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新文学是以彻底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为基本前提的，一些激进的先驱者冲破了长期以来“老大”中国的中心论和优越感，代之以用世界性的眼光来剖析中国肌体内存在的痼疾和毒素，并希望给中国文化以根本的疗治，这是中国文化及其文学获得重生的新的契机。为了真正达到改变中国的目的，有的人甚至走向极端，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学视为洪水猛兽，颇有立即消灭之而后快的欲望，于是有时提出了非常过激的言论。如鲁迅就提出过青年要少读或不读中国书，钱玄同则呼吁将中国的古书都扔进茅厕里去；又如陈独秀倡导打破一切偶像，于是一切宗教都在清除之内；还有胡适认为文学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废文言而用白话”。如果从矫枉过正的角度看，这些过激的思想言论确实能够给中国人以猛醒，但从学理和后来的实际情况看，它们却是不正确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中国文化再怎样有问题，它的更生不可能完全离开“母体”，何况中国文化和文学也确实不像激进派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换言之，如果中国文化和文学没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东西，那它就不可能为人类创造出那么多优秀的东西，也不可能那么“长命”。
林语堂早年也是激烈地反对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但很快他就认识到这一思想的局限性，于是在批判中国文化中的丑恶的同时，他开始发掘其合理性和优秀品质，尤其是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进行审视和甄别。顺着这一观念和理路，林语堂非常重视中国文化固有的“血脉”之“传承”，于是他发现儒家、道家等文化中存在着非常有价值的内容。概括起来，一面是孔子的入世和世俗化倾向，是热爱人生、善待人生，并注重德行修养和治国平天下的一种生活方式，这在孔子、苏东坡等人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另一面是老庄的出世和非世俗化倾向，即以旁观者的身份参透天地自然和世俗人生的智慧派，这是一种如神仙一样生活着的逍遥自适、不受束缚的自由生活方式，而老庄、陶渊明、苏东坡、袁中郎和林语堂的父亲等人的身上充满这种气质。当然，儒家和道家文化并不能简单地分开，它们有时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先贤如苏东坡同时有着儒、道、释等多种思想因素，而且又结合得比较好。还有中国人丰富的想象力，闲适、性灵和幽默的天性，对山水自然的热爱，对文学的独特看法，林语堂都对其进行了细细的探究和梳理，并化为自己的血肉。就如同一个异地探险者，在别人都不屑一顾的地方，林语堂却发现了许多独特的风光，这在人类文化整体地向西方文化倾斜的情况下显得更为可贵。
当然，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与“中国一切都是好的”式的“国粹派”大为不同，林语堂是分出“精华”和“糟粕”的，他也是站在世界文化一体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换言之，在林语堂看来，世界和人类健康文化的建设，是离不开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的。中国文化过去的辉煌在新的时代里，不仅不能被简单地抛弃，反而应该被重视，并用来为人类造福。
一 恨不曾为孔门弟子
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来说，孔子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他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还影响了中国的思想、道德、文化和教育等各个方面。仅就后一点来说，孔子就够令人羡慕的了，据说他有门人三千，最有成就者就有七十二人。而且，孔子常与学生燕居闲谈、周游列国。由于孔子门人对孔子学说的发扬光大，也由于孔子学说对治国的实用功效，还由于统治者对孔子学说的重视，孔学渐渐成了“国学”，当然，孔子也就成了“孔圣人”。
可是，到了“五四”，孔子学说却遭到了彻底批判，一时间打倒“孔家店”，破坏“偶像”的呼声被喊得震天响。其中用力最大、态度最决绝者是陈独秀、钱玄同、胡适和鲁迅。他们将孔子学说看成是封建统治的基石，必欲彻底进行铲除。至于对孔子本人，他们虽然没有将他与孑L子学说与儒家思想等量齐观，但也没有多少好感。比如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就将孔子进行了“戏化”。他一边称孔子为“夫子”，一边又说：“一想起那具有俨然道貌的圣人，先前便是坐着简陋的车子，颠颠簸簸，在这些地方奔忙的事来，颇有滑稽之感。”对于各方面的尊孔、圣孔，鲁迅亦不以为然，因为他已“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到了后来，尽管军阀政府也不时把孔子当“圣人”抬出来吹捧，但总体来说，孔子的形象越来越不成样子。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孔子和林彪被放在一起进行批判，有人干脆将孔子戏称为“孔老二”。从中可见孔子这个“圣人”此时的地位一落千丈而成为“阶下囚”。
林语堂对孔子的态度很是特别，大致说来他往往将儒家思想、孔子学说和孔子分开解释。比如，他认为，儒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不是原来的孔子学说本义，而是后来腐儒们篡改的。又如，他在肯定孔子学说的伦理思想和人道主义情怀时，直言其不足：“孔子学说依其严格的意义，是太投机，太近人情，又太正确。”“孔子学说中还有其他缺点，它过于崇尚现实而太缺乏空想的意象的成分。”“讽刺孔子哲学，固非难事，他的崇礼仪、厚葬久丧并鼓励其弟子钻营官职，以期救世，均足供为讽刺文章的材料。”[《中国的神仙哲学·序论(一)》]而对孔子本人，林语堂则多加赞美，将他看成一个非常可爱迷人的人物。更有趣的是，林语堂一面引孔子为“论语同志”，一面写出《思孔子》这样的妙文趣文。到了实在思念和佩服得了不得，林语堂竟说出这样的话：“呜呼！吾焉得不思孔子乎？呜呼！吾焉得不思孔子乎？”在这感叹复又重叠的句式中，寄寓了林语堂对孔子无限的深情和焦渴似的向往！P3-5
当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的吴运生先生约我写《闲话林语堂》，他雷厉风行、友善和平、细致耐心，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记得，在每章之前加上一个概述，这是吴先生的建议，因为可起到“提领而顿，百毛皆顺”之效；封面上用匈牙利幽默大师赖西鲁为林语堂绘的速写，内页用身穿长袍、手执烟斗、笑容可掬的林语堂照片，这是我的主意，对此吴先生欣然接受。可以说，在《闲话林语堂》这本书中，记下了吴运生先生的学问人品，也留下了我们合作的友谊。
今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周莹女士又约我再版这本《闲话林语堂》，这让我既感激又高兴。所感激的是，我与周莹素昧平生，她能在茫茫书海里选中我这本书，令我有知音之感；而让我高兴的是，本书出版十余年，虽然反响很好，但印数太少，至今已很难找到，就连我自己都没有余书了，有一个再版本，无疑是在原矿中又找到了新的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周莹女士的敬业精神和厚道性格。那天，我们约好在海淀区魏公村地铁口相见，但因出国刚回，没倒过时差，又没用手机定时，结果一觉醒来，早过了约定时间一个多小时。这让我想起历史上那个让人百读不厌的“黄粱美梦”的故事。当我满含愧意、惴惴不安地拨通周莹手机时，对方竞还在约定地点等我，并嘱咐我不要着急，不见不散。这是让我万没想到的！在一个人人都忙得不可开交的时代，能有耐心如此长时间等一个爽约者，这是不可想象的，也让我从一个侧面看到了著名出版社与编辑的水平和境界！而且，一见之下，周莹女士就爽快地与我签了再版合同，其工作效率令我佩服。我还要感谢徐德霞女士，她认真校读本书，在字里行间可见她的辛苦与用心。
2004年，我曾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过一本《享受健康》，它属于教育部大学生文化读本。不论是书的内容还是装帧都让人爱不释手。这次又有机会与这个出版社合作，心下非常乐意。
一本书就如同一个人，它是有生命的。在书出版多年后，能有机缘再版，那无疑是书的重生，是一次新的生命之旅。这就好像冬天过去，春天来临，万物滋长，又显出它绚丽的笑容。
感念为此书付出辛苦劳动的所有人，也愿它能像阳光一样透进更多人的心间。
2015年12月30日于北京
屈指算来，《闲话林语堂》一书出版至今已过去14年。如果将它比成一个孩子，它也应该茁壮成长起来，像一棵枝叶茂盛、让人喜爱的树。
写《闲话林语堂》时，我39岁，那是继我的博士论文《林语堂的文化情怀》一书出版后的事情。因为写完学理性强、遵守所谓的学术规范、用尽心力的博士论文后，我有一种想要更自由地表达林语堂的愿望，有一种更贴近研究对象的冲动。这有点像辛苦劳作一天的农民，在饭余极想好好品尝一壶香茗一样。所以，在《闲话林语堂》中，我更注重丰富性、复杂性、边缘性、新奇性、诗性，也更强调作者的主体性与悟性，从而能与林语堂形成一种灵魂的对话。
我的博士论文《林语堂的文化情怀》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文库”，于199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它被专家学者称为“标志着林语堂研究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这是意料中的事，因为其中凝聚了我多年的研究和思考，不少地方都有创获和突破。然而，《闲话林语堂》的反响却出乎我的意料。这本“闲来之笔”，首先引起了学界关注，像王光明、陶东风、丁国旗、钟军红、秦勇、周泉根分别就《闲话林语堂》一书写了书评，并分别发表在《文艺报》、《社会科学辑刊》、《吉首大学学报》、《语文月刊》、《福建论坛》、《中国教育报》上。或许是由于长期以来学术研究过于理性和刻板，或许是因为林语堂的特殊魅力，或许是缘于我的‘。灵魂贴近”作家的笔调，这些学者多给予我热情的赞美与鼓励，这让我有些激动和满足。其次，《闲话林语堂》的“自序”被《博览群书》2003年第2期以《灵魂的贴近》为题转载，并受到更多普通读者的喜爱。这让我充分感到，在学术研究之外，还有那么多业余读者喜欢林语堂，喜欢用“闲话”这种方式展示林语堂丰富、饱满而独特的世界。
有一次，北京一位年轻女记者到我家做林语堂的专题节目。她看到我宽敞的大厅和书房全是书，又翻阅我的林语堂研究资料，竞说出这样的话：“王老师，您可能想象不到，我是一个铁杆‘林语堂迷’，而我的林语堂资料收藏恐怕不亚于您。”这话惊得我目瞪口呆。一是有感于林语堂在受众中的被热爱程度，二是惊异于一个林语堂普通读者竞能如此自信满满。至于她的收藏是否胜于我，那就不得而知了，至少她的话让我这个所谓的林语堂研究者喜忧参半。其实，不只是在国内，林语堂在国外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有人甚至直言：“作为外国人，不知有中国，而知有孔子；而之所以知道中国有孔子，也主要是通过林语堂博士的翻译和介绍。”别的不说，只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一书，在国外就有50多个译本。就连20世纪80年代老布什出访东南亚，他的高参还为他开列了林语堂的著作，作为总统出访时的必读书目。
可惜的是，自2002年《闲话林语堂》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后，没有再版。但这期间，向我要书和问书的读者不计其数，而且现在已很难买到此书，我有限的藏书也早已分送完毕。加之，原来的装帧过于质朴，且封面纸张经不起摩擦，久而久之，书的容颜不是开裂就是发白和起毛，很难保存。
此次有机会再版，当可为学界和普通读者做一补偿，尤其是弥补买书难、不易保存等缺憾。为了留住十几年前的记忆，也为了保存历史的真实，此次再版只是修正了书中的错误。同时，考虑到十多年的时间跨度，再版时我加进了“21世纪我们需要林语堂”等有限篇什，聊备一观，也是作为逝去时光的一个回眸吧！
很快我就53岁了。在《闲话林语堂》之后十余年间，我又出版了《生活的艺术家——林语堂》、《林语堂的文化选择》、《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林语堂大传》、《林语堂与中国文化》、《林语堂正传》等6本关于林语堂的专著，还发表过近百篇林语堂的研究文章。站在今天再看《闲话林语堂》，无论在内容、文体还是文风上，它都无疑是我林语堂研究道路上的一个台阶和桥梁。
愿读者继续喜爱《闲话林语堂》这颗在今天看来略带青涩的光润的果实。
2015年12月30日于北京
林语堂，著名语言学家、小说家、散文家，更是中国现代少有的双语作家，曾于1940年、1950年、1975年先后三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将孔孟老庄哲学，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海外，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
而在20世纪，林语堂被认为是一位带有神秘色彩的作家，这种神秘一方面来自他自身人生经历的曲折复杂，另一方面来自主流文化力量对他的拒斥与封闭。他曾是鲁迅的批判对象，他曾与赛珍珠对簿公堂，更有人指责他晚节不保。他在中国受到冷落的同时，却在海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学术界对他的冷漠、指责与国外学术界对他的高度评价形成一种鲜明的反差。
林语堂研究专家王兆胜在《闲话林语堂》中，与林语堂进行了一场灵魂的对话，解读林语堂错综复杂的“一捆矛盾”，并指出：林语堂的价值是指向当下，甚至是指向未来的。这似乎也暗合了林语堂自己的预见：“我是个不合时宜的人物，但我的书主要是写给数十年后的人看的。”
王兆胜的这本《闲话林语堂》从多角度介绍了林语堂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其文化理想，写出了他的个性癖好，在徐徐而谈之中给我们展示出一个有血有肉、富有个性的林语堂。其中也讲述了他与鲁迅、胡适、周作人、郁达夫、赛珍珠、郭沫若等人当年的文坛恩怨，拂去历史的浮尘，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寓学理于闲适之中，读来生动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