外，都要多。”他对中国人的“热情好客”以及美味的饺子印象颇深(参看本书第22章)，而且他还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叫“司马贺”

当中美“乒乓外交”实现两国关系破冰后不久，1972年，是他最早带队率领第一批美国科学家访问中国，与国内行业同人进行学术交流——在本书里，他以朴素的笔调记录了当时的情状与感想。1983年，在日寸任中科院心理所副所长荆其诚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张厚粲的口译协助下，赫伯特·西蒙在北京大学成功举办了一学期的认知心理学讲座，不仅为中国学术界引人了当代认知心理学，还促进了“文革”后中国心理学的甦生。之后，他又多次访问中国并担任过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美方主席。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他对中国怀抱的信心和赤诚、对学术研究纯粹的关心热爱和支持，令我景仰。1994年，赫伯特·西蒙获得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称号。2001年，先生逝世。很多纪念和追忆先生的文章都尊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在我回国掌管微软亚洲研究院与微软亚太研发集团期间，我和先生的缘分以另一种奇妙的形式得以延续。这里有另一个小故事，在本书里并未详细述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生曾与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朱新明教授合作研究“人类自适应产生式系统”，并提出了“示例演练”学习模型——该模型借鉴了认知心理学与人工智能相关研究思路，即便是在今天的条件下来看，仍然很领先。在先生的支持下，朱教授组织国内教师编写了从初一到初三的《代数》与《几何》全部示例演练教学材料，并在北京市的一所中学进行了教学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班学生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基本学完了初中三年的数学课程，且测试成绩超过了采用传统教学法的对照班学生。20世纪90年代，由先生与朱新明教授共同主编的《初中数学示例演练实验教材》正式付梓，“西蒙教学法”的实验规模也不断扩大。有趣的是，“墙外开花墙外香”，该教学法在中国教育界的影响始终不衰，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在先生有生之年被推及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

在我担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后，曾有微软学术合作部的同事提出建议考虑能否投入资源，将先生与国内学术伙伴的心血结晶“西蒙教学法”由中文转译回英文，以帮助到更多国家的学生。当时先生已仙逝，我则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这一计划，希望以此作为一名曾就读于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中国学生敬献给先生的一份小小心意。

赫伯特·西蒙自传的英文版多年前便已和读者见面，在西蒙100周年诞辰(2016)之后此次中译版的面世，在我看来，是令人欣慰的必然。通读过全书，我注意到“迷宫”(Msze)这个意象贯穿了先生自述的整个人生经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人生轨迹的迷宫出现了多个分岔口，有时我会向左，有时我会向右。作为一个致力于研究人类选择的人，我的人生用迷宫这个比喻再恰当不过。”——事实上，他似乎深受另一位痴迷于“迷宫”的阿根廷文学大师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影响。自传的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到先生对博尔赫斯著名短篇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的多处援引与暗喻。回看我们的人生道路，的确就如同穿越“迷宫”在探索前行中不断面临各种选择。

迷恋“迷宫”的赫伯特·西蒙是不同学术领域多维迷宫的设计师。他已经离开了，迷宫却还在。从他手里接过火炬，我们还要在迷宫中穿梭，直到找到正确的出口——换句话说，尽管他离开我们已有16年，但在全世界范围内，无数后继者正沿着由他开拓的人工智能、心理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多个学术方向持续前行览胜。

作为迄今为止唯一同时获得图灵奖和诺贝尔奖的学界泰斗，这位博学又深思的大师走过了怎样的成长之路？他是怎样在一片片呈放射状分布的兴趣沃野里深耕，进而收获到绝大多数人都难以想象的成功？他又是如何在有限的生涯里创造出几乎无限的精彩？从本书中。读者应该能找到一些答案。

洪小文博士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

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兼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

2017年12月书于丹棱街5号

作为问题解决者的科学家

本书的许多篇幅都在描述我的科研工作及其影响，只有几处地方描述了我在开展科研工作的过程中的个人风格。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Langley等，1987)中，我的合著者和我说了很多有关发现的事项。迪帕克·库尔卡尼和我在《认知科学》的一篇论文中对这个主题又增加了新的章节，其中我们得出结论，科学家是个不断搜索迷宫的解决问题的人，科学发现的理论是解决问题的理论的光彩阐述。

科学家为自己设定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任务：建构重大的问题，发现有趣的现象，找到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规律，针对现象和有关理论提出新的表征方法，推断理论的逻辑结果并对它们进行测试，设计实验，发现能说明经验归纳结果的解释性机制，发明供观察和测量用的新仪器等。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任务。

所有这些任务都使用通用的解决问题过程，这与棋手下棋时选择棋子的移动、实验室里被测试对象的解决河内塔问题(见第21章中《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课题》的开始部分)、医生做诊断、计算机推销员针对用户配置系统、建筑师设计房子、有机化学家合成新的分子所用的方法一模一样。

此外，像科学发现之类的工作必需的“顿悟”原来就是识别，这一人们所熟知的过程的同义词。在讨论创造性活动的时候，常用的其他术语，判断力、创意能力甚至天赋，等等，看来或者是完全不必要的或者是与洞察力一样，可以用通俗易懂的概念来界定的。

迄今为止，许多已经出版的有关科学发现的著作中都包含着对于某个发现及其发现人的趣闻，它们往往是自传性质的。如果科学发现需要创造力甚至天赋的话，那么任何人声称自己有了发现，都是不够谦虚的。如果还要妄图描述这个发现出现的过程，这肯定是徒劳。

但是，如果科学发现是平常的、普通的解决问题，那么想要添加趣闻性的证据就谈不上是不谦虚或者枉费心机了。在下面几页中，我将边想边说地(think aloud)，虽然是回顾性的，谈一谈我的一些科学研究工作，看看它们是否也符合解决问题的模型，尤其是能否找到一些符合我所谈到的科学发现的各组成部分的例子。

我的预言是针对过去的，反向预测才真正是我们能在这个领域中完全相信的。正向预测毕竟会受到我们正在检验的理论的影响。这种理论可能符合我们的行为，只是因为我们已经读到了这种理论，并且认为如果遵循了这种理论，我们会做得更好。

形成问题

人们普遍认为在回答一个问题之前，必须要明确地表述这个问题。或者换一种比喻的方式，要找到某样东西，这样东西肯定曾经丢失过。但是这种说法是否总是正确？当我们找到一条金矿矿脉，是大自然丢失了这个金矿吗？如果我们能找到自己不曾丢失的金子，我们就有可能回答未曾提出的问题。

我们可能通过搜索发现了金子(甚至是我们不曾丢失的金子)，但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哪里能找到金子？”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在找金子，如果我们参加某项活动(比如，在山上采集野花)，却找到了金子，那又是什么情况呢？最起码，我们必须注意到金子；金子必须吸引了我们的注意，让我们不再注意花。通过假设对金子的需要来解释这个行为？或者用金灿灿的东西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来解释？这些金灿灿的东西的吸引力是如何使我们转移了对采集花的任务的注意？

现在让我们从寻找金子的例子回到寻找问题上来。我们的比喻表明找到问题的一种方式，甚至可能是找到它的解答的一种方式，是试图解决其他的问题。这并没有告诉我们其他问题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同一个时候只有一个问题！我们这里面临的是意外这种现象。在寻找野花的时候，我们竟然很意外地发现了在石头里竟然有金灿灿的东西。引用巴斯德(Pasteur)的格言：“有准备的头脑才会有意外的发现。”

……

哎！正规的经济学教育没有能够起作用。我在1935年介入密尔沃基娱乐部预算制定的时候就已遭受创伤，这使我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满意论者(satisficer)。我已经概述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导我产生的科学发现理论。它不是一种全面理性的理论，而是人类有限的计算能力面临复杂的情况时的理论。它把科学发现看作是解决问题，将解决问题看作是启发式搜索迷宫，而将启发式搜索看作是有限理性的生物的唯一合适的行为。

有些科学家认为，应根据能否作出正确的预言来判断理论。我在这里已经提供了一些对于发现就是解决问题理论的预言能力的检验。我个人科学生涯的经历就是例证，证明了这个理论能很好地解释在我的研究中所见到的发展过程。

解决问题理论，就像KEKADA一样，描述了我在遇到一种意外现象感到惊奇时形成了新的问题。它跟踪我的类似BACON的看出数据中的规律性过程，以专家系统的方式引用知识来解释这种规律性。它说明了我运用示意图把握住动态系统中的复杂现象。它显示了表征的可获得性以及新的表征的创建影响了的构建解释的努力。它凸显了我在设计实验过程中采取的一些策略，甚至还可以解释我为何频频对实验的控制条件甚至自变量这一类事情不上心。

当然，我在谈论预言时运用了诗歌的破格。一个全面的“简单西蒙”(Simple Simon)程序还没有编制，有的只是有关它的片段信息。解释性说明比预言更容易辩护。但你不会被用解释性说明作为预言的隐喻所误导，它毕竟有人们期望隐喻所具有的作用。

我所描述的关于科学发现的信息加工理论还有另外一个优点。这不仅是个描述性理论，也是一个规范性理论。它不仅成功地预报(解释)了我的行为，而且，在我所不知道的情况下，还为我提供了35年的一套可信赖的开展研究工作的启发式。在无意之中，我遵循着BACON指令、STAHL指令、GLAUBER的指令、DALTON指令以及KEKADA的指令。我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指南。

就把所有这些启发式方法综合起来，也不足以构成一个指导我研究生涯的总计划。在任何特定的年份里，我都很少知道来年的实验或者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但是这些启发式让我的决策有了一定的偏向。每次我想要选择的时候，它们就会推动我选择一条路，而不是另外的路。这比随机投掷硬币瞎猜所得的结果靠谱一些。回顾我的研究和我的生活，这其实就是我能找到的计划。

然而，对我的工作最有意义的一个启发式没有出现在本章所描述的这些程序之中：要作出有趣的科学发现，你应当尽可能多地结交精力充沛、智慧聪明、博学多才的朋友，尽可能抓紧机会和他们合作。等你坐下来放松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需要的所有程序都在你的朋友中。只要你不过多干预，这些程序自然会很有创意，也能高效率得到执行。我与八十多位合作者共同完成的工作，将足以证明这条启发式的力量。

最让人称奇的是当初新兴的人工智能竟然源自于一个性格温和的学者和他在匹兹堡的朋友的热情。对于任何喜欢思考的人而言，这个率性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故事都值得一读。

——大卫·沃尔什（David Warsh）

《波士顿周日环球》（Boston Sunday Globe ）赫伯特·西蒙凭一己之力，在不断提出新研究议程的过程中重塑了20世纪下半页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轨迹。在众多读者眼里，西蒙先生对于人类努力、爱情和工作的观点，并非是前弗洛依德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而是全新的、时尚的理性主义，一种充斥着乌托邦性质的理性主义，旨在推进实证研究，又与现代技术的发展相互交织。

——雪利·特克尔（Sherry Turkle）《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