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茵学派的文章通常并不容易阅读，因其内容常常是远离意识的，或者说，需要与深潜在意识之下的潜意识进行联结。那么，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在心理治疗领域浸润多年的资深人士，都带着你独有的经验来阅读R.D.欣谢尔伍德著的《临床克莱茵(克莱茵学派精神分析的历史临床理论与经典案例)/英国精神分析系列丛书》吧，带着你的热情或天真，迷惑或质疑。

R.D.欣谢尔伍德著的《临床克莱茵(克莱茵学派精神分析的历史临床理论与经典案例)/英国精神分析系列丛书》首次从临床与历史的视角对克莱茵学派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阐述。精神分析的理论大多来源于分析与治疗的临床工作，本书展示的正是梅兰妮·克莱茵以及她的追随者如何通过治疗个案的经验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临床理论。无论是想了解克莱茵学派精彩的历史，还是作为临床训练的教材，本书都是一本不可或缺的读物。

引言 献给困惑的读者

第一部分：基本原理

 第一章 精神分析的背景

 第二章 内摄与投射

 第三章 无意识幻想

第二部分 梅兰妮·克莱茵的贡献

 第四章 儿童分析的方法

 第五章 内在客体

 第六章 抑郁位置

 第七章 偏执分裂位置

 第八章 投射性认同

 第九章 死本能与嫉妒

 第二部分后记 全能或真实

第三部分 情感接触与“K”连接

 第十章 反移情

 第十一章 认识与被认识

 第十二章 俄狄浦斯式认识

 第十三章 被扰动

 第十四章 僵局与人格组织

 第十五章 改变与发展

 第三部分后记 克莱茵学派技术的发展

回顾 前进与历史

参考文献

第二部分后记

全能或真实

在这个后记中，我应该暂缓继续新的内容，而用一种系统的方式，将目前为止提到的一系列克莱茵学派的重要基本发现聚集到一起。这些都是克莱茵1960年逝世之前的发现，全都由她本人发起。在这篇后记中，我将不再引用更多的临床材料。这些发现形成了一个系列，因为它们都涉及一种特殊的区分，可以从多种角度来看。整体上说，就是从偏执—分裂位置到抑郁位置的转变。

投射性认同：让我们先来看看比昂强调的区别（见第八章）。克莱茵将投射性认同明确地描述为一种将坏的自体部分与坏客体一起驱逐的方式，以高度的暴力性为特征，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身份感与现实感的扭曲。在连续谱的另一端，比昂描述了投射性认同如何被用来沟通，产生不那么强有力的影响。在攻击性最少的这一端，自体与客体的身份没有发生混淆（进入他人的角色，同时不忘记自己是谁）。偏执分裂位置与抑郁位置区别的第一个方面是从暴力的入侵到共情。

全能的幻想：当一个人在幻想中驱逐了自体的一些部分，他会有丧失以及耗尽的感觉，好像这些自体的部分真的已经消失不见了。这类原始幻想的影响是：个体觉得幻想真的伴随着相应的现实。内在世界的感觉也被当成了现实。如果事物被认为是有益的，那么它最好能够发生。如果当事人足够坚定地认为他不足以被称为人，自体感就会受到影响，会真实地感觉到更渺小、更空虚、更贫乏，反过来，这会导致态度、感觉及行为都建立在渺小与空虚感的基础上。弗洛伊德的名言“幻想的全能感”覆盖了这点。与此不同的是另一类幻想，它们可以保留一些意识：这“仅仅”是幻想。太强烈的幻想，能够决定身份、态度、情绪以及关系；而享受“作为一种幻想”的幻想，是想象力以及个人意义的来源。第一类幻想，被称为是“全能的”，因为它们拥有一些真实的影响，可以说是有形的。在投射性认同的例子中，好像当事人及他们心智的有形区块真实地被移走，放置在另一个物理空间中，或是另一个人内部。因为幻想的“真实”影响，全能感与有形性不再仅仅是幻想而已，它们可以被看作真实的过程。在幻想中，包含幻想引发的结果的客观特性，以及对幻想的主观体验。这是第二个区别：全能与非全能。

原始防御机制：弗洛伊德示意非常年幼的婴儿使用的防御机制与神经症的防御机制有着不用的性质。他还示意说，不同之一就是这些防御运作过程中会出现较强的敌意。克莱茵的结论证实了这点：她描述了投射、分裂、认同、内摄等原始防御机制。事实上，这些防御的特征是攻击性，婴儿运用这些防御对抗早期形式的攻击冲动。所以，防御中充满了非常暴力的攻击性。克莱茵拿它们跟年长儿童及成人的神经症防御做对比—以压抑为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第二章），原始的防御机制拥有主观水平的幻想，同时成为心理的过程，决定了早期人格发展的基本方面，尤其是在形成身份感与自体感的过程中。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被修改—例如，分裂人格（使各部分失去联系）变成了压抑，即，意识与潜意识心智之间的分裂（例如，案例分裂攻击性的男人的梦）。这种原始防御与神经症防御之间的区分是第三个方面。

自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体感的形成以及身份的统整都围绕着将一个好客体安全合理地安置在当事人内部的经验。在早期的发展阶段（一生中都在进行，程度有所变化），这会需要夸大自体的好，通过持续地驱逐坏的自体部分、并入外界好的事物来达到。因此，有时在婴儿身上（或后来生命中出现压力时）会出现大量不现实地重新分配自体与他人之间好与坏的事物的状态。它们全然依赖全能的幻想，以及分裂、投射、内摄、认同等原始防御机制。这些状态被称为自恋，对自体部分的重新分配被认为是强烈的。不过，因为它们也包含了其他人的一些方面，这些人会参与价值的再分配，所以这些状态通常是不稳定的，当事人面临着崩溃的威胁。第四种区别在于：一方面是自恋的客体关系；另一方面是认识到他人与自己各自的现实，双方都是既好又坏的现实混合体。

象征：随后（第十一章）我们将看到象征符号组建的两种方式。一个象征符号可能代表了它象征的事物（它的意义），或者，它被真实地认为等同于它所要代表的事物，这是后面要讲的。第五个区别是：两种象征，这和上述全能的投射性认同与共情之间的区分有着密切的联系。

认同：成熟的过程包含了放弃全能幻想的需要，以及认清自己与他人的现实。这种为了更大程度地接受现实而做的挣扎特别出现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中。婴儿需要进行一个跨越一种心智空间的移动—从把自己体验为一对配偶（母亲／婴儿）的一部分到目睹一对配偶（母亲／父亲）将自己排除在外。这是一种极为困难的过渡，因为涉及强烈的激情，爱与谋杀的冲动同时出现，俄狄浦斯情结在这一发展步伐上是尤为突出的。不过，这一步伐与我先前提到的全能幻想与接受现实之间的区分有关。当弗洛伊德治疗狼人（Wolf Man）的时候，他发现了他所认为的早期创伤，大约在孩子18个月大的时候，狼人目睹了父母的性交。弗洛伊德指出，狼人为何没有成功地完成这种必要的心理发展，而是心智无意识地被父母性交的场景占据着，持续地把自己认同为夫妻中的一员，是因为全能的幻想，他通过认同父母中的一方或另一方，保持一种插入父母性交的状态。这会严重妨碍他的发展。一个更有利的发展出现在弗洛伊德对这个小男孩的描述中，他开始接受自己像父亲，可以做父亲做的事，不过不是现在。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延迟满足的行为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步骤，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所说的发展步骤：认识到像父亲，不过不再认为自己就是父亲—相似，但是是分开的。通过像某人的方式认同某人，与通过等同于某人的方式认同某人是两种不同的认同形式，与之相对应的是两种象征。它们是分开的，早期阶段的俄狄浦斯情结与成熟形式的俄狄浦斯情结之间的差别是第六种区别。成为某人，正如精神分裂症病人会认为的那样，他是法国的国王，拥有全能的特质；像某人则拥有不同的特质，这来自于放弃全能感、认识到他人的独立性。(P161-164)

我对方峰主动翻译《临床克莱茵))的工作印象深刻。感觉上，这本书像是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旅途。它从英国远道而来，我想知道，它将在中国的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以及知识分子当中找到怎样的归宿。

在我们西方人眼中，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文化，它高水准的涵养与成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存在的时间比任何我们眼前的文化都要更久远的文化。比起中国，希腊、罗马以及大英帝国甚至中世纪都显得非常短暂。令人惊讶的是，如此长期稳定的文化希望从我们这里寻求新的理解。当然，西方国家可以提供探索物质世界的技术。不过，我们现在不得不考量，在理解人性本身以及人类经验的领域内，我们又能够提供多少。精神分析自称是一种新的人性观，对西方之外的文化而言，会显得比较新奇。

此外，本书提及的是精神分析的一个特定的流派——将当事人放置在他的人际关系背景中(客体关系精神分析)。梅兰妮·克莱茵(MelanieKlein)探索的是非常年幼的孩童的经验，这使她提出了有关婴儿感受与“想法”的假设。进入婴儿非常早期心理的视野，使她描绘出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社会则是利用这样的天性创造了每一个全新的个体。社会作为与他人关系的环境，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同时也给每个人划定了界限。

克莱茵总在谈论无意识心智中较为深度的层面，她确信自己为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增添了一些重要的内容。在她的自传中(于2016年发表在梅兰妮·克莱茵基金会的网站上)，她曾说，“将我所知道的变成对精神分析极为重要的贡献”。这不是一种谦虚的观点，她承认自己拥有相当大的抱负。不过，她描述了这样的个人抱负如何从自身的骄傲，转变成为精神分析发展作贡献的志向。她最有价值的贡献就是她发现的深层无意识，在她于1960年过世后，她的同事及学生多年以来扩展并澄清了这一发现。

克莱茵学派的精神分析，撇开了古典精神分析中较为机械的人性观。梅兰妮·克莱茵在她的工作中从未提及经济学模型(the economicmodel)，也不说“心理能量(psychic energy)”。相反，克莱茵开始跟幼小的儿童工作，在玩玩具的过程中，她发现他们在表达一些难过的、可怕的焦虑。她对追溯焦虑的起源没有兴趣——她感兴趣的是孩子受到的痛苦。他们的焦虑触动了她，让她试图帮助他们缓解这些痛苦的焦虑。

结果，她构建出儿童心智的模型，类似于玩具摆放的形式(她称这些玩具为“客体”)。在游戏室内，儿童使用这些玩具来表达他们的内心及故事。克莱茵学派论述的语气倾向于“贴近经验(experience-near)”，与古典精神分析有所不同。“贴近经验”这个术语来源于科胡特(Kohut)，他曾经试图用这个术语描述他所认为的：古典精神分析已经进入了死胡同。本书试图抓住从经验上聚焦于心理体验的过程，这是克莱茵学派(以及更多近来的精神分析学派)的特征。它放弃了基于生物的本能概念。

在某种程度上，精神分析，包括克莱茵学派，产自于一种新自由主义资本家的人性观。不过，至今为止，由于精神分析的摸索深入纯粹的社会影响之下，它染上了一种持久的激进色彩。因此，它可以质疑：是否只有社会影响构成了个人形成的基础昵？每种文化都会对当中的人类发展施加影响，而在社会影响之下，精神分析可以挖掘一个深洞。因此，我们认为，当个人选择自己特有的方式去应对并经历社会影响时，他也就带入了自身的影响。

这样的深度层面是否真的存在于一切文化影响、社会偏见、历史事件以及经济压力之下，还有待观察。或许，让其他的文化(例如，中国)接收克莱茵的观点，就可以表明：精神分析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所有的人类——在多大程度上，它只是一种19世纪犹太人的维也纳心理学。

鲍勃·欣谢尔伍德(Bob Hinshelwood)

2016年6月

我发现自己正在一次又一次地强调，克莱茵学派的魅力是品尝非常遥远的经验形式。这些经验形式大多来自“精神病的”病人，常常看似有违精神分析技术圈外的大众写作形式。克莱茵学者真的相信，一层整个分开的心智已经被揭露出来，位于常见的普通俄狄浦斯情结之下——也不是普通的日常意识经验能够觉察到的。在婴儿生活时期，最早期的层面消失了，潜入发展过程中“地壳运动”的下面。精神分析式的探索路径，经历了从分析儿童到分析精神病人的过程：前者比较贴近早期婴儿式的经验；后者并未恰当地进入心智的成熟形式。这条路径贯穿了三十年，从1934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精神分析并没有回到过去的相同问题上。旧有的问题是普通的俄狄浦斯、象征，等等，在我们探索了底层的世界后，这些都被赋予了极为不同的含义。我们不再诊断癔症、强迫症，等等。相反，我们涉及的是那些不完全是精神病的人——被广泛地称作“边缘型人格”的人。我们也涉及不同的概念——思考与学习的衰弱(“负K”)，有组织的内在残酷行为，等等。这些改写了俄狄浦斯情结，创造了关于它的新版本。通过绕进这些原始的层面，克莱茵学者不断地重新定义着心智过程的世界。

作为特殊的克莱茵学派，我们的探索带来了什么样的发现呢？

首先，最重要的理论概念：死本能。这或多或少是一个完全受到其他精神分析流派排斥的概念——它的临床表现形式无疑是嫉妒，以及死本能衍生出的攻击性与爱之间细微的互动。

第二，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清晰的区分，以及因此出现的内在客体与外在客体的区分。有形的内在客体与温尼科特(Winnicott，1971)的“过渡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不同，与心理表象的观点有关，是一种内在象征(Sandler，1987)。

第三，意义是一种由主体心智状态促成的经验，而不是主体学到的外在客体与生俱来的特质。当然，社会意义是习得的，以共有的内在无意识幻想为基础，这些幻想在个人及社会层面上得到表达。

第四，将无意识幻想与意义转变为(意识中的)思维，接着用大脑思考它们。

第五，克莱茵学派的反移情观点是一个心灵内部的版本，其特点是分析师活跃的内在世界与病人心灵内部的世界产生共鸣。

第六，克莱茵学派的精神分析师特别强调：在会谈中，诠释应该处理移情在当下的反响(reverberations)。干预不能冒险成为对抗反移情扰动的防御，或者说，至少不能冒险让病人经验到这种方式。

第七，与第一点相关。病理性组织最近被概念化，指的是个体人格中包含导向自体的破坏性的一个机构，这些破坏性是未经修改的死本能衍生物。这些组织会造成精神分析中精确、微妙且持久的僵局。  本书中选择的临床报告，大多包含了“联想—诠释—回应”这个公式，虽然这不是克莱茵学派特有的概念。即使如此，我提供的案例并不总能贴近这个可作为证据的临床过程。我发现自己使用的很多解释并不总能按照我的意愿，一丝不苟地记录这个亲密的过程。

梅尔泽(1967)对精神分析过程的很多其他方面进行了有趣的讨论，不过，我选择了对概念的临床证实极为重要的方面。克莱茵学派的精神分析将来会被证明是“科学”的死胡同，这是很多人已经做出的预测。他们说，精神分析的未来在别处。然而，无论未来会怎样，过去的发现大多已经被接纳，这些发现是：包含混合情感状态的抑郁位置概念(它被广泛认为是各种微妙的情感回应以及饱含诗意的想象力的来源)；破碎与分裂特有的恐惧(terror)；内在心灵世界中人际关联被涵容的经验；以及作为支柱的投射性认同概念。令人感激的是(或相反地)，目前这些概念在精神分析领域内正在被广泛地使用——欧洲大陆，南美以及别处，也包括英国多数的非克莱茵学派精神分析师。

在这些奇怪、难懂的发现之后，精神分析不得不发生改变。有些人认为，克莱茵学者已经告别了我们知道的现实，被拖入了病人野蛮幻想中的分离的自由(detached freedom)——或者说，正如一些人相信的那样，进入他们自己不受支持的幻想世界中。但是，作为成人，远离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感觉，并不意味着克莱茵学者真的生活在幻想世界中，也不能说他们相信自己的病人生活在幻想世界中。问题在于抓住两者的混合物——外在与内在世界。尤其是在生命的早期阶段，这样的混合持续地发生变化，出现各种令人困惑的比例。婴儿的外在“世界”与成人的外在“世界”极为不同。婴儿处在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中，意识到的物理性质可能只能用心理概念来理解——也就是说，婴儿可以看到它周围的(以及它内部的)一切事物的动机。因此，婴儿的外在世界首先是“社会的”。它感知到的其他心智，也像它自己一样，有着目的、冲动和欲望。起初，婴儿通过好奇、恨与爱，与这些跟它自己一样的心理客体建立起连接。

因此，克莱茵学者认为，在潜意识工作的心智层面上，外在世界是一个社会性的世界，不是一个真实的物质世界。事实上，克莱茵学派的精神分析师有着将理论概念应用于社会环境的传统(例如：MenziesLyth，1988，1989)。不过，“社会”现实是流动的。主体与客体双方各不相同。这样动荡的世界会对主体产生深远的影响——与有形的外在世界相当不同，有形的外在世界通常出现在成人的意识经验中。就当代精神分析而言，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病人不能真的给出有关他(她)心智深度运作的观点，相反，他(她)能提供的是与另一个心智的互动——投射进入那个心智，或者接收来自那个心智的投射。这是病人自己感知到的互动——的确，这样的感知灌注了他(她)自己的感知方法。

亚伯拉罕提倡将焦点放在病人对自己心智的感知与描述上，因此，留给分析师的描述心智工作的空间(越过记录病人自己的看法)就很少了。一些人反对这个观点，他们抱怨说，这样的取向实际上违反了精神分析超心理学(metapsychology)的整体性。超心理学包含一些理论，建立在多数个体心理学的基础上，通过归纳各个病人身上的发现，创造了一系列有关人类心理的普遍概念。事实上，精神分析内部总是存在着张力，它存在于仔细关注个体心智如何工作(各种精神分析性的治疗工作)与发现和建构一个普通心理系统之间。弗洛伊德早期的工作，主要基于以下观点：每个病人的症状与梦境都必须时时地破译，因为它们特殊的个人意义。当然，这样的观点很快就让位于构建一般理论的尝试，他将这样的理论称为超心理学。

事实上，译码(诠释)的观点本身就是一个有关意义与心智内容的一般理论。精神分析内部仍然有着持续的分歧：去分析个体，还是去构造超心理学理论。争议在于是否能够客观地看待这个话题——构建一个适用于个体一切变化的一般视角理论，相当于自然科学，例如物理学，寻求关于物质性质的一般理论。或者是，选择一个主观的取向，强调个体自身的经验。克莱茵学者是这一争论很主要的部分，在20世纪40年代，有关克莱茵是精神分析反叛者的论战达到了高峰。这样的差异并不必然要引起这么大的冲突。原则上，至少没有理由让主观的个体经验拥有更普遍的模式和性质。谈到收集主观数据的实践，确实会出现问题。我们没有适当的工作原则，像自然科学家收集客观数据那样收集主观(或是主体间的)数据。寻找这样的原则成了精神分析内部的迫切需要，为了让收集主观数据的过程跟收集客体数据一样缜密。

在20世纪期间，人类越来越多地被当作心理个体来理解。因此，他们的困难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心理层面上的，较少是道德上的。这一改变的动力由很多因素组成，不过精神分析是当中最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跨越我们整个文化，精神分析构建了对心理疾病与困扰的一般认识。随着精神分析观点的传播，心理困境的呈现渗透着精神分析的看法。这为精神分析师创造了特殊的情境。他们面临着一个不断变化的目标。新的病人类型意味着新的观点以及新的工作方式，不过它们也意味着病人以新的方式呈现他们自己，因此，精神分析探索有了新的目标。

精神分析师为此感到不安。作为科学家——通常是医学科学家_我们习惯于认为我们在探索永恒的现实——就我们的情况而言，则是有关人类的永恒现实。接着，精神分析师受到了一种诱惑去抵制本书中讨论的那种往复的互动。在人际间的波动中，精神分析师有时会求助于离散的分类(通常被称为诊断)。这是一种对医药科学的盲目效仿：拥有一致的、定义明确的分类，会带来持久与稳定的感觉。事实上，我们不该寻求这样的分类。对病人而言，将他(她)潜在的互动归纳为一种诊断，这样缺乏宽容的做法是痛苦的，病人变成了一个病理性的存在体，而不是一个带有冲突的人。毕竟，病人作为富有情感的、处于挣扎中的同事，才是精神分析师寻找的主观实体。这是精神分析成为主体科学(a science of the subject)的标志。

本书清晰易懂、发人深思，能够帮助精神分析师了解克莱茵学派最新的发展，也可以让所有的心理治疗师熟悉当代精神分析思想的一个重要流派。

——奥托·科恩伯格(Otto F.Kernberg)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前任主席