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录》是“蠹鱼文丛”之一，为著名学者扬之水（赵丽雅）先生最新的一本散文随笔集，收录了作者编辑、治学生涯中提携帮助过自己的师友回忆文章十余篇，涉及徐梵澄、谷林、赵萝蕤、孙机、金性尧等当代著名学者，可从中一窥这些学人治学、为人的不同侧面。

扬之水，浙江诸暨人，原名赵丽雅。1986年至1996年担任《读书》编辑。1996年起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开始深入研究文物考古，用考古学的成果来研究文学作品，著作有《诗经名物新证》、《诗经别裁》、《脂麻通鉴》、《先秦诗文史》等。

《问道录》为著名学者扬之水（赵丽雅）先生最新的一本随笔集，收录了：《绿窗下的旧风景》、《谷林先生的最后一通来书》、《今在我家》、《泗原先生》、《关于南星先生》、《尽情灯火走轻车》、《“应折柔条过千尺”——送别杨成凯》、《以“常识”打底的专深之研究——孙机先生治学散记》、《仰观与俯察》、《我与书》等作品。

关于梵澄先生——《读书》十年日记摘抄

绿窗下的旧风景

谷林先生的最后一通来书

今在我家

泗原先生

萝蕤师——《读书》十年日记摘抄

关于南星先生

尽情灯火走轻车

“应折柔条过千尺”——送别杨成凯

以“常识”打底的专深之研究——孙机先生治学散记

仰观与俯察

《从历史中醒来》跋

我与书

后记

九月廿三日（一）

访徐梵澄先生，取合同，取稿件，临别时，硬塞我两块月饼（八珍花粉）。

十月十六日（三）

午间往梵澄先生家，送去《周天集》样书，他说刚接到稿费一千五百元，已存入银行，待过节时，给我提成五百元，自然谢绝，先生道：“再说，再说。”

说起与许广平的一些不愉快，他说，每次去见鲁迅，谈话时，许广平总是离开的，“我们谈的，她不懂。”关于抄稿子的事，他说：“原以为鲁迅有几个‘小喽啰’，没想到一个也没有，却是让许广平来抄，她便生气了。”又说到，“看了你们的第九期，有一页文字全部可删。”（即吕叔湘文中的最后部分）

十一月二十六日（二）

往徐先生家送挂历。

讲起他的那一篇《星花旧影》，他说，还有不少话都删去了，当日稿成，曾拿给一位老朋友去看，那位指某某处说：“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又指某某处道：“这也是不可以的。”结果大事笔削，“那么现在把它写出来不好吗？可作一篇补遗。”先生只是摇头。说：“海婴还在，我和他关系很好的，有些事讲出来会让他不高兴。”于是说起当日和鲁迅一起吃饭的情景，“一桌上，我，先生、师母、海婴，还有他的一个小表妹，——是师母妹妹的女儿。先生总是要喝一小杯绍酒的，我也喝一杯，而海婴总是闹个不停，一会儿要吃小妹的菜，一会儿又要这要那，弄得先生酒也喝不好。我就讲： ‘我小的时候，总是单独一个小桌子，一碗饭，两碟菜，规规矩矩地吃，与大人们那一桌毫无影响。’先生当然明白我的意思，于是慢慢说一句：‘个把孩子哕！’也就过去，先生对这个独生宝贝是有点溺爱的。”

问起先生的家世，他说，祖父一辈做过官的，但不大，中过举人。伯父在镇上做事，借了皇库的银子，围湖造田（洞庭湖干涸的部分）。这片地很肥，产量非常高，粮食运到长沙去卖，三年就还清了债，以后就把钱用来买了不少长沙周同的地，家里就这样富起来了。他们这一辈的堂兄弟（先生最小）念书都念得非常好，但科举一废，一切都完了，有几位没有事情做，就躺在家里抽大烟，家道便中落了。他有一个哥哥到美国留学，后来去了台湾，八十多岁去世，这一辈中只剩下先生一人了。又问父母在世时，为什么没有订下婚姻？先生说，抗战，留学，始终没有安定，后母丧，依礼守制三年，不可言婚事，再后又父丧，仍是三年，一拖再拖，也就拖了下来。

临别，一定要给我五百块钱，说是两次为他编书的提成。坚拒，而不允，一再讲：“这是我的一份心意，而且，我留着钱也没有用，我早想好了，死后全部遗产捐给宋庆龄基金会，也就完事大吉。我发现，近来生活费用越来越高，我希望能够用这点钱作为补助，或者你用儿子的名义存入银行，定期十年。”为此反复争执，看看实在无法说服他，也只得如此。或者可以用这笔钱托人在海外买几盒上好的烟丝，先生每叹国内的烟丝质量太差，说烟叶是好的，只是制作工艺不过关。也还可以买一盒漳州印泥及好刻刀之类的用品。

前些时曾陆陆续续抄过一些先生的诗，后辍。今日决定重新来过，好好做一遍。先取卷一三十叶。

午后飘起细雪。

又记起先生所说，当年祖母很是操劳，一年下来，光是为儿子们做鞋，就做了一箩筐。故祖母病重时，伯父一辈都非常着急，求医问药皆无效，后祖父决定请神，遂备了重礼往陶公（名陶淡）庙，儿子们依次剪下辫子的一截，供在香案上，意为减自己的寿以为母亲添寿。但祖母还是故去了（得年七十余）。然而据先生的姐姐讲，祖父一辈人，皆是六十多岁亡故。看来神的买卖也是只可减不可加的。

十二月六日（五）

往发行部，取《周天集》作者样书，然后送往徐先生处。带去刻刀及在东大桥食品商场所购茶叶、饼干等物。先生一见就笑了，说那笔钱不是让你这样花的，那意思是请你存进银行，自己慢慢使用，即使是为我买东西，也不必这样急呀。我发现你真是一个急性子，就像你喝咖啡一样，每次总要咕咚咕咚一气灌下去。

“你的那个陆灏呀（应该说你介绍来的陆灏），没有前途！”突然说了这么一句，听后不免惊讶。原来是他最近收到寄来的《文汇读书周报》，颇有不以为然之处，如所刊魏广州一文（《（书林清话）的得与失》），连《书林清话》作者的名字都没有提。认为周报终究“海派”一类，是留不下痕迹的。“报纸可以不去管它，不必费什么心思就能拼出一版，但希望这位陆灏学有专门，无论如何一定要用心专一门，不然的话，没有什么发展。”

送我一册《周天集》，在写下“丽雅大妹惠正”几个字的时候，说道：“我晚年得遇这样一位大妹——”

又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凡经你手发的稿子（指先生的稿子），都请你把它剪贴起来，装订在一起。”当下就把刊在《读书》上的《蓬屋说诗》都剪了下来。

往琉璃厂为徐先生购得漳州印泥及信笺。

P42-45

应书友周音莹之约，勉强凑成如此一编。收录在这里的多为旧作，跨度差不多有三十年。写于上世纪的篇什，都是摘自日记，其中的《梵澄先生》曾以《日记中的梵澄先生》为题收入与陆灏合著的《梵澄先生》一书，以“纪念梵澄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名义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印行（二〇〇九年）。馀者曾收入《梧柿楼杂稿》。我在该书后记中写道：“与同龄人一样，在不能读书的青年时代去务农，去做工，开卡车，蹬三轮，送白菜，卖西瓜，等等，概为七十年代所历，那时候大家都是如此过来的。惟一不同的是，现在的学者，当年的工农，在恢复高考制度后都去考了大学，完成了高等教育，而我虽然也曾考取，却是阴错阳差终于未能入学，只好通过自学完成学业。而自学，在我的同代人中也不是怎样的新鲜事。自己以为幸运的是，我能够走进《读书》，十年后，又有幸遇到一位好老师。教人每每感念不置的是，我还有很多随时相助的好朋友。”“数年经营文字的体会，是写人最难。《读书》十年，从众师问学，获益良多，然而以自己之笔拙，却轻易不敢为众师画像，因此始终是藏于心者多，笔诸文字少。收在本书里的几则，实在未能写出诸家风采，不过存此雪泥鸿爪，藉以寄托久寓心中的怀想和感念。”今编此集，原想把久藏于心者勉力写出来，却依然力不从心。不得已，放弃打算，只是仍以日记摘抄的方式，补缀点滴，附于末。

（一）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廿日（日）

傍晚意外接到吴学昭电话，说她受杨绛之托，近日正在帮助处理遗物，杨绛辞世前曾把手中的信件整理分类，一部分是属于好朋友的，因委托吴学昭一一退还本人，而退还的时候要附上一丽件自用的物品，她说这里有我的两封信和一张明信片，准备近日寄还，并为我选了一枚发卡作为纪念，——按照古人的说法，应该叫作“遗念物”。

——真是很意外，一直以为杨绛老师早就不记得我了，怕添麻烦，也不敢再去叨扰，没想到竟然会被列入“朋友圈”。更没想到老人家会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细心考虑到信件如果流失会给写信人带来不便，而用了如此温暖的方法妥善处理。后来在《作家文摘》看到吴学昭《送杨绛先生回家》一文，其中说道为保护自己及他人隐私，杨绛先生“亲手毁了写了多年的日记，毁了许多友人来信，仅留下‘实在舍不得下手’的极小部分”，那么我的这几通，竟还是杨绛老师有意存留下来的。

初读《管锥编》，是一九七九年我在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的时候，那也就是我开始系统读书之际，这一年已经二十五岁了。前几年我曾说过《管锥编》是我的入门书，也就是这个意思，即由此明白了应该读什么书和怎样读书。而在这之前早就读过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插队的时候，记不得由什么途径过手这么一本破旧的小册子。书荒的年代里，它不啻大餐，同室的几个人传看之后又传往下一站。这以后很久，大家都还在津津乐道书里的各种情节。小说作者佚名，于是记住了译者名杨绛。

和杨绛老师的通信始于一九八四年，大约一共十几封，而每次总会很快接到回复。《小癞子》自然是信中提到的，杨绛老师因寄我一份刊发在《读书》的《介绍（小癞子）》，原是从一九八四年第六期上拆出来的散页，天头上写着：“谢谢你三月八日来信，因想起这篇文章，寄你请教。”杨绛老师保留的三通，分别写于一九八七、八八和八九年，其中一通写道：“记钱先生有言：读书以极其志，一事也；以读书为其极至，又一事也。我取后者为事，便最得趣，因此常常是快乐的。”杨绛老师回信中针对这一段话道：“书可作良师益友，可是不能喧宾夺主，盼你勿忘了自己是主人。你引了锺书的话，他本人却不知出处。你读书用功竟打倒了钱锺书！一笑。”当然知道是玩笑，却也教人兴奋了好久。

（二）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日（一）

接到徐伯母电话，说新近出版了“徐苹芳北京文献整理系列”四大本，是据徐先生的手稿影印，“想分送给老朋友”。约好明日往取。

——称“老朋友”自然是客气，其实我是得到徐先生扶掖的晚辈。

徐先生话很少，不论打电话还是面谈，通电话的时候就更简捷，“哦”，“是”，是我听到最多的回应，但提出的请求却从未拒绝。定陵出土金银首饰是我关注多年的一批，也曾撰文考证，但总没有机会亲验实物，于是希望徐先生帮忙，没想到竟然很快如愿。与湖南省博物馆合作编撰《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发现与研究》，最初有想法的时候，徐先生就很支持，书成，请先生作序，也是一口允诺，并且很快写好。小书《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三卷出齐后，中华书局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一个小型恳谈会，我在二〇一一年一月八号的日记中记道：“徐俊主持。第一位发言是徐苹芳先生，谈了四点意见。第一说到我的勤奋和这项工作的不容易。第二说到书里所体现的文献功夫。第三是实物的考察和研究。第四说到中国考古学中的手工业考古至今还没有人做，而我走在前面，先迈出了这一步。最后说，近年学术界的状况，不是进步，而是沉沦，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应该好好思考，到底应该怎样做。”当年的五月下旬我在宁夏考察，二十二号那一天接到秦大树电话，说受人委托通知我：今晨五点钟，徐苹芳先生过世了。次日接到小儿发来的短信：“北晚登了个豆腐块，徐苹芳先生因病昨日去世。回想母亲大人新书恳谈会上，徐老仿佛履行文化使命一般，尽老迈之躯奋力鼓吹，其音容笑貌不断在脑海中闪回，恍如昨日，不禁泫然。”  初次拜见徐先生，大约是在一九九六年我调到社科院后不久，其时在遇安师指导下写就一文题作《古器丛考三则》，吴小如先生看过后，主张刊发《燕京学报》，那是他和徐先生共同负责的。几天之后，接到徐先生电话，约我去先生家里。见面后告诉我说，小文不很合于《燕京学报》的宗旨和体例，就不打算采用了。语言很委婉，也有勉励的话，末了说道：“你遇到问题可以去请教陈公柔先生，他学问非常好，如今退休了，你们两家又离得近。”以后我果然常往陈先生处求教，多有所获。聊得熟了，陈先生告诉我说：“徐苹芳和我议论过你的事，他说，你这个初中学历，恐怕在社科院站不住。”至此才明白徐先生的一片深心。

丁酉小暑记于棔柿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